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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柴德赓《〈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的评审与争议 柴德赓毕业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史学系，1936年到辅仁大学任专任讲师，颇得陈垣青睐，与余逊、启功、周祖谟并称“陈门四翰林”。1944年，因不堪忍受沦陷区北平的政治气候，他只身南下，到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副教授。所著《〈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乃是其在辅仁大学任教时期的作品。 北平沦陷后，身处辅仁大学的陈垣，开始提倡“有意义之史学”，以考证结合史论，藉史学以讽喻当下。他在学校开设了“史源学实习”课程，以全祖望《鲒埼亭集》、顾炎武《日知录》为教材，目的在于“正人心，端士习”。⑨柴德赓在此前后对《鲒埼亭集》精心研读，开始撰写《谢三宾考》一文，并于1943年端午节完成。⑩ 对于撰述动机，柴德赓在《专门著作申请奖励说明书》的“著作经过”中说：“作者因身处北平，目观汉奸之无耻，适读全祖望《鲒埼亭集》，屡提及夫己氏者，因加考索，知即明末汉奸谢三宾，遂编检群书，费时一年有余而成此文。”(11)文章共六卷二十四章，除了阐明谢三宾在晚明史上的地位及其投降清朝的经过外，还考证其出处、生平及子孙，并将晚明史籍中的矛盾舛误之处，一一详加考证疏通，征引史籍达84种之多。文章在细密考证、择断史实的基础上，对晚节不保、两次降清的谢三宾予以批判，阐述了著者背后的爱国幽旨；可谓是集考据、义理于一体，达到了别阐微旨的境界。(12) 值得注意的是，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的撰写也始于此时。检阅陈垣与友人往还的书信，我们可以发现，《谢三宾考》与《通鉴胡注表微》的撰写，也是师徒二人相互切磋、互为商榷的过程。因两人在治学中交流频繁、配合默契，以致于在柴德赓南下后，陈垣在治学上还有些不适应，竟有“无人可商”的慨叹了。他在给陈乐素的信中说：“青峰兄常有信否，余极念之。……余极愿他回辅仁也。《表微》拟在《学志》发表一部分，汝有何意见，可以助我。青峰走后，余竟无人可商榷也”；“出处篇亦油印一份，已寄青峰，他能知我心事也”；“青峰情形，殊可念，吾甚欲其北来，未知途中易走否也？”(13)可知师徒之间感情甚笃，柴德赓最能知老师心曲，在治学上颇能相互砥砺、共求精进。 《谢三宾考》撰成之后，发表于《辅仁学志》1943年第12卷第1、2期上。陈垣对此文推崇备至，认为是“一流作品”，将文章寄送方豪、柳诒徵等学者进行传阅和推介。他在给其子陈乐素的信函中说到：“柳髯极称许《谢三宾考》，可见有目共赏，非阿所好也。”(14)柳髯乃柳诒徵。在致方豪的信中亦称：“《谢三宾考》乃柴君精心结构之作，在近年出版界中似尚是第一流文字。”(15)可见，柴德赓凭借《〈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已经得到了部分学者对其治学水准的赏识。在呈送教育部“学审会”评议之前，此文已经获得了中央研究院论文一等奖。 1944年，在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的柴德赓，听闻教育部奖励学术作品的公告后，便开始准备申请。为方便起见，他邀请同校的魏建功和时任院长的谢循初作为“介绍人”。两人对于作品的评语为：“此作虽仅了一公案，而方法与精神，皆足为斯学楷式；其主要贡献当在中国史学方法及史家之态度上。至于考证周密，引据博洽，犹余事耳。”(16)认为柴著非但考证精妙，其撰写模式更值得效法，所论至为精当。魏建功在北平时即与柴德赓相从甚密，对其治学方法与理念颇有了解；1937年魏氏南下时还曾赠诗唱和，以表心迹，作为介绍人也是在情理之中。(17)谢循初所治并非文史之学，对《〈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的价值所在似乎难以有深刻的体会，故而，此评语可能为魏建功所撰写。 