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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杂用夷、夏” 《资治通鉴》卷157评价高欢“杂用夷、夏，有抚御之术”。从各方面来看，高欢的“抚御之术”其实就是实用主义，只要对自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有利，可以采取任何手段。 在高欢军事集团中，既有少数民族官兵，也有汉族官兵，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高欢都要面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各类人群，都要和各类人群打交道，高欢要想有效管理好各类人群，充分发挥各类人群的积极作用，自然会采用各种手段。就民族关系而言，高欢在早期比较注重笼络汉族，后来逐渐转向“杂用夷夏”，以“夷”为主。 高欢十分清楚，在汉族人口占有很大比例的情况下，要想打下坚实基础，建立起自己的声威，必须得到汉族人士的支持。高欢更加清楚，北魏末期“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和“鲜卑共轻华人”的风气对当时民族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不利于夺取政权。节闵帝普泰元年（531），高欢准备起兵时，就对其部下明确提出了“不得欺汉儿”的要求。有些鲜卑族人对高欢的这一想法不太理解，高欢便向他们耐心解释说，汉族老百姓是你们的奴婢，男子为你们耕种，妇女为你们纺织，他们供给你们吃穿，使你们得到温饱，你们为什么还要欺凌他们？高欢的话虽然很朴实，但道理讲得很清楚，希望鲜卑族对汉族不要太过分，尽力缓 和一下鲜卑族与汉族的紧张关系。 但是，高欢的内心深处，还是特别依赖、信任和重用鲜卑人及鲜卑化的汉人，尤其是当他有了一定资本、取得一定地位时，这种思想方法更加明显。这主要体现在高欢对几个问题的认识上： 一是对汉族能力的认识。高欢虽然承认汉族在耕织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 对汉族的军事能力和英勇善战却持怀疑态度。在高欢及其子弟看来，鲜卑人“一人必当百人，任其临阵必死，然后取之，谓之‘百保鲜卑’”。所以，从高欢开始，“卫士皆用鲜卑”。而对“华人”即汉族人的军事能力却持怀疑态度，汉族人即使“勇力绝伦”，也得不到高欢等人的信任，他们只能“以备边要”，根本没有进入卫士之列的机会。高欢曾公开表达他对汉族军事能力的不信任态度。北魏永熙三年（534）,高欢在率军出征尔朱兆时，他就毫不隐讳地对大都督高昂说：“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说明高欢并不看好汉族官兵的军事才能，他所特别信任的是鲜卑族官兵。在这种思想驱使下，高欢“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这样做一方面不会让高都督太难堪，另一方面，也体现了高欢“杂用夷夏”的思想方法。 二是对鲜卑等少数民族忠诚度的认识。高欢虽是一个汉族人，但因他已彻底胡化，所以对鲜卑族等少数民族怀有深厚感情，对少数民更加信任。在他看来，鲜卑族等少数民族比汉族更加忠诚，关键时刻更能派上用场。高欢的临终嘱咐，集中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北齐书·神武纪下》载：“侯景素轻世子，尝谓司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异，王无，吾不能与鲜卑小儿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子为神武书召景。景先与神武约：得书，书背微点，乃来。书至，无点，景不至。又闻神武疾，遂拥兵自固。神武谓世子曰：‘我虽疾，尔面更有余忧色，何也？’世子未对。又问曰：‘岂非忧侯景叛耶？’曰：‘然’。神武曰：‘景专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飞扬跋扈志，顾我能养，岂为汝驾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发哀。厙狄干鲜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公，并性遒直，终不负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远来投我，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朴实无罪过。潘乐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当得其力。韩轨少戆，宜宽借之。彭乐心腹难得，宜防护之。少堪敌侯景者，唯有慕容绍宗，我故不贵之，留以与汝，宜深加殊礼，委以经略。’”从这份政治遗嘱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高欢所信任和依赖的主要是少数民族及胡化人士。高欢的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直率、憨厚和朴实，没有“异心”，不会背叛。高欢之所以会做出这种判断，完全基于他对少数民族及胡化人士忠诚度的认识。在他的思维和认识中，鲜卑人厙狄干“梗直少言”，敕勒人斛律金“性敦直”，对高欢“忠款之至”，肯定不会背叛高欢的世子高澄（即世宗文襄帝）；可朱浑道元、刘丰生来投奔我们，“必无异心”；贺拔焉过儿非常朴实，完全信得过；潘乐比较和厚，也靠得住；韩轨为人憨厚，忠诚度也没问题；慕容绍宗有水平，能与侯景抗衡，如果“深加殊礼”，也会为我所用。