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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关 键 词：史学原论/胡适/傅斯年/接受/中国现代史学 作者简介：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域外史学在华百年传播史(多卷本)”(项目号：18ZDA214)、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重构中国：中国现代史学的知识谱系(1901-1949)”(项目号：2017-01-07-00-05-E00029)的阶段性成果，并获上海高校I类高峰学科资助。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1897年法国朗格诺瓦(Ch.V.Langlois)、瑟诺博司(Ch.Seignobos)合著的《史学原论》①风行欧美，被誉为“英文中讨论史法之唯一名著”②，译介到世界各地，对各国史学专业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此书三百余页，简要阐述治史之步骤，使治史者有法可依，不仅是“法国几代学生学习史学方法的标准教材”③，而且也被中国各大学选作教材，在中国风行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上半期中文世界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述，具有浓重的Introduction烙印。Introduction所确立的观念和规则，在译介过程中被接受者加以分化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学术界既有研究对此书关注很不够，不仅对其成书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而且对Introduction史学思想特质没有全面的认识，往往陷于一孔之见。本文拟从接受史角度，通过钩沉相关史料，集腋成裘，以期说明此书在民国史学界受与拒的具体情形④。 一、文本与读者 20世纪初，Introduction译介至日本，先后有两种日译本：(1)《历史研究法纲要》，村川坚固、石泽发身合译，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2)《历史学入门》，高桥巳寿卫译，东京人文阁1942年出版。在中国，史学专业化起步比日本晚，Introduction至“五四”前后始引起中国史学界注意。彼时在西方学术的刺激下，以科学方法整理国史的呼声甚嚣尘上。时人普遍强调整理国史需要科学方法，而他们心目中所谓科学方法，大体是指“西法”，而不是“土法”即传统的乾嘉考据方法。诚如1920年陈衡哲所说：“现在中国的学界对着西洋历史和研究历史的方法，有一种十分诚切的要求”，希望“把最新的历史方法来研究我们本国的历史”⑤。对史学方法的自觉需求，是近代中国史学专业化刺激的结果。陆懋德曾说：“今人欲修史学，自当以史学方法为始”，“史学家必须经过一种专门技术之训练”⑥，“凡作史者必如此而后为专业化，凡历史必须专业化，犹如一切科学皆须专业化”⑦。民国时期各大学历史系普遍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被教育部定为专业必修课⑧，多以Introduction为教材，甚至到1970年代为止，此书中译本仍是台湾地区各大学历史系的史学方法教科书。 民国史坛关于史法知识来源大体有三端：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Introduction、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伯伦汉(E.Bernheim)史学方法著作⑨，但只有Introduction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拥有大量的读者，其他著作不能与之比肩。首先，它很早就有英译本(1898)、中译本(1926)，稍后又有何炳松选编本(1928)，读者取阅方便；相反，伯伦汉著作名望最高，但系德文著作，长期没有英译本，中译本又较晚出版，等到1937年中译本问世后，读者寥寥，反响甚微。同样，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虽最早传入中国，但一直处于隐性传播，受众面也不如Introduction之广⑩。其次，Introduction三百余页，篇幅适中，行文简洁，面向普通大众，被中国史家广泛采为教材用。而伯伦汉著作增订之后长达八百余页，“繁重难读”(11)，不免曲高和寡。Introduction作者批评“它撰述所用的语言和它的编排形式，使得它对绝大多数法国读者来说，是难以明白的”(12)，何况对中国读者来说更是困难。再次，就内容来说，Introduction将治史程序做了简约化处理，重史料搜集批判，拒斥历史哲学、社会科学，契合民国史坛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的风气，后者为Introduction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学术环境。 