从审核要求上来看，两位介绍人的身份，似乎与教育部所规定的“专家资格”不符。“学审会”规定，介绍人须为：“(1)曾任或现任专科以上学校校长、院长或教授，担任有关该项著作或发明之科学者。(2)曾任或现任研究所之研究员，原系研究该科学者。(3)对于该项科学研究确有研究已有重要著作者。”(18)上述三点，皆要求介绍人应为申请作品所属领域的著名学者。谢循初专功心理学，魏建功侧重于古典文献学，虽为各自领域的名家，却与明清史研究少有交集。不过，《〈鲒埼亭集〉谢三宾考》还是顺利通过了审核，看来这一小问题，并未影响作品的评审进程。 “学审会”收到《〈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申报材料后，将其寄送给了金毓黻和钱穆进行审查。如下，将对二人的评审意见略作解读和评析。 金毓黻的审查意见为：“谢三宾人不足称，且为全谢山先生所痛恶；特以作者喜读《鲒埼亭集》，遂一一为之考稽，于本书外，征引参考书籍多至八十余种。一时兴到之作，遂裒然成巨帙矣。且作者文笔，亦极似谢山，几为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考三宾本事之不足，且及其子孙焉。于其子孙褒之不容口，不以三宾之故而加贬词，亦以明善恶之不相掩，即为谢山对三宾之异称，凡十三种，亦特为考证，则其他可知矣。作此极小题目，却能毫无遗憾，诚近顷之佳作也。”(19)金氏在评语中对《谢三宾考》褒奖有加，认为此文以小题见大，考稽详确，且思想正确、资料详赡、时有创建，应被评定为二等奖。 翻阅《静晤室日记》可知，金毓黻也将评语誊录到日记之中。日记中的评语，除了部分词句与档案中的审查意见略有差异外，其余皆同。除了评语之外，金氏还附了一句：“柴君为陈垣弟子，曾执教于北平辅仁大学，故所学极有师法。近岁南来，为江津女子师范学院教师。”(20)所言“极有师法”，实则金毓黻也窥探到，《〈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在撰写方法和学术理念上，深深的烙上了师承的痕迹。1946年6月9日，金毓黻在致柴德赓的信中，谈到了此前审查其论文的情况：“前奉大笺及《谢三宾考》等两种均已拜领，前在重庆承教育部命审查学术论文，已将谢考细读一过，即羡佩其精博，□又益《宋宦官考》为下走研讨宋史学之助，尤感厚惠。”(21) 另一初审专家钱穆，也接到《〈鲒埼亭集〉谢三宾考》的评审函件，将此文评定为第三等，他的审查意见别有一番寓意。开篇，钱穆先肯定了文章的学术价值。认为作者在史实考证上，能对谢三宾爬梳抉剔，譬如开荒，谢氏一生事迹，几于首尾完具，宏识毕备；对史料的运用，也能钩稽甚勤、征引丰富、用心缜密。同时，也点明了文章撰述的弦外之音：“其时北平正在沦陷期间，作者笔底盖尚有无限感慨，无限蕴结，欲随此文以传者，固非漫无旨义，徒矜博闻之比。”(22)钱穆意识到《〈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与传统的考证文章多有不同，文章表为考论谢三宾事迹，实则超越了传统考证的窠臼，藉阐释贰臣谢三宾的降清劣迹，以批判沦陷区汉奸的无耻行径，这也是秉承了其师陈垣“有意义之史”的做法。 在一番肯定之后，钱穆将话锋一转，开始对以此文为代表的治学倾向进行了批评。他先以《史记·留侯世家》为例，解读司马迁的著史方法。钱穆认为，留侯张良与刘邦纵论天下之事甚多，被誉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但《史记》对君臣二人商议谋略之事多不著录，何也？因其与刺秦王、得兵书、辅高祖、灭项羽等重大历史事件相比，不值一书，故删去不录，此乃“千古著史大法，亦千古考史大法”。钱氏认为，谢三宾毕竟为一地方人物，与明朝兴亡的关系并不大，费尽心力予以考证，不甚值得。 接着，钱穆开始对“为考据而考据”的治学风气进行了抨击，特不烦赘录如下： 近人每高言考据，其意若曰为考据而考据，即已尽学问之能事。不知考据疏密是一事，题目大小另是一事，若题目一小，则考据虽密，终不能认为学术界不可少之著作。故同样考一人物，如考蒲寿庚与考谢三宾，其所费精力有以同样艰难，然其所得结果，其所实际贡献于学术界者，则大小迥为不侔矣。故为考据工夫者，其最大本领还在炼选题目，题目一定，则其工夫实已十完六七矣。平心论之，此文用心之细，立论之平，皆足证作者之学养，然试思一学者读竟此文，究竟对晚明世局所谓天下所以存亡者，增添几许智识矣。