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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起源被戈登·柴尔德(V. G. Childe)称为新石器时代革命或改变人类经济的第一次革命[1],并被认为是考古学探索的三大战略性基石之一。这个课题不仅是考古学所关注,也为其他学科的专家所思考。这种思索可以追溯到考古学诞生之前,比如早在1673年,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W. Temple)就曾提出,密度很高的人口会迫使人们辛勤地劳作。1843年,瑞典考古学家斯文·尼尔森(S. Nilsson)认为,人口的增长导致了斯堪的纳维亚从游牧向农业的转变。真正以考古发掘来探索农业起源,并提出农业起源动力的假设,则是以美国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拉斐尔·庞佩利(R. Pumpelly)的研究为起点。从1903年开始,庞佩利团队对当时俄国土库曼斯坦的安诺(Anau)遗址进行了发掘。他的绿洲理论被柴尔德进一步发挥后在旧大陆极其流行,并被认为是考古学过程论解释的早期代表[2]242,深刻影响到后续的农业起源研究。 二次大战后,在英国的经济学和美国的生态学方法的激励下,农业起源的考古探索开启了新的征程。并以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 Braidwood)团队1948—1955年的伊拉克扎尔莫(Jarmo)项目和理查德·麦克尼什(R. MacNeish)团队的墨西哥特化坎(Tehuacán)项目为代表。这两个项目被认为是考古学多学科探索的重要起点[2]283。1966年,肯特·弗兰纳利(K. V. Flannery)团队启动了墨西哥瓦哈卡(Oaxaca)河谷圭拉那魁兹(GuiláNaquitz)洞穴的发掘项目,以探索墨西哥南部高地的农业起源[3]。这些项目代表了美国考古学家前赴后继的探索精神,他们锲而不舍的开拓和创新将作为里程碑载入考古学史册。 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支持下,弗兰纳利《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一书的中文版已经出版。弗兰纳利曾经参与过布雷德伍德团队和麦克尼什团队的发掘项目,这些经历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走向。而《圭拉那魁兹》一书作为他一生的扛鼎之作,为美国过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本文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回顾从安诺遗址到圭拉那魁兹洞穴的探索历程,并审视这项探索前进中的重大转变,以期为我国的同类研究提供可供借鉴的榜样。 《圭拉那魁兹:墨西哥瓦哈卡的古代期觅食与早期农业》书影 一、安诺遗址 安诺遗址与庞佩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庞佩利是美国地质学家、矿物学家和探险家,他就读于弗莱堡矿业学院(Freiburg Mining Academy),毕业后成为亚利桑那州的一名矿业工程师。1861年,他应日本德川幕府的邀请,前往北海道进行地质考察,并在北海道大学传授采矿技术。1863年,庞佩利应清政府的邀请,参加我国的地质研究和煤矿勘探。1864—1865年,他考察了戈壁沙漠和长江流域,之后取道蒙古和西伯利亚前往彼得堡。1866年,他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1905年任美国地质学会的主席。 庞佩利对安诺遗址的发掘深受他1863年对中国和蒙古考察的影响,他对中国肥沃土地与蒙古贫瘠沙漠之间的强烈反差印象深刻。他从中国地图上得知,戈壁沙漠有的地方称为旱海,意味着这里过去很可能是很大的内陆湖,这使得他希望能够通过地质学和考古学的探索来解决冰后期环境和人类适应的巨大变迁[4]。 安诺遗址位于中亚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Ashkhabad)附近,北部离伊朗边界不远。遗址包括南北两座土丘,当地称为库尔干(Kurgan)。之前由俄国考古学家进行过发掘,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前的彩陶和人类栽培谷物、驯养动物的证据。1903年,庞佩利得到俄国政府的许可,在新成立的卡内基基金会赞助下,前往中亚寻找当地农业起源的最古老证据。 1903—1905年,庞佩利以近古稀之年率领第一支中亚科学考察队前往土库曼斯坦。该项目成员可谓最早的多学科团队,其中庞佩利本人研究地质环境及文化的变迁,柏林皇家博物馆的资深德国考古学家赫伯特·施密特(Hubert Schmidt)教授对遗址进行地层学发掘和年代学研究,瑞士联邦理工大学植物学家舍伦贝格(H. C. Schellenberg)教授鉴定炭屑和谷物种子,柏林大学动物学家杜尔斯特(J. U. Duerst)研究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庞佩利的儿子韦尔斯·庞佩利(R. W.Pumpelly)从事地貌学和地文学研究,苏黎世人类学研究所的莫里森(T. Mollison)博士和体质人类学家塞尔吉(G. Sergi)研究出土人骨。此外,庞佩利还请其他专家分析了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和金属工具的化学成分。