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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受与重组 Introduction在中国的接受情形，可从四方面加以说明。第一，中国青年学人随瑟诺博司治史者不少，且以Introduction为教材，积极推广师说。中国史学界早期对瑟诺博司所知不多(25)，但“五四”以后不少青年学生如李璜、李思纯、周谦冲、陈祖源、黎东方等赴法留学，从他治史，大半缘于Introduction后来在中国史学界声誉盛隆之故。瑟氏的中国学生先后回国，执教于各地大学历史系，把老师许多历史作品译成中文出版(26)，且多被选为大学教材，扩大了瑟氏在中国的影响，而伯伦汉、坪井九马三皆无此良缘。 李璜1918年底赴法留学，跟随瑟诺博司研究史学，获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1922年他在法读书期间撰写《法兰西近代历史学》一文，发表在国内杂志《少年中国》上，叙述19世纪以来法国史学发展概况，尤其对瑟氏等人的“写实派”多所着墨。1924年李璜回国，先后任教于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祖述师说。1925年他在北大开设“历史学”一课，讲述近代欧洲的历史研究法，使治史者了然历史材料的搜集、批判及综合等工夫，着重阐述史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27)。从现存当年讲义来看，他以参考法人著作为主，尤其是《历史学方法概论》一篇可视为Introduction之“导读”，简而得要，颇能反映原著的核心观点。李思纯1919年9月18日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等人赴法留学(28)。李思纯在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师从瑟氏学习史学方法。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浙江大学教授，讲授宋辽金元史和史学方法等课程。黎东方毕业于清华大学史学系，1928-1931年留学巴黎大学，随瑟氏研习史法。他回忆说： 我在巴黎大学图书馆找出塞诺波先生与朗格罗瓦先生所合著的《历史研究入门》的法文原本，仔细地重新体会一番。此书的英文译本，我早就在清华念过一遍(是在北京饭店的西书柜台上买的)。我作了塞诺波先生的极少数的忠心学生之一。他老人家名满天下，而课堂中的学生寥寥可数，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徒子徒孙多半已功成业就，散在各方，这一代的后生小子反而对他颇为陌生，有眼不识泰山。另一个原因是：他老人家年逾古稀，牙齿脱落了不少，发音不甚清楚，又喜欢旁征博引，一段一段的拉丁文、德文、英文、意大利文，背诵如流，颇有“六经皆我注脚”之概。有根底的，当然越听越佩服；没有根底的，听了一次，下次便不敢再来。于是，课堂中很少满二十人。(29) 黎东方接受瑟氏史学，是受了清华大学西洋史教授孔繁霱的影响(30)。孔繁霱曾留学欧美，专治史学，在清华向学生讲授Lehrbuch和Introduction(31)。周谦冲1928年赴法留学，1929年获巴黎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以《爱尔兰独立运动》一文获得博士学位，导师为瑟诺博司。他回国后历任东北大学、武汉大学、光华大学、四川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西洋史学史、西洋近代史、历史方法等。1931年他在武汉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名著选读”，学程之目的“在选读西洋史学家对于史学方法及史学之名著，俾学者得知研究史学之方法，并了解世界名史家之生平及其著作”，选其师Introduction为主要课本(32)。陈祖源北京大学肄业，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1929年赴巴黎大学留学，师从瑟氏，获博士学位，专长西洋古代史与中古史。1932年回国后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所讲课程多以瑟氏著作为教材，如“西洋文化史”，选《古代文化史》《中古及近世文化史》《现代文化史》英译本作为参考书(33)；“史学研究法”课程分为二编：“一阅读法，略述中外史籍之源流及读时应注意之点；一编纂法，讨论史题之选择，史料之搜集、鉴别与综合诸法”。