Introduction在民国史坛的流行文本主要有三种：其一，英译本。法文本出版的翌年，1898年G.G.Berry译成英文出版，“五四”前后传入中国，许多中国史家读过英译本。其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出版李思纯译本，题名《史学原论》，此后多次再版。李译本采用文言，删除原著注释，译文虽略有小疵(13)，然大体可读，讲授者不以李译本为课本，即以之作参考教材(14)。金陵大学开设“历史研究法”，讲授历史之重要原则、编纂方法，尤注重史材之分析，研究史学家之理论，并选读其名著，所用教科书即李译本(15)。再如洪业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初级历史方法”课，要求学生细阅李译《史学原论》、何炳松《通史新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16)。其三，英文本《历史研究法》(“社会科学名著选读丛书”之一，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系何炳松据英译本选编而成。全书共十章(17)，首附何炳松所撰中文导言，说明史学之性质、中外史学之异同，正文难解字句加中文注释，以便读者。 中国读者通过接触Introduction法文本，或英译本，或中译本，或何炳松选编本，对他们的史学思想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面影响。徐炳昶回忆说：“民国成立以后，我又到法国留学。当民国四年，我才读到法儒Langlois和Seignobos合著的《史业导言》(Introduction aux Etudes Historiques)及其他历史方法论的书，才晓得对于史料必须要用种种方法，慎重批评和处理才可以达到科学的历史的目的。在此以前，我觉得我对于历史的事实知道的颇多，自此以后，我才感觉到毫无所知！因为这些全未经批评的史实，尚未足以言历史知识也。我今日对于各家的历史、历史方法及历史思想的著作，虽然也读过一些，但是对于我个人影响之大，再没有超过于《读通鉴论》、《宋论》、《史业导言》以上者。”(18)徐炳昶回国之后，曾翻译Introduction(19)。十年之后，青年学人曹聚仁在上海读到中译本《史学原论》，跟徐炳昶有相同的阅读感受，谓“这正是先获我心”(20)。1932年夏鼐在清华大学认真研读Introduction中译本和英译本，谓：“这书原文是名著，值得一读，但译文殊生硬，借得英译本作对照，略改几字”(21)。 齐思和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他事后追忆：“在大学的史学方法班上，我又读了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家朗古鲁和赛尼保二人合著的《历史研究导言》。这部书是资产阶级历史学方法论的基本书籍之一。当时我感觉到这书中所讲的研究历史的方法，如搜集史料、研究版本、校勘文字、考证事实的方法，和清人的考据方法也差不多，但是比清人讲的更加透辟，更加有条理。因此，一方面我对于书中所讲的很容易接受，以为是分析入微，一方面把这洋考据学和自己所学到的中国旧日的考据学结合起来了。这书中的第一句就说：‘历史学是研究史料的科学，没有史料就没有历史学。’下面又着重说明外文对于研究历史的重要性。读了这本书以后，使我对于外文和史料更加重视起来”(22)。齐思和当年所修史学方法这门课，讲授者是洪业，他要求学生阅读《史学原论》《通史新义》、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对学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但齐思和只是把上述诸书作为入门，并非奉为颠扑不灭的真理，主张要了解西洋史学，必须细心研究他们的史学名著，“绝不是仅看一两本鲁滨逊《新史学》、朗古鲁和塞尼卜二氏合著《史学方法导言》之类，便可轻谈，更何况这两种书的内容已经陈旧，不能代表现代西学呢”(23)。 至于何炳松选编本，流传似不及李译本之广，但也有不少读者，胡道静回忆说：“法国朗、瑟二氏《历史研究法》的英文本，经柏丞先生加以选录，并作注释……这对于我们不是外国史专业的学习者带来一个很大的方便。朗、瑟二氏之书着重论述了历史研究上的方法问题，概括了前人的经验以及他们自己的见解，平正朴实地阐明了历史学家在进行工作时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原则和方法，从搜集资料起步，进入‘外证’(鉴别资料版本的真伪)和‘内证’(推敲原材料作者的处境和心态，辨别他所提供的材料是否属实)的探索，然后综合历史事实，写成史书。对这一系列的工作都作出了严格的方法论上的规定，列举事实，条分缕析，论点鲜明，说理透彻。使人读之，启益甚大。对于我们从传统的考证学问钻出来的人，总是感觉‘身影相随’，这些方法多多少少是从事历史考证工作中所经常使用的，参稽比附，十分亲切。可是也发现了我们没有系统的方法论的论述，零敲碎打地在胡同里转圈子，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到此才占领了高地，一览辽廓，而且也深刻地体会到方法论的指导意义”(24)。这些读者的阅读体验，生动说明了史料学的训练是培养职业史家的必备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