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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取得了学界瞩目的成就，这可以通过视野、问题、方法、识见和理论五个方面进行认识。视野广涉欧洲、中东、南亚、中国、远东等地区的封建经济，涵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问题贯通从封建主义起源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社会全史，重点在于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方法主要是比较史学研究，包括显性比较和隐性比较两种形式，同时注重法学、经济学方法的借鉴和史学史、法学史和经济学史等综合学术史的探察。识见主要包括两类，一类得自对常见问题的新探索，一类基于学术视野的拓展与考察。理论指向主要是突破欧洲中心论、构建封建经济学和探索封建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封建经济学的建构，将中国的封建经济史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 键 词：马克垚/封建经济史/封建经济学/欧洲中心论/比较方法 作者简介：顾銮斋，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济南 250100）；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聊城 252000） 《困学苦思集——马克垚自选集》近期出版。①本文拟结合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英国封建社会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②等专著，探讨他关于封建经济史方面的研究。 所谓视野，通常理解为视域的平面布展。但在学术上，视野应为一立体结构，除了面的布展，还须有点的深入。点的深入使面的布展呈现为一定的厚度。如果只有面的布展，所谓视野，只可能浮光掠影，而缺乏纵深和内涵。 马克垚的学术视野即具有这样的特点，既非常开阔，又呈现着立体的结构。学界多认为，他的研究方向是欧洲封建经济史，因而一向以外国史史学家的身份称誉学林，较少有人了解他对中国封建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史也有广泛、深入的研究，他发表的一些中西比较研究的论文即可为证明。但他的真正的中国史基础，多数读者也许难以了解和认识，因为他的著述大多是在中国史的背景下进行的暗比或隐性比较，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以中国史的眼光研究世界史，特别是在那些限定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的著述中，很少见到中国史的内容。隐性比较一旦成为基本方法，所谓中国封建经济史的背景也就获得了与欧洲封建经济史同等的视野。而当将中国封建经济史和西欧封建经济史在一个平面上对比展开时，这种视野的壮阔感也就显现出来。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等著作以及众多的论文，都是在这种隐性比较中撰写发表的。还应指出，除了中国封建经济史，他对南亚、中东地区的封建经济史也有一定的研究和认识。③而他构建封建经济学的依托对象，即包括这些地区的经济史。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马克垚不是单刀直入，直奔问题本身，而是首先考察和研究相关学科的学术史。对历史学家来说，封建经济史研究首先是历史研究，所以学术史首先是史学史。而17、18世纪以来，封建主义主要是一个法学概念，我们所习见的封土制、封臣制、庄园、农奴、公社、城市等概念，以至整个学术话语体系，都是17、18、19世纪西方学者从法学定义入手概括、抽象和建立起来的，④所以，法学史对封建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经济史属于历史范畴，也属于经济范畴，或者说兼具历史和经济的内涵，因此经济学史对于封建经济史研究也必不可少。这样，封建经济史研究便至少包括了史学史、法学史、经济学史，至少涉及历史学、法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因此，如果学术史仅指史学史，在今天的学术界或无可称道，因为这样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史学本身因而与其他学科没有区别。但它包括了法学史和经济学史后就不同了。法学史、经济学史与法学理论、经济学理论密不可分，研究西欧封建经济史，既需要一定的法学知识和理论，也需要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以及一定的高等数学、统计学和概率论等知识和理论。这对于非专业特别是人文学者而言，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马克垚的视野一方面突破了专业局限、跨越了学科鸿沟，扩展到法学、经济学等非历史学领域；另一方面又直抵学术史的纵深，进入17、18世纪的欧美苏等国家和地区的学术殿堂，从而使他的视野纵横拓展，形成了立体的结构。 需要说明，无论是面的布展还是点的深入，都是我们作为读者的一种感受或解读，就马克垚本人而言，却未必刻意而为。这对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来说，或可获得某种启迪。 由于封建经济史研究涉及领域多，具有综合学科或跨学科的特点，这一研究也应包含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封建经济史研究。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的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封建经济史研究，除本学科或领域之外，至少还包括对历史学和史学史的了解和研究。这就要求法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有相应的历史学和史学史的视野。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我们读过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封建经济史的著作，无不感到经济学的知识和理论素养鲜明突出，而历史学或史学史的知识和素养明显不足，相对于历史学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套路或范式，这就是缺乏历史感。