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家施密特是谢里曼(Heinrich Schilemann)的学生,曾参与过谢里曼对特洛伊的发掘,整理和研究过特洛伊出土的藏品,并对欧洲和地中海的考古材料有精深的研究。庞佩利团队的先驱性工作建立了一种用考古材料研究农业起源的基本方法,1908年出版的安诺遗址两卷本多学科研究报告,其分析和论述的科学、细致和严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叹服。 安诺遗址包括南北两个土丘。北侧土丘含有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存(安诺Ⅰ期和Ⅱ期),而南侧土丘属于青铜和铁器时代(安诺Ⅲ期和Ⅳ期)。安诺Ⅰ期(约前5000~3300年)最下层10英尺处只见野生动物的骨骼,表明人们主要依赖狩猎为生。该期后段出现了驯化的牛、猪和两种绵羊,表现为一种栽培与畜牧混合的经济。陶器手制,饰有几何花纹。安诺Ⅱ期(约前3300~2800年)为安诺Ⅰ期晚段文化的延续,但有新的发明,出现了手制的灰陶。铜器比较流行,较大的工具都用金属制作,并引入了天青石和玛瑙。延续一种农业和畜牧的混合经济,但出现了新的驯化物种,包括山羊、骆驼、狗和短角羊。安诺Ⅲ期(约前2800～2000年)与土库曼斯坦的早期城市发展有关,技术和经济都有很大进步,铜器丰富,并采用铅和砷制作合金。刻有人、动物和几何花纹的石印章十分流行。大理石和雪花石被用来制作器皿和装饰品。绵羊和山羊成为主要的家畜。安诺Ⅳ期(约前900～650年)的文化层保存很差,以8英尺厚的侵蚀物质与安诺Ⅲ期分开,陶器和金属器(铜器、青铜器及铁器)与中亚铁器时代的器物相当。 植物学家舍伦贝格根据安诺北侧土丘出土的炭屑、泥砖和陶片来鉴定植物遗存。他从炭屑中鉴定出了双子叶灌木,可能是蔷薇科或豆科植物。他从一块8厘米×6厘米的泥砖里发现了大量麦壳、麦芒和秸秆碎片,有的只是谷物的印痕和空腔灰烬,分别属于一种小型普通小麦Triticumvulgare和二棱大麦Hordeumdistichum。此外,从发掘基准面以下23～24英尺处出土的陶片羼料中也鉴定出麦子及其印痕,其中主要是二棱大麦,小麦很少。其他层位出土的陶片中也含有数量不等的麦粒印痕[5]。 动物学家杜尔斯特分析了安诺遗址出土的动物群,发现安诺北侧土丘约公元前7800年的最下层位不见任何驯化动物,主要有野牛、野马、大角野山羊和羚羊。而在离底部12英尺的层位,出现了猪以及最早驯化的绵羊,其形态很像较早层位出土的大角绵羊。之后,这类绵羊的角变得越来越小。此外,牧羊犬和马也开始饲养。到安诺Ⅱ期,突然出现了新的驯化物种,包括骆驼、无角绵羊和短角山羊。该时期羊和猪数量增加,马的数量不变,但是牛明显减少,而骆驼的引入可能表明气候的变化。杜尔斯特讨论了德国学者穆克(J.R. Mucke)的理论,即狩猎者不可能驯养动物,反刍动物如牛和羊等的饲养应该晚于谷物的栽培。杜尔斯特指出,安诺最原始人群的器物中不见箭镞等狩猎武器似乎证明了这点,虽然尚无法证明后一个观点,但是从安诺土丘的情况来看,家畜饲养者应该已经栽培谷物[6]。 根据安诺遗址的出土材料,庞佩利提出一种“绿洲假说”来解释中亚的农业起源。他认为,随着内陆湖泊和生存区域的缩小,以及野生动物的减少,人类被迫聚集到残存的绿洲附近,并采取新的生存方式,开始利用当地的植物,其中包括生长在旱地和沙漠河口湿地的各种草籽。随着人口和需求的增长,他们学会了栽培这些草籽,通过有意或无意的选择,迈出了谷物驯化的第一步[7]。 在1928年出版的《最古老的东方》(TheMost Ancient East)一书中,柴尔德采用了庞佩利的绿洲理论来解释农业的起源[8]。该理论在1927年由皮克(H.J. Peak)及弗勒(H.J.Fleure)合著的《时间的走廊》(TheCorridorsof Time)[9]一书出版前不久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后来柴尔德对这个理论做了进一步发挥,来解释农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起源[10]。但是在1928年,认为粮食生产首先在西南亚起源的说法尚未得到支持,这个理论后来成为布雷德伍德于1948年启动伊拉克扎尔莫项目的主要动机。 二、扎尔莫项目 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1948—1955年在伊拉克进行的扎尔莫项目被认为是考古学从器物类型学和年代学转向生计聚落研究的转折点,该项目意在了解近东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的转变,检验柴尔德有关农业起源的绿洲理论。扎尔莫遗址位于伊拉克北部恰姆恰马勒(Chem?chemal)镇附近的库尔德山(Kurdish hills),由伊拉克文物管理局发现,为前陶期的一处遗址,而且定居现象已明显出现。布雷德伍德之所以对扎尔莫深感兴趣,是在于它刚好位于近东“新月沃地”侧翼的丘陵地带,这片高地有足够的降雨而无需灌溉,是非常适合驯化的动植物野生祖先活动的栖息地。他认为,在这些驯化种祖先生活的地方应该可以找到最早农人和牧民的考古遗存。布雷德伍德在学生期间深受柴尔德后更新世农业革命理论的影响,对这一问题非常着迷,认为这是考古学迫切需要加以 论证和填补的空白[11]9—10。 