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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民族政策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 在现代人权理论中，衡量一个国家民众的幸福感成为人权状况比较重要的维度，而在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幸福感评价指标中，把突现“个人主义”的自由度和国家GDP列入了幸福感评价中，并由此出现了一些所谓的幸福值国家排名。其中常常诟病中国是所谓的“非民主”“不自由”的国家，把中国列入国民幸福值较低国家之列。而事实上，基于民众幸福度的一些调查却发现，许多标榜“民主”“自由”的经济发达国家的民众幸福感并不高。世界著名政治学家贝淡宁就对这一套幸福感指标提出了质疑，并且引入了一个新的评价指标——“和谐指数”(Harmony Index)，他认为，“和谐指数”“衡量了影响人类福祉的四种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一国公民之间的关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5](P191)贝淡宁认为，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致力于和谐的社会关系的培育。他以全球27个国家为样本做了一项调查，得出了一份和谐指数报告。其结论是：那些国土面积比较小、人均收入比较高的国家社会和谐度较高，而国土面积大、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的社会和谐度未必高。在他的调查排名中，排在最后的5个国家分别是：巴西、美国、南非、印度、俄罗斯。而被西方国家指责为“不自由”的中国却因为在近30年中解决了数百万人的贫困问题、国家内部社会团结等原因，国民的幸福感超越美国。贝淡宁在报告中肯定了中国的“和谐”理念，在他看来，“儒家的和谐理想认为，家庭成员之间、公民之间、国家之间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繁荣兴旺的关键，因为这些关系不仅有关人类福祉，还能产生社会责任。”[5](P203)在他的分析报告中，还给出这样的判断：中国的“和谐”理念同时“影响了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中国及一些东亚国家良好的社会关系恰得益于中国儒家的“和谐”思想。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观念也贯穿着这样一种态度，即，中国儒家的“和合”思想和中国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融合态度是构建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格局的文化底蕴。 中国民族政策中对民族关系趋向的要求贯穿在中国历届领导人对民族关系的政治话语中：“民族团结”“三个离不开”“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这些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国家号召在中国各民族交往实践中发挥着政治动员的作用，也规范着民众在民族关系上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年的实践中，中国的民族关系一直堪称世界典范。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民众在思想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场大的波澜，包括人们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内的中国民族政策的讨论和争议。一些批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的言论甚至影响了中国民众对中国民族政策合法性的认同。[6]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期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期，这个关键期的中国经不起折腾。郑永年说，中国此刻“需要建设一种安静的文化”[7]，这样一种“安静的文化”就是要继续认识到中国的“和谐”理念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秩序的价值，要珍惜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理念所贯穿其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人与人之间处处锱铢必较，就会矛盾重重，群体之间亦如此。多民族国家如果处理不好民族之间的利益纷争，民族群体之间缺少包容和互助，就会引发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就存在着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与人口占少数的民族间的发展差距，也存在着不同少数民族之间的发展差距。中国的民族政策在体现民族平等上，始终把扶持经济、教育、人口等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发展当作解决途径。新中国民族政策“不仅在于保障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平等权利，而且在于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使能逐步地改变其落后状态……”[2]P592这是中国共产党确定民族政策的初衷，也是民族政策的努力目标。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了发展民族地区和加快少数民族发展的目标和要求，并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习近平强调的“四个自信”中，包括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是我们的文化瑰宝，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中，虽历经朝代更迭却能保持大的稳定与和谐的社会秩序，正是因为有着和谐理念这一文化渊源。 金炳镐教授曾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和而不同思想是中国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包容性的文化根源。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国各民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创造的结晶，是影响我国民族关系的基础因素。”[8]所以，中国的民族政策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承继，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之“和谐”理念的承继，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政治的特色体现，是真正中国化的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之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