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新中国民族政策已经成为和谐民族关系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政治社会学倾向于研究国家政治是如何影响社会的，并肯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依赖关系。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分析国家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干预。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席尔斯认为，“构成并维系一个统一的社会需要三方面的要素，即统一的经济或曰统一的市场，统一的文化，统一的政治权威，三个方面任何一个因素受到削弱都意味着社会的统一性受到削弱。”[10]一个统一而稳定的国家不可能不渗透政治权威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这种政治权威影响又会通过这个国家具有继承性的政治文化潜移默化于国民。美国哲学家约翰·R.赛尔提出过“内在性继承价值”的概念，指人类社会发展中那些经过人们的选择和继承，最终被保留下来的一些习惯和准则。这种经过人们选择、沉淀下来的有关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内在准则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 文化有传承性，政治文化在人的政治社会化中有着内在的传承性，这一规律也可以用心理学中关于人的认知形成的理论来解释。认知心理学强调人的社会化中包括了一代代人对文化的传播和继承，代际传播后，就成了被习得的一套行为规范，习得后的行为规范的合法性会被认同性地接受。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交往的行为规范和关系目标也是国民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什么样的规范和要求被认同和接受，并自觉地践行，也受制于这个国家在民族交往和关系上有承继性的政策规划。 政治文化包括人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内容。其中的政治信仰会影响到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国民整体的政治信仰中又涉及政治的伦理价值和共识。考察一个国家的民族政策，也要考察这个国家的政治权威在处理民族关系、民族利益等问题上的理想性道德和价值追求。把人民的福祉当作最高追求，为全国各民族群众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促进国家为民众创造最大财富和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新中国民族政策虽然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发展期，但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始终贯穿着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追求。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发展历程和民族发展历程、不同时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反映在了中国民族政策的发展和完善上。杨国荣在其《论伦理共识》一文中论述了伦理共识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关系凝聚的影响：“当代中国同样面临如何达到社会凝聚、怎样使社会保持健全的发展方向的问题。与此相关的伦理共识，具体体现于目前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中。这一价值体系既上承传统，又兼容近代以来的价值观念，其中包含不同的社会要求，而这些要求的背后，则是当代中国多方面的历史需要：就其实质内容而言，核心价值体系并不是一种空洞抽象的价值观念，在顺应人类文明发展趋向的同时，也表现为基于当代社会凝聚及当代社会健全发展这一历史需要的价值取向和伦理共识。”[11]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奉行和追求就是我们当下的伦理共识，也是民族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价值追求。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未必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趋势成正比，也未必和一个国家的民族关系性状成正比。真正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和民族关系趋势的是政治权威的执政理念和价值追求。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民族政策所倡导的民族平等就是首先要在中国消除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平等发展权，这对各族人民发展相互尊重和友好的民族间交往实践起到了引领作用。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落后，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但新中国的民族关系却表现出整体性的社会团结，有着民族互助的良好社会环境。同时期的美国社会却正值民权运动的高峰期，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引发着一场又一场的族裔冲突和社会动荡，中国的民族关系被所有的受压迫民族所向往，也给那些仍然实施种族隔离和民族压迫的国家政治造成了压力。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曾向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发出声援美国的民权运动的请求。毛泽东同志于1968年4月16日在《解放军日报》等各大报刊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这个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重要声明也是反映当时美国民族关系状况的最好佐证。 政治制度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良性的制度设计对社会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杰西·洛佩兹和约翰·斯科特在其《社会结构》中提出，制度可以让人们的行动文化化、规范化，可以引领、指导、控制人们的行动。[12]即，关系是可以制度性地影响和形成的。政治心理学倾向于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形成的心理基础，认为政治规范内化于人们的行为的过程取决于政治认同和反复的政治行为实践。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认为，一个有着共同认知和行为规范的共同体是社会构建的结果，这个共同体会在对规则的持续重复中形成一套用以维护公共秩序的伦理规范，并成为可以代际承继的政治文化资源。[13]这也就解释了，无论是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系列公共政策，如果能够达成价值共识，并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就会形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政治规范。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朱苏力教授在其《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一书中强调了人的道德的可规制性。朱苏力认为，即使传统的道德中有好的可继承的东西，但也很难寄希望于人的自觉，而现代法制却可以通过强调正当程序和对共同的道德规范的社会强制力而发挥社会控制的功能。[14]因此，制度有助于共同的道德规范和行为习惯的养成，好的制度会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政治文化可以是建构的产物。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正是经由人们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及行为实践慢慢内化为一套共有的规范，成为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制度性地将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要求强调于民族交往实践中，历经七十年来的民族工作实践已经被内化于各民族的心理认同中，并成为一种规范的政治行为，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也成为一种被认可和遵守的公共道德。这种逻辑关系解释了何以我们能形成持久而稳定的民族关系和谐的局面。 所以，在我国各民族交往中，虽偶有民族冲突事件发生，但却很少是出于民族歧视和民族间的敌意，而多是一般性社会问题引发的个体或群体间的瞬时性冲突，这与欧美国家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有着本质性的不同。而中国持之以恒地在解决民族地区贫困和发展民族教育上做出的巨大投入，更为消除民族间的发展差距、更好地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了贡献。十九大报告在明确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列出了民族地区精准脱贫和全面脱贫的时间表，这都是处理民族问题上的积极政治行为。新中国的民族政策通过对各民族政治权利的规定和涉及社会关系领域的民族交往的制度性要求，确保了中国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稳定性。强调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强调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关于民族政治发展和民族交往及关系性状的要求通过规范性倡议已经内化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内在性政治规范。 国家政策是国家政治的体现，是被国民认同的政治权威出于国家治理需要而制定并被执行的维护一系列社会秩序和利益调节的规范和准则。政策所追求的目标受政治权威所追求的价值和理念的影响，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制度、颁布什么样的国家政策，都是政治权威在整合民意基础上奉行什么样的价值和伦理共识的结果。新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根本理念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平等思想，尊重和保护各民族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使各个民族实现均衡发展，团结一心，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所以，新中国民族政策是形塑着我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情感和态度，也引导着我们的交往实践，已经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政治文化资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