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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夏代信史的问题有可能解决吗?“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是有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问题,而不是讨论夏代有没有文字材料的问题。正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夏代文字材料,在“夏墟”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二里头遗址,就有商汤都城说与夏都斟鄩说。“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以此类推,安金槐先生断定的王城岗遗址就是禹都阳城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就是夏文化遗存,也只是一家之言。 拜读最近出版的方勤先生专著《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深受启示。作者结合新出土曾侯與编钟铭文,确认曾国即《左传》等文献记载的随国,并依据近年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以及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对曾国历史进行了梳理,分析了曾国与周王朝和楚国的关系。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诸侯国,两周时期地处今湖北境内的曾国,如果没有大量的青铜器铭文确证,结合传世文献,方勤先生的专著就有可能改名为《随国历史与文化》,学术界也许会引发曾国墓地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是随器或是楚器或是周器的讨论,或者还会引发曾国遗存是随文化或是楚文化或是周文化的大讨论。 综上所述,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夏代信史的确证过程中,考古学方法再重要,也不要轻视甚至排除发现夏代文字材料的关键性作用。邹衡先生所说的“运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找出夏朝的文化遗迹和遗物”,理应包括夏代文字材料。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作者:董琦 中国国家博物馆;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