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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傅斯年与Introduction 在近代中国史家群体中，唯傅斯年的个性与瑟诺博司颇为相似，皆好辩，有走极端的倾向，而且两人在史学思想方面同大于异。1929年至1933年傅斯年在北大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课，凡七讲：第一讲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论史学在“叙述科学”中之位置、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第二讲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第三讲统计方法与史学；第四讲史料论略；第五讲古代史与近代史；第六讲史学的逻辑；第七讲所谓“史观”(85)。既有研究表明，他的藏书中有伯伦汉1920年版Einleitung，阅读痕迹明显，1937年重装了封面(86)，说明他对此书的爱护，他的史学思想或从中能寻找到一些渊源。然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与伯伦汉的分歧又相当明显，如反感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87)，对考古学兴趣浓厚，轻视社会科学。相比较而言，傅斯年的史学主张与Introduction更若合符节。目前虽无直接证据表明傅斯年读过Introduction，但以此书之流行，胡适对它的推崇，加之傅斯年讲史学方法课程，他若对此书毫无了解，则不可思议。 傅斯年的某些表述与Introduction很接近，除了“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尚有多处。他说：“历史是上句不接下句，东摇西摆，乱七八糟的偶然的不成体统的东西”(88)，“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89)。Introduction就有类似的论述，如“我们所得到的事实是乱七八糟的，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文献作者们所给出的事实却是杂乱无章的”，“对文献的批判性分析，已经提供了历史建构的素材——即那依然处于散乱状态的历史事实”，“批判所提供的事实是孤立的和散落的”(90)。这些或许就是傅斯年所言的理论依据所在。傅斯年强调“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Introduction亦多处反复申说结论需谨慎，“极少有结论是被坚实确证了的，除非是依赖于大量详尽数据的那些结论”，“尝试得出某些一般性结论之前，核查全体事实和整个传统”，“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是：写得最好的专著没有提供任何别的结论，只是证明了知识是不可能的。……一部优秀专著的正确结论，是其所获成果与尚有疑问之处的资产负债表”(91)。傅斯年又谓：“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他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92)这正是Introduction第十三章“建设性推理”所讨论的问题，瑟氏认为“推理是最难被正确运用的，而且还已引发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错误”(93)。 瑟诺博司的历史解释诉诸偶发事件和个别原因(personal causes)，拒斥“通则原因”(general causes)。他认为：“与其他科学不同，历史更善于确定特殊事变的原因，而非那些一般性变化(general transformation)的原因。”(94)此种思维取向在胡适、傅斯年身上表现尤为显著。陈独秀认为白话文运动是应“中国近年产业发达，人口集中”需要而发生的，胡适很不以为然，他明确指出：“独秀这番议论是站在他的经济史观立场说的。我的《逼上梁山》一篇虽然不是答复他的，至少可以说明历史事实的解释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一个‘最后之因’就可以解释了的。……其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这个思想不是‘产业发达，人口集中’产生出来的，是许多个别的、个人传记所独有的原因合拢来烘逼出来的。……这种种因子都是独一的、个别的。……治历史的人，应该向这种传记材料里去寻求那多元的、个别的因素，而不应该走偷懒的路，妄想用一个‘最后之因’来解释一切历史事实”(95)。胡适所谓“最后之因”跟general causes几乎是同义词。当然，胡适强调个别、个人传记的作用，也有可能受德国温德尔班(Wilhelm Windelband)《哲学史教程》(A History of Philosophy，1893)的影响。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篇导言末尾所列参考书举要，论哲学史、论哲学史料，明示参考温德尔班《哲学史教程》英译本(1898)。温氏跟瑟氏一样，他在《哲学史教程》中也认为历史进程中多元(multiplicity)、个别因素(individual factor)的决定性作用，“历史是一个充满个别人事(individualities)的王国，里面每个细节都不会重复发生，并各有其自身的价值。在哲学史里也正如此，大思想家展现着他们深远以及无限的正面影响”(96)。 傅斯年的历史解释同样反对“通则原因”，他认为没有两件相同的史事，“历史上件件事都是单体的，本无所谓则与例”。在他看来，历史不存在因果律，因果解释是有宗教意味的，历史事件不能做抽象的概括，“以简单公式概括古今史实，那么是史论不是史学，是一家言不是客观知识”(97)，所以“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他曾在北大“史学方法导论”课上举元朝伐日失败的例子说：“元朝成吉思汗把欧亚许多国家都征服了，单单伐日本的时候，因为忽然之间起了大风，把他底兵舰都卷沉海底。若不是忽然之间大风作祟，也许元朝会完成了统一的大帝国，也许世界的历史会是另一个面目了。”(98)此例无异于瑟氏在Introduction举埃及艳后Cleopatra的鼻子也许会影响到罗马帝国(99)。胡、傅二氏身体力行，前者自称有考据癖，后者热衷讨论谁是明成祖的生母，或许在傅斯年看来，明成祖生母是谁的问题会引发蝴蝶效应，产生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动。