参考书除了Introduction，还有F.M.Fling之《历史方法概论》(The Writing of History，1920)、瑟氏之《历史学方法于社会科学之运用》(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ée aux Documents des Sciences Sociales,1901)(34)。 不仅瑟诺博司的中国学生把Introduction作为教科书用，其他学者也推崇此书。1929年清华正式改制大学，历史系开设“史学方法”一课，请孔繁霱和雷海宗来讲授。孔繁霱在清华开设“西洋史学史”和“史学方法”等课。他的“史学方法”课主要介绍德人Lehrbuch和法人Introduction(35)，凡重要的历史“辅助科学”、目录学及“治史必具之常识”，均择要讲授，“示学生以治史之正确方向及途径”(36)。雷海宗的“史学方法”课程主要讲述历史研究法的基本原则，“旨在训练读书，搜集史学、批评、鉴别、综合、叙述各种能力”(37)，以Introduction和克罗齐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iography为参考书，前者注重考据，后者注重性质(38)。据学生回忆，雷海宗要求学生“必定全读”Introduction，用一学期的时间讲史学的分析工作，另一学期讲史学的综合工作和历史的艺术(39)。王绳祖在金陵大学读书的时候，他的老师贝德士(M.S.Bates)用Introduction讲授史学方法，让他得窥史法的基本原理。嗣后王绳祖比较研读法文本、英译本、中译本，他的史学观念多源于此书(40)。1934年开始，留美博士郭斌佳接替陈祖源在武汉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课程，“讲治史之根本原则，其目的在指示学者如何用科学方法，阐明史事之真相。凡研究一问题必经之步骤，如史料之搜集、真伪之甄别、事实之编比，以至最后著成史文，皆依次讨论，辅以例证”(41)。虽然没有明示所用教材，但所讲内容与Introduction并无二致。1937年方壮猷(留学巴黎大学)又代替郭斌佳讲史学方法，明确以Introduction英译本为参考书(42)。 第二，Introduction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范本之一。Introduction较早出现在中文世界，可追溯到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附参考书举要：“论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参看Introduction。胡适认为做一部可靠的中国哲学史，必须要用这几条方法：“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先把本子校勘完好，次把字句解释明白，最后又把各家的书贯串领会，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统系的哲学”(43)。这不仅是做哲学史的方法，也是治史的一般途径。齐思和尤为突出西法在胡适成书中的意义，指出“他很简单的介绍了西洋史学方法的理论，尤其以塞恩卜氏的《史学原论》为主，结果他这书刊落群言，成了崭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版十余次，对于当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影响极大”(44)。无独有偶，同时代其他学者也持类似的看法，认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沿用清儒治学方法，而在于采用西洋史学方法，他的方法论跟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所讲者无大差别，皆脱胎于Introduction(45)。 胡适不仅因充分接受Introduction而成就一部名著，而且Introduction也因胡适的宣扬，在中国知名度大为提升，开始在学界迅速流传。应当说，近代中国史学界方法意识的觉醒，大半受胡适此书的影响，稍后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和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留意参考Introduction，跟胡适的提示不无关系。李泰棻《史学研究法大纲》初版于1920年5月，是中国首部现代意义上的史学方法著作(46)。李著融合了当时所能见到的各种旧学新知，对日人著作多所参考，尤其对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取鉴之处颇多，Introduction亦被列为参考书(47)。