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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欢民族关系思想的来源 系统考察高欢的言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既有汉族基因，又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影响。但从整体来看，高欢的民族关系思想主要根基于儒家思想。 在高欢民族关系思想中，“招怀远夷”是其核心思想。毫无疑问，这一思想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中有二处记录孔子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是《论语·季氏第十六》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二是《论 语·子路第十三》载：“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悦），远者来。’”高欢儒学修养很高，从他的“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仁恕爱士”、“不尚绮靡”、“雅尚俭素，刀剑鞍勒无金玉之饰”，请人为其诸子讲授儒家经典、十分敬重儒生、对儒雅之士“待以殊礼”等做事风格来看，他身上处处显示着名儒的风范。在处理民族关系过程中，高欢能够放低身段主动与柔然建立和亲关系，对吐谷浑首领夸吕“喻以大义”、与吐谷浑和亲，委派夏州刺史斛律羌举出使阿至罗“宣扬威德”，并力排众议对阿至罗“赉其粟帛”，都与儒家思想有关。高欢能够做到“遐迩归心，皆思效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孔子“近者说（悦），远者来”思想的忠实践行。在孔子那里可能还是理想，在高欢那里已经变成了现实。 高欢一生以戎马生涯为主，不可能系统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但他对儒家精髓有着较深的理解，对儒生非常尊重，而且非常重视子弟的学习教育。 高欢重视儒家文化教育并非偶然。他对北魏末期“文章咸荡，礼乐同奔，弦歌之音且绝，俎豆之容将尽”痛心不已，对当时“内有声色之娱，外有犬马之好”、“徒有师傅之资终无琢磨之实”及“世胄之门，罕闻强学”的状况深表忧虑，决心将其统治地区变成“名教之地”，在那里逐渐兴起“仁义之风”。高欢对此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方面，他做了一些基础工作。 一是深知上行下效的道理，非常重视子弟的学习教育。高欢希望子弟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他引进名儒、敬重儒生和聘请教师的专长来看，毫无疑问，是儒家文化和历史。卢景裕和李铉都是高欢的家庭教师，传授的都是儒家文化。卢景裕一生都在研习儒家经典，“专经为学”，注解过《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毛诗》、《春秋左氏》等经典。李铉曾系统学习过《毛诗》、《尚书》、《礼记》、《周官》、《仪礼》和《左氏春秋》等，对儒家经典也很有造诣，撰定了《孝经》、《论语》、《毛诗》、《三礼义疏》及《三传异同》、《周易义例》合三十余卷。张雕“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刁柔“综习经史，尤留心礼仪”。宋钦道“谙识古今”。其他教师也都是儒家饱学之士。他们向高欢子弟讲授的主要内容，都是他们的专长，即儒家文化和历史。 二是对儒生非常尊重，把他们紧紧地笼络在自己的周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高欢可以称为尊师重教的楷模，他对儒生的尊重、信任和重用超乎寻常，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吸引了一大批儒生和专家学者聚集在晋阳，聚集在高欢父子身边。范阳涿人卢景裕从小就聪敏好学，无论是居住在拒马河还是隐居在大宁山，也无论是在老家研习儒家经典，还是在邺城讲学，他都心无旁骛，“专经为学”，“世号居士”。天平中，已经颇有名气的卢景裕卷入了一场谋反事件。当时河间邢摩纳与卢景裕从兄卢仲礼“据乡作逆”，并逼迫卢景裕一起反叛，以响应元宝炬。邢摩纳等人的反叛很快就被平定下去，卢景裕被关进晋阳监狱。