1932和1933年,布雷德伍德先后从密歇根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之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从1933年起作为一名田野助理在阿穆克(Amuq)遗址为东方研究所的叙利亚探险队工作,1938—1942年在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与文学系的亨利·法兰克福(Henri Frankfort)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布雷德伍德成为东方研究所和人类学系的考古学教授,直至他1978年正式退休。 二战结束后,布雷德伍德希望重返叙利亚。当时伊拉克的政局要比叙利亚稳定,比较适合长期的考古田野工作,于是他在1948年启动了伊拉克北部的扎尔莫项目,其中包括发掘两处较早的遗址,一处是帕勒高拉(Palegawra)岩棚,另一处是旷野遗址卡里姆·沙赫尔(Karim Shahir)。1950—1951年的田野工作由布雷德伍德的同事布鲁斯豪(Bruce Howe)和地质学家赫伯特·赖特(Her?bert Wright)加盟,而到1954—1955年的田野季节,在美国国家基金会的赞助下,布雷德伍德得以组织起第一支多学科团队来探索近东的农业起源。除了地质学家赖特以外,这个团队还包括丹麦古植物学家汉斯·赫贝克(Hans Helbaek)、动 物 学 家 查 尔 斯·里 德(Charles Reed)、陶器与放射性碳断代专家弗里德·马特森(Fred Matson),以及包括他妻子琳达·布雷德伍德(Linda Braidwood)和布鲁斯·豪在内的四位考古学家和四位营地主管。 扎尔莫项目的研究确认,石镰、切割工具、碗等加工和储藏食物的工具证实了农业活动的存在。扎尔莫村民种植单粒小麦和二粒小麦,一种原始的大麦和小扁豆。他们的食谱还包括许多野生物种,如豆、橡子、长豆角籽、开心果和野生小麦。驯化动物有羊、绵羊、狗和驯化稍晚的猪,并伴随着最早陶器的出现。 1958年夏,由于伊拉克政局动荡,扎尔莫团队移师伊朗,改称伊朗史前考古项目。1959—1960年,年轻的伊朗考古学家埃扎特·内加班(Ezat Negahban)加盟,他在1950年代初是东方研究所的研究生。考古队在伊朗几处地点同时展开发掘,并在数个村落展开民族考古学调查。在扎格罗斯山区几处湖泊进行的孢粉学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其分析结果彻底改变了对全新世气候和环境的认识,不仅是新月沃地,甚至包括整个近东。 1963年,布雷德伍德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史前学系的哈蕾特·坎贝尔(Halet ?ambel)教授组建了史前考古合作项目,在土耳其东南部展开田野工作,将重点放在一处重要的大型村落遗址卡约努(?ay?nü)。该遗址比扎尔莫还要早几百年,但是在建筑和人工制品组合上更加独特。布雷德伍德和坎贝尔在卡约努的工作一直延续到1989年哈蕾特退休,她的一位学生、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梅米特·厄兹多干(Mehmet?zdogan)教授接任合作项目的领导工作。 扎尔莫项目及后续的近东田野考古是布雷德伍德自密歇根大学学生时代开始就孜孜以求的一个梦想,并毕其一生的努力来探索柴尔德有关农业革命的真谛。柴尔德提出西亚的农业革命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城市革命和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而布雷德伍德则用考古发掘来解决这两次革命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及为何发生的。虽然布雷德伍德团队在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的工作并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最终的答案,但是他们的研究至少证明了绿洲理论并不成立,从而激励了全世界的考古学家来共同探索这个战略性课题,由此大大推动了考古学理论、方法的进步以及对人类历史上这两件革命性事件的了解[11]11—16。 伊朗史前考古项目的另一重要成果是由两位团队新成员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和肯特·弗兰纳利取得的。他们是布雷德伍德的学生,自1961年起在伊朗西南部德赫洛兰(Deh Luran)平原启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弗兰克·霍尔和肯特·弗兰纳利对德赫洛兰阿里科什(Ali Kosh)遗址的三年发掘提供了早期农业和动物饲养的证据[12]。他们对农业起源研究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即率先采用浮选技术来提取肉眼无法发现的碳化植物种子和微小动物化石。在第一年野外发掘季结束后,弗兰纳利认为阿里科什的植物遗存很少,基本没有农业的迹象。在后来的两年里,他们采纳了考古学家斯图尔特·斯特鲁弗(Stuart Struever)的建议,对发掘的泥土进行浮选,从遗址各文化层中发现了40000多颗种子,提供了该遗址惊人完整的植物利用史,显示了二粒小麦和二棱大麦的利用日趋重要,以及灌溉对农业所发挥的作用。植物学家汉斯·赫贝克(Hans Helbaek)分析了阿里科什三个居住期出土的种子,证实它们是近东最早和最丰富的农业生计证据,尽管就目前所知近东其他地方动植物的驯化比阿里科什更早。浮选法为史前的植物考古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为农业起源研究奠定了技术和方法论的坚实基础[1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