在时人看来，李著仅次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直到这几年来，有李泰棻先生编的《史学研究法》和梁任公先生编著的一部在中国史学界照耀万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出世，然后中国人脑里才有比较明了的一个史学的轮廓”(48)。同样，Introduction也是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的理论来源之一。早在1924年，陈训慈便发现梁著的秘密，“西史家于内校雠中此点考审甚精，如朗格罗之书详列十条及二十事，梁任公《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所举之若干条多有取于西说而加以融通者”(49)。1980年杜维运再审梁著，与Introduction进行细致的文本比对，发现若干段颇为相似的文字，从而坐实梁著参考此书，但没有提供确证说明梁启超获知渠道(50)。笔者以为梁启超从日文本吸收西学新知的可能性最大。Introduction日译本《历史研究法纲要》由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1901年出版，彼时梁启超正热心建构新史学理论，阅读了大量日文史籍，而他所读之书大部分出自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历史研究法纲要》或是其中之一。只是20世纪初梁启超热衷于“玄理问题”，而此书又恰恰排斥哲理，所以在早年文字里没有留下蛛丝马迹。然而到1920年代，在方法热的影响下，梁启超“裒理旧业”(51)，对史料整理方法发生兴趣，或让他重拾旧忆，发现法人之书的价值，从中有所取材。 “五四”前后，Introduction英译本和中译本已经在中国史学界十分流行，各地大学讲史学方法性质的课程以及数量颇多的相关论著，多以之为根据，不外乎讲如何搜集史料、审定史料、综合史料等方法，内容日趋标准化。中国公学大学部历史系开设的历史研究法，讲授搜罗、鉴别、整理史料的重要方法(52)。河南大学史学系开设史学研究法，讲授“史料之认识、史料搜集及整理、史料编纂”(53)。大夏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讲“史料之种类、史料之搜集、史料之鉴别、史事之比较”(54)。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开设历史研究法，先讨论怎样收集材料及其他预备工作，再讨论怎样进行分析的工作，如考订版本、调查作者、类分史料、解释文句、辨别诚伪程度、断定个别事实，然后讨论怎样进行综合的工作，如编比之条件、推论之方式以及著述之标准(55)。中国学者所撰写与史学研究法有关的论著，其论述架构及主题次序、术语等，皆仿Introduction，难怪朱谦之抱怨国人讲史法“大半是从法Seignobos和德Bernheim名著抄译下来，而加以中国史实的解释的，所以仍然没有多大发明”(56)。 第三，改编本的流行。英国史家鲍威尔(F.Y.Powell)为Introduction英译本所写的“致读者”指出，Introduction不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并不妨碍其他国家读者从中获得教益，“比照他们定下的规则”，研究者可从本国历史读物中找到例子，“通过变换本书的例证，修改本书的卓越谋篇，此处或彼处的删削雕饰，‘改编’这本书将会是很容易的”(57)。鲍威尔的预言在中国实现了，确实出现了改编之作，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何炳松。他的《历史研究法》(1927)和《通史新义》(1930)皆属“改编”之作。前者自谓：“意在介绍西洋之史法，故关于理论方面，完全本诸朋汉姆、郎格罗亚、塞诺波三人之著作。遇有与吾国史家不约而同之言论，则引用吾国固有之成文。书中所有实例亦如之。一以便吾国读者之了解，一以明中西史家见解之大体相同。初不敢稗贩西籍以欺国人，尤不敢牵附中文，以欺读者。”(58)后者亦承认：“至于本书所述之原理，十九采自法国名史家塞诺波所著《应用于社会科学上之历史研究法》一书。著者虽略有疏通证明之功，终未敢掩袭他山之美。”(59)这两本改编之作均带有一种主动性，将瑟诺博司史学引入中国，并以“西方标准”激活传统史学资源中不约而同的言论，重新组合成新的文本，反而更能适应中国史学界的需要，流通更广，影响很大。何炳松由此在中国现代史学中获得一席之位，作为“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60)。 何炳松虽然没有直接师从瑟诺博司，却是他最忠实的信徒和推销者，不仅积极宣扬其史学思想，而且身体力行，将瑟氏“著史”思想落实在他所主编的《中国历史丛书》(商务印书馆)。