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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信史一词,《辞源》释义:“纪事翔实的史籍”。《辞海》释义:“确实可信的历史。”《现代汉语词典》释义:“记载真实可靠的历史。”在数百篇的夏文化探索论著中,往往涉及夏代信史的问题。 徐旭生先生以长达三十年的持续研究,写成《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徐旭生先生“把盘庚以前的时代叫做传说时代,以后的时代叫做历史时代”。并指出“因为《大戴礼记五帝德》、《帝系》两篇,《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三篇详细叙述五帝的系统及其相互间的血缘关系,夏、殷两代先公及先王的次序,所以这些说法在数千年的历史界也有很高的权威”。显而易见,《夏本纪》等篇尽管“有很高的权威”,还是些“说法”。徐旭生先生是肯定夏代信史的:“根据古史传说,商代以前有一个夏代。……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过。”同时他又认为,夏文化是个“应该努力解决的问题”。邹衡先生也坚定地认同夏代信史:“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其名著《史记》中已有明确而详细的记载。夏朝是客观存在的,任何怀疑乃至否定都是没有根据的。”同时他又认为:“夏朝能否确证,只靠古代文献恐怕是独木难撑,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才能最后确定夏文化。”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均是学术界著名的专家,在学术界也有很高的权威,他们探索夏文化的论著中,涉及到夏代信史的问题,均主张用考古学方法探索夏文化,用考古学方法确定夏文化。也就是说,夏代信史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在探索夏文化的历程中,夏代信史说始终未超出夏文化探索的范畴。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探索的不是夏文化存在与不存在的问题,他们均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先秦文献与西汉名著《史记》中已成定论。历年出土的先秦时期青铜器铭文也佐证了他们的观点。如春秋时期的秦公簋,传1919年甘肃省天水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该簋器、盖对铭,共105字。记述了秦国的祖先已建都12代,作器者要继承前辈事业,永保四方土地。另外,器盖上与器底侧分别留有秦汉时期的刻铭,记录了该簋在秦汉时期为西县官物,曾被当做容器使用。其中盖内铸铭称秦公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虩事蛮夏”。又如西周中期的公盨,传出自河南窖藏,保利艺术博物馆2002年在香港购回。该盨器内底有铭文共十行,除最后一行为8字外,每行皆10字,共98字。公盨铭从大禹治水的故事讲起,“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正如朱凤瀚先生所言,“确切证明了禹其人其事盛传于西周”。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探索的是什么是夏文化的问题,他们研究的成果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孙庆伟先生的专著《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虽然对夏朝积年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认知与邹衡先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基本上遵循了徐旭生先生与邹衡先生的研究方向。鉴于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的现状,有的学者认为“因此夏代信史说也只是一种看法而已”,不谓不客观。我也认为夏代信史说是一家之言,尽管这“一家”的成员数量较多,但并不能概括学术界的全部。为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我曾著文《二十年的论战》,并在文中指出:“邹衡先生关于二里头文化1—4期为夏文化的研究成果,虽然已得到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这毕竟是考古学上确定的夏文化。在考古材料中还没有发现有关夏、商年代的文字记录,尤其是还没有发现夏代当时的文字资料。因此,有的学者持不同的学术观点,是可以理解的。”文章发表前,我曾到邹衡先生家中特意请教先生,上述这段文字表述妥当否,先生当即表示认可。 显而易见,在夏文化探索范畴之内的夏代信史说,与历史时代的信史标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