正因为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历史考据派重视个别因素，恰如瑟氏强调事实不分大小，细因(small causes)或许会产生巨响(great effects)，历史不应该牺牲任何一件事实(100)，从而为考据工作的正当性做了理论说明。 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末尾高呼“把那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101)。如果结合Introduction所论，不难发现两者存在学缘关系。Introduction第十五章批评19世纪下半叶之前的历史著作，或为愉悦，或为训诫，历史只是文学的分支，而历史解说的科学原则是：“历史的目标不是愉悦，亦非给予行动的实践箴言，更不是促发情感，而是纯粹而素朴的知识”(102)。所以傅斯年强调“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103)。Introduction谓：“历史必须去研究那些独一无二的事实，但这却使得人们说历史不可能是一门科学，因为每一门科学都把普遍性的东西作为它的目标。历史在此是与宇宙学、地质学、动物物种学处境相同的。换言之，历史不是关于诸种事实间普遍联系的抽象知识，它是一种旨在揭示实在的科学。世界、动物和人类都只是单维的演化。在每次演化中，连续出现的事实并不是抽象法则的产物，相反每一刻都是好几种具有不同本质的情况巧合而成的结果。这种巧合——有时候被称作偶然——引发了一系列的偶然事件，而这些事件决定了演化所采取的特殊进程。演化只有通过研究这些偶然事件才能被理解。历史在此处与地质学或古生物学具有同等的地位。”(104)傅斯年之所以把生物学、地质学作为历史学建设目标，正是基于这三种学科都具有共通的演化性质，他的主张无疑跟Introduction有密切关系。Introduction思想包含两块异质又共存的部分，在方法学层面要求纯粹为知识而知识，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功能。傅斯年在这两方面也有类似的主张，既凸显史学是客观知识，又看重“与近代生活相干”部分：首先把历史知识当作“人学”，其次是国民的训练，再次是文化演进之阶段(105)，与瑟诺博司观点很接近。 同时，傅斯年思想又表现出与Introduction的分野。瑟诺博司的史学方法论包括文献批判(考史)和历史建构(著史)，而且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他的主要史学作品大部分都是综合性的历史建构作品，文献批判不是他最主要的工作，故瑟氏是Historian而不是Critical Scholar。然而，傅斯年公开的方法论述，时常停留于考史阶段，著史并没有显著地位，甚至偏激地说“历史学不是著史”。就史家形象来说，傅斯年近于Critical Scholar，而与Historian颇有距离，他本人治史取向以及对其他人的学术要求，皆不在综合的历史撰写，而在分析的专题研究。近代中国史学界主流趋向考据，故Introduction文献批判学受到普遍关注，而其“著史”思想反受冷落，除了何炳松之外，其他人似乎更多彰显Introduction在史料学方面的贡献，事实上偏离了此书凸显“撰写历史”的方向。有趣的是，193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不时听到没有理想中国通史的忧虑之声，有些学者归咎于Introduction的负面影响，殊不知瑟诺博司其实是反对那种与现实脱节的烦琐考据的，恰如1881年他在《德国大学的历史教育》一文中批评德国历史教育缺乏专史和通史的写作训练，主张以通史写作沟通历史与现实社会的两者关系。 1940年代中国史学界有两股突出力量，即琐碎考订的掌故派(antiquitarians)和研究中国整个社会进展的社会史派(106)。掌故派的发达，与中国史学界对Introduction片面接受当不无关系，或者说此书相关论述为掌故派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近代学者对新历史考据派的不满，往往牵连Introduction。批判者来自如下两方面： 其一，体制内史家的不同声音，以南方中山大学朱谦之的批判尤力。早在1933年，朱谦之就肯定伯伦汉、瑟诺博司在史料搜集与批判方面的贡献，但在史料综合“未免失却史家之明敏的精神”方面批评Introduction反对历史哲学，反对在“史料综合”中建立历史的根本法则，“则其结果当然不能建立伟大的历史方法学了。……前人著历史方法学的，事实上都只是‘历史学的历史学家’，而不是‘社会学的历史学家’，故他们所谓历史方法，也是多半为‘历史学的历史方法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的历史方法学’，却不知历史学乃社会科学之一，若不晓得社会科学所公同采用的‘历史方法学’，那么历史方法学，又从何讲起呢？固然Seignobos也有《应用于社会上科学的历史学方法》一部名著，未尝不给我们以许多的暗示……却是在一个未完全明了历史学为社会科学之一的‘历史学的历史学家’，无论如何说法，总未免有一层隔膜”(107)。朱谦之的学生陈啸江受其师的影响，猛烈抨击新历史考据派，同样连带批判瑟诺博司。1940年清华大学历史系西洋史教授俄裔噶邦福(J.J.Gapanovich)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英文著作《历史综合法》(Methods of Historical Synthesis)，多次论及Introduction，尤其不认可瑟氏所提出的“历史事实的一般性分类表”，他说被分类的历史事实之间好像孤立的盒子，然而历史是活的，不是一个抽屉组成的柜子，它本质上是有机的、不可分割的。他批评在Introduction影响之下，许多一般著作就用这种毫无生气的方式处理材料(108)。 其二，左派史家不满Introduction否定法则，片面批判Introduction所提出的历史乃推理的科学、间接的科学、主观的科学之说。刘静白著《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一书专批何炳松，关于史学方法论，由于何炳松完全承袭Introduction，所以刘静白否定何炳松自然也意味着无法认同Introduction。虽然刘静白的批判不无刻薄，未必能让何炳松称服，但也得到体制内学者的声援，认为何炳松“咎由自取”(109)。甚至到了1956年，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110)一文批评胡适、何炳松、傅斯年等人否定规律，进而也一并祸及Introduction。总体而论，民国史学界各派对Introduction认识甚为偏颇，往往断章取义，曲解作品原意，所评难以令人信服，故并未真正动摇Introduction根基。直接或间接受此书影响的学者仍然众多，它所立下的规则似已脱离作者而沉淀为治史者最基本的行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