至于有没有法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读过马克垚的著述以及他们是否也有与我们同样的感受，当然不得而知。但依据马克垚对这两个学科或领域相关知识的掌握，以及他的论著对相关理论方法的阐释和研究来估计，应该较少存在这样的情况。 在西欧封建经济史领域，马克垚平时主要思考了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是怎样提出来的？ 马克垚具有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特点和提出问题的敏感意识。他在充分利用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学术前沿的熟稔，在长期苦读欧美和苏联史学家的著述，潜心研究西欧封建经济的史学史、法学史和经济学史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统而言之，即“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⑤ 马克垚的封建经济史研究可分为几个层次，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可认为是第二个层次的问题。这是一个面对国内外学术界提出来的极富挑战性的大题目，是一个涵盖交织着众多原创性题目、而一个题目又包括多个问题的大系统。它在向国际学术界特别是那些驰名国际史坛的史学大家质问：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西欧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概念为什么将生产力、经济基础等因素排斥在外？西欧封建制度为什么是一个法学概念？何以必须用法学方法进行研究？应该怎样认识西欧的封建化？封建化为什么要以农村公社作为起点？西欧资本主义萌芽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古典经济学、边际主义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究竟是不是封建经济得力的、合适的分析工具？应该怎样建立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所谓重新认识，是指全面检讨已经形成的知识、理论体系，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重新考察和研究。显然，这些问题基本上覆盖了西欧封建经济史的整个领域。正是这些问题，构成了“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大系统，使他的西欧封建经济史研究呈现着突出的问题气质。 在重新认识西欧封建社会的层次下，马克垚提出和探讨了若干在我们看来属于中等层次的问题，这里以资本主义起源的理论为例，进一步认识他的问题意识。 在国内外学术界，资本主义起源问题早已成为历史学领域的显学。20世纪50年代，欧美学术界即掀起了对这一问题讨论的第一次高潮。70、80年代，又形成了第二次高潮。在国内，50年代以来一直进行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80、90年代，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一讨论再次掀起热潮。由于资本主义的起源理论涉及如何认识中西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体系、封建城市、小农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当时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所以激发了人们浓厚而广泛的兴趣。由于讨论的问题正属于马克垚的研究领域，于是，在前述广阔的视野和相关学术史和研究动态的基础上，他以《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⑥一文向学界同行展示了他的问题和思考。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作为范例，是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篇几乎由问题组成的论文，对资本主义起源本身并未展开研究，给出结论，而且最终仍以问题结尾。这样的论文，无疑更能帮助我们认识马克垚的问题意识。 文章纵论20世纪50年代以迄90年代中期即这篇文章撰写时的学术史，其中包括欧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大讨论和中国学者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涉及的学者多达数十人。马克垚认为，这些学者的理论观点虽然影响很大，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以资本主义起源的两条道路而知名的多布(Maurice Dobb)、希尔顿(Rodney Howard Hilton)等人的内部起源说和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的长途贸易说，以新人口论而驰名西欧封建人口史、经济史领域的波斯坦(Moissey Postan)、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哈切尔(John Hatcher)等人的人口历史动力论或人口起源说，都是以单一原因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而布伦纳(Robert Brenner)主要思考农民的产权问题，诺斯(Douglas C.North)主要思考领主的产权问题，两者看问题的角度虽然不同，却也都是从产权上探索资本主义的起源，也是由单一原因进行研究。在马克垚看来，资本主义起源是一个错综复杂、涉及广博的问题，仅由单一原因进行研究很难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而如果由此深入下去，及于经济结构，则会涉及很多问题，例如，为什么同是西欧国家，起源的道路却不同，而且发展的速度殊异？伊懋可(Mark Elvin)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以高技术平衡陷阱来解释中国宋代经济的停滞，但马克垚认为，这一理论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人口论，只是加上了制约技术进步这一曲折。针对国外学者大多认为中国经济虽有发展，仍然难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结论，马克垚主张应以比较方法进行研究。