1930年1月，他说明编丛书的缘起云：“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体例纷纭，要领莫揽。在今日欲求一完善之通史，诚有苦索无从之叹。炳松承乏此间，窃不自揆，颇有理董国史之念。顾兹事体大，断非一人之心力所可几，因与同好友人王云五、胡适之、王伯祥、傅纬平诸先生商拟草目，先立主题百余则，数经往复，然后写定。每一主题，自成一册，略就时代先后及史实联贯为比次。区区之意，端在作彻底之研究，将以为通史之嚆矢，故重在经纬纵横之精神，不取分类排纂之义例。爰特商请专家，分门撰述。既不偏于某一时代任何事物之一端，亦不仅类叙某一时代各种活动之琐屑，务使览之者对于中国社会演化之某一阶段得一完整之观念，并审知其在全史上相当之地位，是用通史之所有事也”。第一集上古期(先秦时代)17种，第二集中古期(秦初至五代之末)38种，第三集近古期(宋初至明末)34种，第四集近世期(清初至清末)32种，合计共121种(61)。此计划规模庞大，实际并未完成，就已出版的若干种书目如王钟麒《三国之鼎峙》、陶希圣《辩士与游侠》、王志瑞《宋元经济史》、宋云彬《王守仁与明理学》、陈功甫《义和团运动与辛丑条约》来看，均为百余页小册子，离“彻底之研究”甚远。何炳松所选定的主题应参考了Introduction“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跟瑟氏一样，坚信透过综合各种专著可以重构人类历史演化过程，产生一部理想的通史。不过，何炳松的计划不算成功，《中国历史丛书》在中国现代史学上并无地位，他个人的学术成就也颇有争议。即使齐思和对他甚为赞许，但也批评他“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他对于当代西洋第一流的史家的著作并不曾介绍，而且似乎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而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62)。 西史东渐过程中，为了适应各国各时代的需求，改编文本现象颇为普遍。改编本往往比原本更能适应接受地的需要，有时反过来会冲击原本的接受程度，甚至令原本被遗忘。在民国史坛，伯伦汉Lehrbuch、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Introduction、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是相当被认可的五种文本，从争取读者角度来说，它们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外人著作名望虽高，但被接受程度不一。上述五种文本被中国读者接受程度大体处于递升关系，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最受欢迎，何炳松《历史研究法》次之。梁、何二氏作品事实上属改编之作，理论框架来自外人，实例取自本土。从认识西洋史法深浅程度来看，梁启超不如何炳松(63)，“长于阐述旧闻，而短于介绍新知”(64)。罗家伦甚至讥讽道：“梁先生看外国书的范围和了解程度，实在使我怀疑。我的怀疑或者错误，但是近来看他几种著作——如《历史研究法》——实使我增加这种印象。其实梁先生在中国学问方面，自有他的地位，不必有时带出博览西洋群籍的空气。并且有许多地方，若是他公认不曾看过西籍，我们只是佩服他的天才。若是说他看过此类的西籍，则我们不但以另一副眼光批评，而且许多遗误不合，或在西方早已更进一步之处，梁先生至今还以‘瑰宝’视之，则我们反而不免笑梁先生西洋学问之浅薄。”他认为与其读梁著，还不如直接去读伯伦汉等关于历史方法的名著所得更多(65)。罗家伦是从内容立论，然从接受方看，伯伦汉的书根本敌不过梁著。梁著的魅力在于“适合本国”(66)，“其举例之精巧、亲切而富于启发性，西方史法书中实罕其匹”(67)，被何炳松改造得相当本土化的《历史研究法》也不及之。当年罗尔纲做学生时读Introduction中译本“味同嚼蜡”，相反，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文笔极佳，事例多取自中国，读来生动有味，“开拓胸襟，心旷神怡”(68)。史法虽无中西之分，但Introduction所归纳出来的原理是基于西洋史的经验，许多例证皆来自西方，对西方读者来说或许耳熟能详，但对中国读者而言则颇为隔阂，难有亲切之感，阅读趣味大减。Introduction基本原理之所以能深入“史心”，成为中国治史者习焉不察的日常学术准则，端赖大量的改编和转译行为。“中国七七抗战以前的史学界，无疑乎均受兰克派和瑟诺博司(Seignobos)等考证学派的影响”(69)，如果没有胡适、梁启超、何炳松等将Introduction所定规则借助各种渠道(改编本、课程、演讲、语录等)层层渗透，最终形成新的风气，仅凭借原本和译本的流通，其效果则将大打折扣。 