一研究晚明史者，果于谢三宾其人必具若何之认识与瞭解乎？若专以为考据而考据作藉口，谓此等文字可为从事考据者作一实例，则自来可为考据学示例者已尽不乏，又何烦屋上作屋乎？窃意此文功力皆到，作意亦佳，惜其为近代为考据而考据之风气所惑，因此，狮子扑绣球亦用全力。若论其在学术上之贡献，则即就专治晚明史之专门范围论之，此文之所得，亦未谓得居一重要之位置也。(23) 柴德赓认为谢三宾乃“晚明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因其史书无传、记载隐名，故而专门详加考证一番。(24)钱穆却持不同意见，他说此文选题过小，如以降清的谢三宾与叛宋降元的蒲寿庚作比较的话，则两者在学术界的贡献可谓是迥然有别；柴氏的文章是“狮子扑绣球”，将学术的功力用错了地方。 细阅评审意见即可发现，钱穆批评所指，并非仅在《〈鲒埼亭集〉谢三宾考》一文上，而更多的是对胡适、傅斯年等学界主流——“科学考订派”进行批判。当时的钱穆，对“为学问而学问”“为考证而考证”“无所为而为”的治学态度感到深深的不耐烦，渴求从历史文化的影响力与治学的价值层面，进行新的探讨。这一点，在其《国史大纲》中即有明确批评，认为这派学人多以科学方法之名为傍依，“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25)这一时期的钱穆，开始从考证向文化思想史转变，更为注重史学的社会功能，这就与那些以科学方法治史的学人们分道扬镳了。 抗战以后，史学界面临着新的挑战，史学与史家能否回应国家救亡，成为一个重要的命题。在此背景下，学术以致用的风气日盛，民族主义思潮开始复兴。钱穆在1941年初的《齐鲁学报》发刊词中，将战时的中国与晚明和嘉道时期相类比，认为桐城文学、乾嘉考据皆是余丝残泪，无补于国难。且发感慨道：“凡吾学人之所欣赏而流连者，其果异于古原之夕阳乎？所发奋而努力者，其果异于春蚕之作茧，蜡炬之自烧乎？所矜重而夸大者，其将勿为垂尽之余丝，欲干之残泪乎？”(26)认为在这个风雨如晦的国难时期，学人的治学方式也应当改弦易辙，考据、义理不可偏废，学史当求经世，以补时艰。 钱穆曾不止一次提到“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27)对优秀史家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转变，他认为新的史学家，必须对现实有恳切的关怀，对各学科能相当知晓，并能以哲学的思辨来融通经纬条理，这也是钱穆所追求的理想境界。(28) 弟子们的回忆也进一步印证了钱穆的学术转向。严耕望记述其师的话说：“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专守一隅，做得再好，也只是第二流。”(29)李埏亦记述其师的教导：“学史致用有两方面，一是为己，二是为人。为己的意思，是自己受用；为人就是为国家、为社会。近世史学界崇尚考订，不少学者孜孜砣砣，今日考这一事，明日考那一事，至于为何而考，则不暇问。”(30)显而易见，钱穆要求自己的学生在治学时，应讲求贯通与致用，不必拘泥于琐屑考订的旧途辙。他对“琐碎的考订主义者”大为不屑，认为史学“为己”的同时，更当“为人”；这就与胡适所提倡“为己之学是学问的根本途径”(31)的观点，有绝大的反差。可以说，此时的钱穆，不只是与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不相容，与当时新派的整体治学风气也有不少扞格。(32)钱氏虽以考据成名，其本心却好宋明理学，注重心性义理的阐发与哲学层次的反思。对此，李方桂曾评价道：“他(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不，他搞的是哲学，他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33) 总之，1945年的钱穆，其治学已经转向较大命题、通论色彩的大叙述，以求自身的学问与时代能够有所呼应。这一段畅快淋漓、直抒胸臆的评审意见，也预示了钱穆与胡适派学人的分道扬镳。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复校北归，钱穆未获续聘，也是在料想之中的事情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