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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灭山胡 山胡是高欢之前政治家颇费心力的一大问题。高欢深知山胡在当时多元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地位。高欢十分清楚，在北魏军队中，山胡占有一定比例，拓跋焘给臧质的书信中就明确说：“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设使丁零死者，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正减并州贼；氐、羌死，正减关中贼。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拓跋焘所说之“胡”即为并州胡，也就是山胡。 高欢对山胡威胁北朝的历史也非常清楚。离石胡帅呼延铁和西河胡帅张崇等因“不乐内徙”，于天兴元年（398）三月“聚党数千人叛”。永兴五年（413），吐京胡与离石胡反叛，“置立将校，外引赫连屈丐”作为外援。太武帝拓跋焘神?元年（428）六月，并州胡酋卜田“谋反伏诛，余众不安”。太平真君八年（447），吐京胡“阻险为盗”。献文帝拓跋弘时，河西羌胡领部落反叛，拓跋弘亲自出征。孝文帝元宏时，西河胡反叛，山胡刘什婆也寇掠郡县，被征东将军、吐京镇将穆罴讨灭。从此，山胡“部内肃然，莫不敬惮”。孝明帝正光五年（524），汾州正平、平阳“山胡叛逆。诏复征东将军、章武王融封爵，为大都督，率众讨之。”因融“寡于经略，为胡所败”。 高欢消灭山胡的思想就是在山胡越来越嚣张的背景下，在系统研究总结历代治理山胡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形成的。高欢深知，在山胡的各支势力中，刘蠡升的影响力和对北朝的威胁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最令统治者大伤脑筋。一是刘蠡升在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就自称天子，年号神嘉，设置百官，在云阳谷建立起小朝廷，成为割据势力。二是刘蠡升的活动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争取到更多的支持者和随从者。史载“刘蠡升自云圣术，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间，逆徒还振”。其实，当时不少山胡在起事时都披着宗教外衣以迷惑群众，比如“五城郡山胡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三是刘蠡升每年都在西部地区骚扰，被北魏称之为“胡荒”，“言其本胡种，侵扰汉民，若在荒服之外”。四是“自立为王，聚党作逆，众至数万”的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虽被击溃，但由于他们与刘蠡升联合，势力大增，对北魏增加了新的压力。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高欢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从历代治理山胡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完善了消灭山胡的思想。这一思想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先以和亲为诱饵麻痹刘蠡升，然后进行突然袭击。天平二年（535）三月，高欢假称与刘蠡升“约和”，许诺将女儿嫁给刘蠡升的太子，使刘蠡升放松警惕性，然后在其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秘密调动部队，向刘蠡升发起猛烈攻击。刘蠡升的北部王见来势凶猛，便杀掉刘蠡升，带着其首级向高欢邀功领赏。二是彻底消灭刘蠡升的残余势力，不留后患。刘蠡升被杀后，其部众又拥立其子南海王。高欢决心铲除刘蠡升的势力，于是又向南海王用兵，俘获了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余人，得到了“胡、魏五万户”。其中山胡就有“二万余户”。三是严厉打击山胡的嚣张气焰。天平三年（536年）九月，汾州胡王迢触、曹贰龙聚众反叛，设立百官，年号平都。高欢出兵将其讨平。四是消除山胡死灰复燃的土壤。武定二年（544）十一月，高欢又征讨山胡，将其击破。为了使山胡无法重新聚集，高欢将所俘获的一万余户全部“分配诸州”，割裂他们之间的联系。由此可见，在北朝历史上，在打击山胡方面，高欢的策略最高，力度最大，成效最显著。 高欢彻底消灭山胡的思想和军事行动，对山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十年 之内，山胡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天保四年（553），山胡虽有包围离石戍的举动，但北齐文宣帝高洋一出兵，他们就落荒而逃。直到杨坚建立隋朝征发稽胡修筑长城时，汾州胡千余人虽在途中逃跑，但后经汾州刺史兼散骑常侍韦冲的“绥怀”，他们都返回来了，甘心“赴长城之役”。 高欢彻底消灭山胡的思想对其后代产生了重要影响。天保五年（554）正月，文宣帝高洋因个别山胡有叛逆之心，遂出兵征讨，将其一举击破。为了斩草除根，高洋将十二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杀，将妇女及年幼体弱的山胡全部奖赏军士，“遂平石楼”。这一行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石楼绝险，自魏代所不能至”。高洋平定石楼之后，“远近山胡，莫不慑伏”。 北齐建立后，为了颂扬高欢消灭山胡、怀柔高车及柔然宾服的功绩，将鼓吹二十曲中之汉《拥离》改名为《灭山胡》，“言神武屠刘蠡升，高车怀殊俗，蠕蠕来向化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