国外虽已有学者用这一方法研究中国的资本主义起源，例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但这些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在马克垚看来，韦伯作为那个时代欧洲学者的自大心理遮蔽了他的视线和眼界，纵然有合适的方法，也难以超脱文明的偏见和由此产生的理论偏颇。他与同时代的大多数西方学者一样，认为西方就是世界，就是历史，没有历史的东方自然发展不出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韦伯的比较方法并没有解决上述学者留下的理论缺陷。琼斯(Eric Lionel Jones)也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但与韦伯不同，琼斯是从环境、人口、经济、政治等方面进行比较，他虽然肯定了东方发展的可能性，却仍然认为东方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马克垚看来，琼斯的比较只是把各种因素松散地罗列起来，并没有形成系统，因而没有找到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他偏重于地理环境的解释，地理环境对资本主义起源当然有影响，但绝不会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使他无法认识发展的真相。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也对中国和西欧进行了比较，但在分析欧洲核心地区英国和荷兰的资本主义起源时，他仍然强调了国际贸易的作用，与斯威齐无别。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仍然采取习见的说法，并没有大的突破。综合看来，这些比较都“浮于表面”，因此，马克垚提出了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进行比较的设想，特别是集中在小农经济和商业经济两种结构上，以此来揭示东西方的内蕴，探讨是否存在巨大差别，从而决定东西方发展是否迥然不同。学术界大多认为，小农经济和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的重要起点，可是法国比英国农民更早摆脱了农奴制的羁绊，为什么英国已经发生资本主义萌芽，法国却没有？而且到18世纪仍有大量小农存在？这里当然存在一个产权问题，可是，小农经济是因为产权牢固不容易分化吗？为什么人们都在强调产权对起源的意义呢？黄宗智先生以恰亚诺夫(Alersandr Vasilirvich Chayanov)的理论研究华北小农经济的变迁，提出了一种“内卷化”的理论，力图以此证明分化不出资本主义因素。可是“内卷化”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波斯坦的新人口论同样证明英国小农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希尔顿称之为小农经济的“自杀循环”。这是否是现代化技术改造以前小农经济的习见现象呢？而就中国而言，幅员辽阔且各地发展不平衡，是不是直到1949年前仍然没有摆脱“内卷”状态？关于小农经济中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国内学者有很多研究成果，可是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现象，所以有西方学者称这种现象为原工业化。他们认为，有的原工业化可以导致资本主义，有的则不能；有的原工业化地区的工业后来衰落了，为别的地区所取代。由小农经济分化而至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中西并无不同，有的快，有的慢。英国快，法国慢；中国比英国慢，与法国比则慢得不很严重。而小农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此进行研究还应结合地主经济、城市经济、国家政权等因素进行研究，而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与资本主义起源有关的另一个经济结构是商业。西方学者过分强调它对资本主义起源的作用，皮朗即认为，欧洲在12世纪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布罗代尔甚至指出，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仍然主要存在于商业而不是工业。吴承明对中国和英国封建社会的市场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进行了分类。希尔顿也对英国封建社会的市场进行了研究，也进行了分类。希尔顿的研究证明，两者有共同之处；但是，吴承明却认为，西方的乡村是农业的，城市是工商业的，这种划分显然过于绝对，以致于将乡村的手工业和商业全然掩盖了，因而无法解释原工业化问题。在这里，还应提出商业资本的流向和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的问题，在马克垚看来，这些现象在中西封建社会都存在共性，不宜进行过分的区别。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充分反映了敏感的问题意识。面对上述大家和他们的著述，学术界通常做出的反应是它们的方法、视角、观点和理论的新颖，继而是引用、模仿、追随，甚至不乏盲目崇拜。马克垚则不同，他以问题的形式质疑了众家学说，指出了它们的缺陷与不足，同样以问题的形式指明了解决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途径和出路。既然以单一原因探讨资本主义起源的方法不能服人，我们是否需要进行多种因素的分析，从经济、政治、社会以至意识形态诸结构的运动及其相互影响来进行探讨呢？既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并非一帆风顺，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格兰依次经过了萌芽、夭折、衰落和发展，那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发展不平衡，资本主义萌芽是否也必然经过几多曲折或反复呢？ 综览马克垚的著述可见，他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比较方法；在学科层面上，除了历史学方法，还注重借鉴和使用法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此外，他还特别注重学术史的考察和研究，这不仅是为了正确理解和认识西方学者的观点，也在于准确把握法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的内涵和意义，使之成为掌握非历史方法的重要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