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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马韩是百济人的主源 百济是在马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百济人的主源为三韩中的马韩人在学界没有什么争议。中国正史资料也非常明确地记载了百济与马韩之间的渊源关系，比如《周书》卷四九《异域百济传》载：“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扶余之别种。”就是说百济原为马韩族的一个分支。 马韩又起源于朝鲜半岛南部古老的韩族，主要分布在朝鲜半岛的西南部，在韩族社会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并长期统治三韩地区。关于马韩的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后汉书·百济传》记录得比较简明扼要，即：“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马韩在西，有五十四国，其北与乐浪、南与倭接。辰韩在东，十有二国……弁韩在辰韩之南，亦有十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国万余家，小国数千家。” 近年学界通过进一步考证文献资料，利用新的考古资料，并结合上古时代整个朝鲜半岛历史发展背景就三韩及马韩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作了许多新的探讨和研究，如韩族的起源、韩族文化性质、韩族的发展编年、三韩的形成及离合过程等问题。 关于韩族的起源现无法具体考证，但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韩族早在朝鲜半岛的青铜时代就已存在，即与辽东及朝鲜半岛北部的秽貊族系中其他部族产生时间大概差不多，根据有三：第一，在古朝鲜的准王逃亡至半岛南部时，半岛南部已经存在像马韩这样较为成熟的部落联盟国家政体，说明这一区域的历史积淀已经很深；第二，准王南下的公元前2世纪初，半岛南部地区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青铜仪器和粘土带陶器为主的发达文化；⑦第三，在三韩出现之前，在朝鲜半岛南部曾出现过统一部落联盟体——辰国。 关于辰国，学界争议较多，主要是因古代史籍中对其表述有所不同。最早提起“辰国”之名的史书为《汉书》朝鲜传，班固将真番与辰国并举，此前在《史记》朝鲜列传，则将“辰国”记为“众国”。就辰国的性质，《三国志·百济传》中说：“韩在带方之南……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也。”而在《后汉书》东夷列传中则说：“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但上述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三韩之前确有所谓辰国存在过。笔者认为，辰国是三韩出现之前在朝鲜半岛南部形成的大部落联盟体，辰国王可统辖各个部族，但辰国王权力更具有象征性意义，因部落联盟体是较松散的政治组织。后来三韩各自以其地域特点和本部族构成为中心分别建立部落联盟体，相互竞争和兼并，同时都有继承辰国意识，以辰王的名义欲兼营其他的部落联盟体。 对“古之辰国”，中国有些学者提出较新的观点，认为辰国是箕子或进入朝鲜半岛的商裔势力最早在朝鲜半岛建立的国家，韩族社会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商”和“辰”二字在字义上是一个意思，箕子最初在朝鲜半岛建立过国家政权。⑧但这些学者的观点，其前提只因“商”和“辰”在意义上相同，除此并没有其他充分的根据，结论下得过于轻率。从各种角度而言，箕子或商裔势力建辰国说有些牵强附会，论据也是很难成立的。首先，周灭商时，周朝疆域还不是很大，其势力范围最大时北至今北京附近，南至长江流域一带。