高欢早就知道卢景裕，对他“经明行著”敬佩不已，立即下令赦免了卢景裕，将他安置在宾馆里，“使教诸子”。每次回家，都“随以鼎食”， “大蒙恩遇，待以殊礼”。卢景裕知恩图报，也非常敬业，集中精力授课，十天才回家一次。在给高欢子弟等人讲授儒家经典过程中，每次都“讲论精微”。在讲解《周易》时，有人对卢景裕大声发难，出言不逊，而卢景裕仍然“神采俨然，风调如一，从容往复，无际可寻”。卢景裕死后，高欢又请赵郡李同轨“教授诸子”。高欢对李同轨也非常尊重，“待以殊礼”。李同轨也很负责任，“每旦入授，日暮始归”，对于“缁素请业者，同轨夜为解说，四时恒尔，不以为倦”。李同轨去世时，不仅“时人伤惜之”，而且高欢“亦嗟悼之”，将其追封为瀛州刺史。李同轨死后，高欢又令其子高澄“在京妙简硕学，以教诸子”。高澄将青年才俊、渤海南皮人李铉“征诣晋阳”， “甚见优礼”。李铉很有才华，23岁就完成了三十余卷的著述。几乎与此同时，高欢又把中山张雕、渤海刁柔、中山石曜、北平阳绚、北海王晞、清河崔瞻、广平宋钦道等人一起征到东馆，作为“诸子师友”。这些人都是名家大儒。张雕虽然“家世贫贱，而慷慨有志节，雅好古学。精力绝人，负箧从师，不远千里。遍通《五经》，尤明《三传》，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诸儒服其强辨”。北魏末期，高欢令其“与诸子讲读”。张雕对高欢使自己“致位大臣”感激不尽，决心“立效以报恩，论议抑扬，无所回避，省宫掖不急之费，禁约左右骄纵之臣，数讥切宠要，献替帷幄，帝亦深倚仗之”。石曜“亦以儒学进。居官至清俭”，著有《石子》十卷。刁柔“少好学，综习经史”，“性强记，至于氏族内外，多所谙悉”，高欢“以为永安公府长流参军，又令教授诸子”。崔瞻是东魏北齐时期的著名学者和诗人，其父崔?是太学博士，“少有名望”，“历览群书，兼有词藻”。崔瞻也成名很早，因其“聪朗强学，有文情，善容止，神采嶷然，言不妄发”，年仅十五岁时，就被刺史高昂召署为主簿，后被清河公岳辟为开府西阁祭酒，“所与周旋，皆一时名望”。史书称赞他的诗词“气调清新，并诗人之冠”，“词韵温雅，南人大相钦服”，“词韵温雅，风神秀发，亦一时之领袖”。高欢对崔瞻非常欣赏、信任和器重，将其“召与北海王师陪从，俱为诸子宾友”。宋钦道也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本文法吏，谙识古今”。鲁郡韩毅以书法闻名，也曾“以谋逆见擒”，高欢将他“置之第馆，教授诸子”。在高欢的影响下，高欢子弟对儒生都比较尊重。史书记载，“及天保、大宁、武平之朝，亦引进名儒，授皇太子诸王经术”。可见在北齐文宣帝高洋、武成帝高湛和后主高纬时期，都非常重视儒家学说，都非常重视子弟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高欢挑选的这些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有学问，都是饱学之士，几乎都有著作问世。二是都非常勤奋，如李铉“用心精苦，曾三冬不畜枕，每至睡时，假寐而已”。三是都有好名声，有的是著名的清官。如刁柔在其母去世后，“居丧以孝闻”；石曜“居官至清俭”，是出名的“清素纯儒”。四是都有一批追随者，如卢景裕“风仪言行，雅见嗟赏”、“士君子嗟美之”。李铉“燕、赵间能言经者，多出其门”。张雕“弟子远方就业者以百数，诸儒服其强辨”。崔瞻不仅在北朝很有名气，南朝君臣对他也非常敬重，“大相钦服”。 高欢的思想比较复杂。在他身上，汉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浑然一体，他的思想既有汉族基因，又受少数民族思想文化影响。一方面，高欢的“仁恕爱士”是很有名的，他对儒生的尊重、信任和重用超乎寻常，对儒家学说的重视和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如对卢景裕等人都“待以殊礼”。另一方面，高欢在风俗习惯等方面已经胡化，非常信任和倚重少数民族及胡化人士。在公开 场合，高欢总会显露出对汉人的蔑视，既把汉人称为“汉儿”，又认为“汉儿”“恐不济事”。高欢在“号令将士”时，常用鲜卑语，但只要大都督高敖曹在场时，“则为之华言”。公元532年，高欢拥立北魏孝武帝元修即位时“复用夷礼”，采用“代都旧制，以黑毡蒙七人，欢居其一，帝于毡上西向拜天毕，入御太极殿，群臣朝贺，升阊阖门大赦，改元太昌”。北魏自孝文帝改革“用夏变夷”，宣武帝元恪和孝明帝元诩即位时“皆用汉、魏之制”，而孝武帝即位“复用夷礼”，既说明高欢等人的思想变化，也可以看出高欢等上层人物思想的复杂性。高欢的思想看似矛盾，其实都在“为我所用”的宗旨下得到了有机调和，运用“杂用夷夏”的“抚御之术”，希望得到汉族和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