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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经验” 新中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都经历过反复的讨论和酝酿，对各种提议都有过论证。比如在中国是否搞民族自决权、是否搞联邦制，为什么要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等，都有过争论。李维汉同志曾经谈到过这段历史：“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国内民族问题方面，是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在统一的祖国大家庭之内，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党的政策是否完全正确，还有没有比这更适合中国情况的政策呢？对这个问题是有过争论的。”[2(P640)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长时期的考察和实践，在分析了中国各地的民族情况和社会发展现状，以及革命斗争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之后，最终确立了创造性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根本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因此，新中国的民族政策不仅具有理论性、时代性，也具有科学性。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提出和成功实践证明了，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没有搞苏联的联邦制，也没有搞民族自决权，而是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处理民族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基础上，拿出了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中国做法”。近些年，有一些学者将中国的民族政策与苏联的民族政策混为一谈，甚至认为中国的民族政策就是照搬苏联的民族政策，认为需要从根本上修正中国的民族政策，甚至置疑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观点既不实事求是，也非常混淆视听，产生了特别大的负面影响。近几年，习近平同志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这些重要讲话使大家在我国的民族政策评价上统一了认识。 政治权利是公民的首要权利，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首先解决的就是各民族政治权利保障和各民族平等的根本问题。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省份，七十多年的政策实践使内蒙古成为全国“模范自治区”，内蒙古不仅是民族团结的模范，也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典范。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处理国内民族矛盾、维护国家秩序的民族政策。每个国家都是在尝试中适时调整自己的民族政策，很难有统一的放诸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各个国家的国情不同，也很难说哪个国家的政策就一定适合别的国家。近二十年，民族学研究中有人反复提出要学习美国的民族政策，认为美国在解决民族冲突上是成功的，甚至有学者美化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同化其他族裔、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为美国文化统一模板的“熔炉”政策，无视美国社会深刻的族裔分裂和冲突。这种观点要么是把美国历史上的糟粕当“经验”，要么是本身就带有对美国少数族裔文化和政治权利的漠视。这不单单是文化不自信的问题，还是对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直以来的民族政策的不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国56个民族的凝聚体，中华民族的振兴需要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是不让一个民族掉队，也不允许搞任何分裂，这是我们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比较加拿大屡次发生的魁北克独立公投问题、苏格兰独立问题，以及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问题，等等，甚至美国一再发生的针对少数族裔的歧视性事件，暴露了西方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困境，这些西方焦虑让世界的目光又聚焦到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和政策上，中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稳定已经成为多民族国家社会团结的世界楷模，新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成功实践为我们解决民族问题的政策设计的合法性确立了佐证，也为国际上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立足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共产党解决民族问题上的创造性成果，是以保障民族平等权利为基础，实现多民族国家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智慧选择。郝时远先生评价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中国特色，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必由之路。”[9]这个评价准确而实事求是。没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不可能有中国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习近平同志说，要“讲好中国故事”。当前，世界范围内又出现了许多令人不安的民族问题，例如欧美的移民问题、新的民族主义的问题、白人种族主义抬头等新问题，这些新情况也使世界各国开始重新评估本国的民族政策。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再次被那些被本国民族问题困扰的政治领袖和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所关注。中国学者要有自信去挖掘中国领导人处理民族问题的政治成果，要能沉得下气来去总结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在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上的经验和理论，要去研究“和谐”理念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如何为中国民族政策提供文化传承和影响的。这些研究成果会为世界民族问题研究提供中国范式，也会为解决世界民族问题提供“中国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