⑨箕子势力在大陆其他地域大有回旋空间和安全立足的条件，大可不必舍近求远，偏偏来到路途十分遥远和艰辛的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其次，箕子势力不能冒着海浪之风险渡海直至朝鲜半岛南部，因当时航海术及海路尚未达到数千人直接横渡黄海至朝鲜半岛南部的能力。如经过渤海沿海至朝鲜半岛，他们最有可能先停留于汉江以北地区，也不必再向南部地区逃亡。再次，据史料记载，箕子出走殷商地区，第一次在异地建国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100年(周武王13年)前后，而此时朝鲜半岛南部地区社会发展尚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还未达到产生古代国家的阶段。最后，箕子即使在其他地方建国，《尚书大传》等史料记载得较为清楚，即最初建立国家称为“朝鲜”，而未曾叫过“辰”或“辰国”。⑩《旧唐书》等诸多史书亦均指出“箕子之国”在北方，未曾提及半岛南部尚有“箕国”之事。如“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11) 笔者认为，马韩统辖半岛南部整个韩族社会的时期就是辰国存在时代，当时马韩的首领就是辰王。具体地说，三韩之前确有一个辰国，是韩族社会部族联盟体，一直由马韩部族承担盟主，政治中心在马韩的目支国地区。对此，《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韩有三种……皆古之辰国也。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都目支国，尽王三韩之地。其诸国王先皆是马韩种人焉。”马韩最为强大时就连辰韩和弁韩的首领也要由马韩人充当，对当地进行直接统辖。因此，在《三国志·东夷辰韩传》中记载说：(辰韩)“其十二国属辰王，辰韩常用马韩人作之，世世相继，辰王不得自立为王。” 至于辰国的形成时间现无从考证，但其下限应至少在一世纪初。(12)从公元1世纪开始，马韩已丧失对整个三韩地区的绝对优势，军事力量逐渐萎缩，原本相对分散的弁韩、辰韩势力开始抬头，独立发展成为能与马韩相互抗衡的部落联盟体。而马韩、弁韩、辰韩三支部落联盟体相互角逐也持续几个世纪之久，一直到百济、新罗、伽耶等古代国家建立为止。 综上，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在朝鲜半岛南部形成古老的韩族社会，根据地理环境及习俗的不同形成数十个农村公社阶段的部族社会，这些就是《后汉书》《三国志》提起的数十个“小国”。至青铜时代，数十个“小国”中，马韩族部落势力逐渐兴起，先是兼并周边马韩族各部落社会，然后势力进一步增强，其势力在整个韩族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从此以马韩为中心形成朝鲜半岛南部第一个早期国家(部落联盟体)——辰国。后来，又随着古朝鲜、夫余及汉朝势力染指半岛南部，以及马韩部落联盟体内的势力分化，马韩势力逐渐减弱，与弁韩、辰韩形成三个势均力敌的局面，也就是在朝鲜半岛出现了三个部落联盟国家——三韩。其实最早反映朝鲜半岛状况的《三国志》和《后汉书》等中国史书，是从三韩时期的历史记述开始的，这是因中国中原政权从汉代开始才关注朝鲜半岛状况。 百济国(伯济国)并不是夫余人新建国家，它原来也是三韩时期马韩部落联盟体内小国之一，(13)由于地处汉江流域，在马韩联盟体里最早接触铁器文化(公元前1世纪)，加之在辽东地区较早进入古代国家形态的夫余人发挥了主导伯济国由一个弱小部族向独立国家形态转变的作用。独立国家形态的百济国于公元前1世纪建立以来，利用汉江平原的地理优势与夫余人业已成熟的国家治理意识不断扩大各方面实力，并在比流王、契王、近肖古王时统一马韩诸国，最终代替目支国占据统辖整个马韩联盟体的地位，占有今忠清道、全罗南北道地域，建都于汉山地区的慰礼城(风纳土城和梦村土城)。虽然百济人的族源包括夫余人、高句丽、马韩人和汉人等族群，但成为百济人的基本祖先是马韩族。百济发展为古代国家形态后，其民众大多还是马韩人后裔。 (三)夫余人、高句丽人、汉人也是百济族源 作为百济建国势力的主要力量夫余人成为百济族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学界无可争议的事实，因中国、韩国、日本古代文献均清楚地记载了百济与夫余的渊源关系。 “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扶余之别种。”(《周书》四九《异域百济传》) “其先出自夫余”(《魏书》百济传) “按海东古记，或云始祖东明，或云始祖优台”(《三国史记》卷三二《祭祀志》“百济条”) “夫百济太祖都慕大王者，日神降灵，奄扶余而开国，天帝授禄，总诸韩而称王。”(《续日本纪》卷四〇，延历9年秋7月条) 除这几则史料外，还有不少史籍记述了百济起源于夫余的内容。《三国史记》所指“或云始祖东明”，虽将始祖记为与夫余相同，但亦间接反映夫余与百济的连带关系。《续日本纪》所记都慕是东明的谐音，也强调夫余在百济建国中的作用。公元前1世纪末有一支夫余人或夫余系高句丽人南下至汉江以南的伯济小国领域(现广州一带)，联合当地土著的马韩民众建立了新型古代国家政权——百济国。大量文献资料均证实了这一事实，在此不再赘述。 此外，百济人强烈的夫余继承意识也反映夫余在百济建国及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百济在给北魏的国书中清楚地指出：“臣与高句丽源出夫余。”(14)自称百济是夫余人所建国家，因此还将王族姓氏确定为“扶余”或“余”。百济为继承夫余国古老传统，始终以祭东明王庙作为国家法统，特别是圣王十六年(538)在迁都泗沘城时索性将国号确定为“南扶余”。百济一些贵族仍以夫余解氏为自己的姓氏。这一切都在说明百济在建国及初期发展过程中有相当数量的夫余人成为百济族源。 高句丽人也是百济人重要族源之一。各种迹象表明，夫余人在百济建国期间，并不是从北部夫余族故地直接南下至汉江流域，而是先移至高句丽领域，在此参与高句丽建国及初期建设之后又南下至慰礼城一带。这一史实，通过高句丽和百济的建国时间顺序(公元前37年和公元前18年)，《三国史记》称温祚王为高句丽国始祖朱蒙之第三子，以及温祚兄弟间争权夺利、各自营造势力范围过程等均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证实。当时从高句丽南下至百济社会的夫余及高句丽人为数不少，《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第一》记载：“沸流、温祚恐太子所不容，遂与马干黎等十臣南行，百姓从之者多。”李丙焘将这股融入百济的南下势力称之为夫余系高句丽人不无道理。(15) 诸多史书也记述了高句丽在百济国起源之时融入百济人群体的事实，如“百济者，其先盖马韩之属国，出自索离国”；(16)“百济之先，出自高句丽国……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17)上记“索离国”大概为“高离国”的误记。 此外，马韩人从百济建国前就与高句丽人有所接触，百济建国后逐渐控制原马韩故地，后来又与高句丽经历了长期的相互兼并和交融的过程，使高句丽成为百济人重要族源之一。 百济族源也有一定数量汉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末年，即马韩全面控制朝鲜半岛韩族社会时期，中国西汉取代秦朝，曾有一大批秦人亡命到朝鲜半岛南部马韩地区，马韩王将他们安置在马韩的东部地区。“辰韩亦曰秦韩，相去万里，传言秦世亡人避役来适马韩，马韩亦割其东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韩……其言语名物有似中国人，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冠，行洒为行觞。相呼为徒，不与马韩同。(18)因当时马韩领域最大，包括后来三韩之辰韩的一部分，《梁书》将此内容记录在新罗传里，其实这股秦人融入马韩族群中，成为最早的百济族源。对于汉人作为百济族源还有出土墓志碑佐证，如《祢寔进墓志》记载祢寔进为“百济熊川人”，《大唐故云麾将军左武卫将军上柱国来远郡开国公祢府君墓志铭并序》称祢素士“字素，楚国琅琊人，七代祖嵩，自淮泗浮于辽阳，遂为熊川人”。(19)《隋书》百济传明确地指出百济族源中包括汉人，即“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这里将“中国人”排在最后，又以“亦有”方式附加表述，表明汉人虽是百济人的族源之一，但人口为数不多之意。 卫满夺取古朝鲜王位后，末代王准“乃将其余众数千人走入海”，迁入至三韩地域。