只有侯景非常奸诈，必须随时加以防范。高欢在另一份政治遗言中特别嘱咐高澄说：“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备，亲戚之中，唯有此子，军旅大事，宜共筹之。”段孝先即段韶，是高欢妻子娄昭君的外甥，以忠诚厚道而得到高欢的信任和器重。高欢毕竟是非常老练的政治家，对这些人物看得比较透彻。在这些人物之中，高 欢尤其看重斛律金的直率和敦厚，对他特别信赖，他曾反复告诫其世子高澄说：“尔所使多汉，有谗此人者，勿信之。”高欢在武定四年（546）对其世子高澄的嘱咐，不仅成了北齐首领认识和评估忠诚度的标尺，而且对北齐民族关系发展走向有着重要影响。高欢次子显祖文宣帝高洋即位后，曾十分坦率地对斛律金说，“公元勋佐命，父子忠诚，朕当结以婚姻，永为番卫”，更加倚重斛律金家族。 高欢从要求部下“不得欺汉儿”到“杂用夷夏”，再到晚年更加依赖、信任鲜卑等少数民族及胡化汉人的转变，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如下几点尤其突出： 一是环境影响。高欢“世居云代”，这里历来就是少数民族活动的舞台，胡风胡俗非常浓厚。史载高欢“生于边朔，长于戎马之间”，这种环境对高欢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对“乡邑故人，弥相推重”，是高欢的一贯作风。如对同为渤海蓨人的封隆之就“每多从之”，“以后事托之”；高欢病重期间，将封隆之的次子封子绘“引入内室，面受密旨，衔命山东，安抚州郡”。同为渤海蓨人的高德政被高欢“委以腹心”。这些都使高欢对鲜卑人和鲜卑化的汉人有着天然联系和强烈的依赖感。 二是基于执政基础的考虑。鲜卑等少数民族及胡化汉人是高欢起家和立足的基础，影响着高欢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高欢起家和发达都得益于六镇鲜卑贵族、鲜卑官兵和胡化汉人的支持，正是尔朱兆“分三州六镇之人，令王（高欢）统领”，才奠定了高欢的军事根基。无论是初创时期，还是实力强大之后，六镇鲜卑贵族、鲜卑官兵和胡化汉人都是高欢政治、军事集团的骨干和基本力量。无论是从历史渊源还是现实执政考虑，高欢都会照顾鲜卑等少数民族及胡化汉人的利益，给他们更多的好处，以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忠诚度。因此，高欢很容易和他们拉近感情，对他们特别信赖、依赖和重用。史书说高欢“知人好士，全护勋旧”，这种评价比较到位。如秀容阳曲人刘贵“虽非佐命元功，然与高祖布衣之旧，特见亲重”。 三是与西魏及萧齐争夺人才的需要。高欢深知，在西魏与东魏对峙以及南朝与北朝的对峙中，无论是西魏还是萧齐，都在想法设法争夺人才。而人才的去留，是争霸天下的重要砝码，政权能否巩固的重要因素。高欢曾对“典掌机密”的镇南将军杜弼说过知心话：“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黑獭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黑獭，士子悉奔萧 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高欢十分了解宇文泰和萧衍在争夺人才方面的优势和工作力度，也十分清楚自己的软肋，因此只能靠满足追随者的欲望使他们铁下心来，成为更为坚定的追随者。 四是高欢与鲜卑等少数民族及胡化汉人有着特殊感情。高欢精通鲜卑语言，对鲜卑的习俗也很熟悉，对鲜卑的生活习惯也很适应，因此他与鲜卑贵族和鲜卑族官兵都很容易沟通，与鲜卑族及胡化汉人有着特殊感情。高欢在号令三军时，就讲鲜卑语，容易与鲜卑族官兵拉近距离。高欢对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非常熟悉，如敕勒人斛律金“作《敕勒歌》”，高欢就亲自“和之”。高欢深知在以鲜卑贵族和鲜卑官兵为主的政治、军事集团中，熟悉鲜卑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因此他与懂鲜卑语的汉族人士的感情也很深，对他们格外重用。比如祖珽“解鲜卑语”和“解四夷语”、孙搴“能通鲜卑语”，高欢就对他们特别器重，委以重任。再如高欢族弟平秦王高归彦“以解胡言，为西域大使，得胡师子来献，一功得河东守”。 五是高欢对“勋贵”的补偿心理。少数民族及胡化汉人等“勋贵”跟着高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成了功臣和既得利益者。高欢为了笼络住这些追随者，就要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利益，答应他们的要求。当时官员大都是些贪官，“文武在位，罕有廉洁”。镇南将军杜弼对此忧心忡忡，向高欢建议“先除内贼，却讨外寇”。高欢问杜弼谁是内贼，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诸勋贵掠夺万民者皆是”。高欢开始并没有吭声，而是下令军人“皆张弓挟矢，举刀按矟以夹道”，然后让杜弼从中间穿过。杜弼非常恐惧，战战兢兢地穿过去后，吓得浑身冒汗，直打哆嗦。高欢乘机教育他说，“箭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矟虽按，不刺。尔犹顿丧魂胆。诸勋人身触锋刃，百死一生，纵其贪鄙，所取处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为了满足追随者的利益，他们犯了过错，高欢一般不予追究。如渤海蓨人高昂“尝诣相府”，想直接入门，“掌门者不听，昂怒，引弓射之”。高欢“知而不责”。同为渤海蓨人的封延之在沙苑之战失利后“弃州北走”，高欢十分恼怒，对其他同罪者全部处死，只对封延之网开一面，没有治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