第四，Introduction思想被分化重组。中国史家接受外来思想常受个人思想状态、时代风向的转变而取舍有别，外来思想理论往往被分解成各个思想单元，接受者根据需要重新组合，甚至性质根本对立的思想也可整合到一起。近代中国史家思想大多具有多元性，通常不会只接受一家一派之说，而是博采众说，成一家言，梁启超、胡适、傅斯年等人的主张都不是Introduction思想的简易翻版。瑟氏的中国学生也没有亦步亦趋盲目地整体接受他的思想，同样也采取拿来主义，有选择性吸纳。以何炳松为例，时人便讥讽他是“综合研究底学生，并不固执于‘门户之见’，所以他虽当了新史学派底媳妇，还可以和瑟诺波(Ch.Seignobos)结婚生子”(70)。应当说，美国鲁滨逊(J.H.Robinson)新史学派正是批判Introduction所代表的史学传统而兴起，但这两种对立异质的资源却可在何炳松思想中并行不悖。 Introduction的“文献崇拜”倾向相当明显，提出“没有文献就没有历史”(no documents，no history)(71)，给中国史家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学人祖述之。蔡元培主张：“史学本是史料学，坚实的事实，只能得之于最下层的史料中。”(72)胡适也说：“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73)缪凤林亦指出：“史学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史学。”(74)齐思和强调：“史料者，乃历史知识之来源也。史家之需要史料，犹工业家之需要原料，化学家之需要药品，生物家之需要标本。‘无史料则无历史’。”(75)中国近代史学各派对史料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甚至傅斯年提出极端的口号“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76)，“史学便是史料学”(77)，不能不说跟Introduction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不过，Introduction所强调的史料主要是指书面文献(written documents)，几乎不讨论非文本史料(no-documentary materials)(78)。然而，近代中国史学界不仅要求扩充文字史料，而且对实物史料兴趣尤浓，考古学受到普遍重视，提出“地下二十四史”之说(79)。此种取向显然与Introduction异趣。或者说，时人接受Introduction“文献崇拜”思想，并扩充了史料范围，就此而言，两者又是同调。 Introduction强调历史研究的起点是史料，辨析史料真伪需要怀疑精神，从史料中揭示事实，拒绝一般抽象的概括，否定法则，排斥社会科学。Introduction这一思想被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所承袭，落实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形塑了此派基本的学术面相。从当时的一个事件中即能反映此派对社会科学普遍轻视，乃至敌意。1931年夏，江绍原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一科，无理由被取消。他抱怨道：“古今生活思想中神怪方面之史的研究，虽能够帮助解放人的心灵……中国官学却尚不知提倡或至少容忍之。”(80)1936年杨堃曾调侃江绍原说，“官学”对民俗学、神话学、人类学的态度有所改变了(81)。因为1935年英国人类学家布郎(A.R.Brown)来北大讲学时，胡适曾言：“北大历史系课程，过于正经，无左道斜门之设，如人类学等。如同学要听人类学等课程，现在很希望布郎博士之讲演，使我们学一学左道斜门。……使北大历史系对此项学术加以注意”(82)。北大历史系主任陈受颐亦说：“人类学、人种学、风俗学，都是历史的补助科学，同时也就是研究历史学应当注意的。”(83)尽管有所改变，但在胡适眼中，人类学等社会科学依然是“左道斜门”，言外之意，唯独考据才是“正统”学问，怎能容得江绍原讲“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据胡适弟子罗尔纲回忆，他《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只是做了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胡适看了都非常生气(84)。强调“通式”的社会科学被胡适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乃情理中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