汉四郡时期，由于朝鲜半岛北部地域政局经常动荡不定，百济曾长期控制带方郡地区，不可避免地有汉郡县人移入马韩地区。东汉末期桓帝(146-167)、灵帝(167-189)年间，中国北方局势紧张，国内爆发黄巾起义，鲜卑人又在辽东扩张，在这种连锁反应之下，大批汉四郡流民因避乱而流亡至三韩。(20)从汉四郡或辽东亡命至三韩地区的移入民虽然不可能全是汉人，但肯定有不少汉人，也应最先进入离朝鲜半岛北部最近的马韩地区，成为百济人族源之一。 二、百济与高句丽的交融过程 (一)汉四郡时期百济与高句丽的交流 3世纪末之前，在文献资料中很难发现关于百济与高句丽关系的记载，但这不意味着3世纪末之前双方没有多少关系。百济与高句丽的交往关系可上溯至上古时代。 古朝鲜时期三韩中的马韩长期活动于现汉江及京畿道地区，必然与当时地处朝鲜半岛北部及鸭绿江流域的高句丽发生诸多关系和交流。百济国建国神话、百济的建国势力及百济国自始至终所具有强烈的夫余意识等，均折射了马韩族或百济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纪初期就与高句丽结成了较深亲缘关系。如温祚王三十七年(19)“四月旱，至六月乃雨，汉水东北部落饥荒，亡入高句丽者一千余户”。(21)这一史实说明，百济人并没有因有乐浪郡在平壤一带的统治而停止与高句丽的联系，一次竟有“一千余户”的人口迁移至高句丽人区域，也反映百济与高句丽之间亲缘关系发生着作用。 汉灭古朝鲜，并在辽东南部及朝鲜半岛西北部设置郡县统治时期，百济与高句丽仍有诸多交涉。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多学者主张在汉四郡时期，百济与高句丽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和往来，认为这是由于当时在百济与高句丽之间有乐浪、带方郡的统治所致。(22)但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应注意，即使在汉四郡时期，各种土著豪族势力在汉四郡领域内活动仍很频繁，部族及民族间仍犬牙相连在一起，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及性质复杂多变，由此又造成汉四郡统辖区域的反复伸缩、移动与统治方式的不断变化。特别是汉四郡设立20年后，由于常受周边各土著势力侵蚀，汉朝在始元五年(82)将玄菟郡治所向北内迁，同时“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23) 汉四郡时期高句丽及百济势力经常进出乐浪郡及带方郡，高句丽甚至还曾攻破乐浪郡的政治中心。公元32年时高句丽已控制位于其南部的乐浪郡，(24)甚至在大武神王二十年(37)，高句丽一举袭灭乐浪郡，乐浪郡完全处于高句丽的统治之下，直到公元44年为止。高句丽在大武神王时期军事力量大增，开始大量兼并周边各势力，大概大武神王的谥号由此而来。因高句丽灭亡乐浪郡，高句丽与百济领域相连，使丽济之间可有长达13年的直接交往。下面两则史料均证实上述事实：大武神王二十年(37)“王袭乐浪，灭之”；(25)太祖大王四年(56)“伐东沃沮，取其土地为城邑，拓境东到沧海，南至萨水”。(26)这两则史料还反映汉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只局限于某些政治中心地带，而大部分地区仍然启用土著豪族统治当地百姓，因此各部族及势力犬牙相错，领域不很分明。 百济由于占据汉江流域也经常进出汉四郡领地，这样不可避免要与高句丽接触。百济责稽王元年(286)，高句丽侵袭当时处在百济西北部的带方郡，与百济有一定亲姻关系的带方郡向百济求援，责稽王于是“遂出师救之”。(27)此外，在汾西王七年(304)，百济又直接袭乐浪郡之西县，当时高句丽势力也在此地区活动频繁，双方必有各方面的联系。下面史料更能说明百济与高句丽早期的友好关系：“百济臣与高句丽，源出扶余，先世之时，笃崇旧款，其祖钊轻废邻好，亲率士众，凌践臣境。”(28)可见，百济国初期与高句丽互为兄弟之国关系一直友好，只是从高句丽故国原王钊时关系开始恶化。 总之，尽管有汉四郡在朝鲜半岛存续数百年，但并没有隔断百济与高句丽接触和交流。特别是因汉乐浪郡对当地统治十分不稳定，百济长期控制带方郡，使百济与高句丽的直接接触变得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