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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国争霸朝鲜半岛时期丽济的相互兼并、融合 4世纪以后随着高句丽实施南进政策，百济与高句丽争夺朝鲜半岛霸权地位的竞争与战争开始白热化，使双方的敌对关系逐步加深。据统计，百济与高句丽间共发生36次战争，正是这种长期的争霸及敌对关系，加之史料上的缺失，一直以来使许多人产生错觉，认为三国争霸朝鲜半岛期间，百济与高句丽只有战争和仇视，没有多少交流和交涉，更谈不上融合和友好关系。但笔者认为，这个时期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同样有很多交流及往来关系，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比其他时期更直接、更突出。 古代国家一般也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征服国家，征服国家又以兼并土地、掠夺民户、军事统治为其主要特征。因此，古代战争确实给双方带来巨大的灾难、消耗和相互间的仇恨，但这同时又意味着在客观上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百济与高句丽之间共发生战争36次，同样以兼并土地、掠夺民户、占城统治为主要目的。现举数例说明：  百济与高句丽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始于4世纪中叶。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近肖古王24年条，高句丽与百济在雉壤(现黄海道白川)展开激战，结果高句丽大败，百济掳获高句丽将士5000余名。即“高句丽王斯由率步兵二万来屯雉壤，分兵侵夺民户。王遣太子以兵径至雉壤，急击破之，获五千余”。从中可以看出，高句丽发动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侵夺民户”，看来在古代朝鲜半岛缺少人口的情况下，百济与高句丽间发生战争许多都是围绕着掠夺民户而展开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战争中百济竟一次性俘获高句丽战俘5000多名。这些战俘当然事后用于民力或重新被编入百济军队中。总之，战争使交战双方大量兼并民户，并起直接融合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高句丽于广开土王五年(396)，以重兵大举进攻百济，攻陷壹八城等58城，至同王17年(407)，又以五万步骑兵攻取百济城6座，这样一来，高句丽共攻取百济城64座，即“凡所攻破城六十四，村一千四百。”(29)若以一村10户，一城100户计算，当时高句丽掠百济人口约有1.2万户。百济原来共有城200座，(30)其中被高句丽占取64座，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高句丽于475年攻陷百济都城汉城，长期建设和经营汉江流域达80年之久，直到551年百济联合新罗及伽耶军收复汉城为止。在此期间高句丽不但直接支配百济居民，高句丽的先进文化及技术渗透到原百济领域。高句丽还沿用当地百济官吏进行“以夷治夷”式的统治，(31)这样使高句丽在百济居民中的统治力和影响力更为持久。 百济和高句丽两国间亦不乏和平共处的年代。408年至475年的近70年间，百济和高句丽几乎没有发生战争，这70年相当于百济腆支王、久尔辛王、毗有王、盖卤王执政时期，高句丽方面主要是长寿王统治时期。相比之下，这个时期百济国王位更替较频，政局不够稳定，对外战争明显减少。(32)此时的高句丽长寿王则忙于将都城从国内城向平壤城的迁移这一繁重的事业，需要长期的修整和稳定政局，同时发展与新罗及北魏的外交关系。百济和高句丽在此期间各自休养生息，忙于建设和追求更大发展。这70年在百济和高句丽关系史中的比重很大，因此这一期间民间的相互往来和交流必不可少。当时的史籍没有双方往来的记录，原因主要是古代各国的正史很少记载非官方或地方事件。 百济国后期与高句丽曾建立相互合作关系，即和亲和军事同盟关系。百济从武王璋开始就与高句丽来往合作。史书多处提到百济与高句丽间的交流与联盟，如“百济自扶余璋与高句丽连和，屡侵伐封(新罗)”；(33)“往者百济先王，迷于逆顺，不敦邻好，不睦亲姻，结托高丽，交通倭国，共为残暴，侵消新罗”；(34)“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远，亦相影响”。(35) 又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义慈王三年(643)“与高句丽和亲”，同王十五年(655)，百济又曾联合高句丽、靺鞨大规模进攻新罗，掠新罗城30余座，新罗面临灭国之境，迫使唐军出兵朝鲜半岛。(36)仅从上述文献记载至少可以看出，从百济扶余璋(600-641)开始与高句丽通交以来，这种关系维持至百济义慈王十五年(655)，以保守方式计算，双方的同盟关系至少保持20年之久。20年时间其实也不短，其间双方也有发生矛盾的时候，但各方面的交流也会随之展开。 总而言之，百济与高句丽间经常性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二者的进一步民族融合，这个阶段双方还有相当多的和平时期，和平时期必有频繁而广泛的民间交往。 (三)百济、高句丽灭国后的交融 百济国、高句丽国先后被罗唐联军所灭之后，其居民或四处逃离，或投奔其他国家，或被唐军强制迁移他乡，但仍然留在原住处的居民更多。(37)也就是说，百济国和高句丽国分别在660年和668年灭国之后，大多数城邑被唐罗联军所破，国家政权崩溃，显贵豪族四处逃窜，但其故地并没有变成人烟稀少、血腥荒芜的空地，仍有大量遗民生活在原住地或原来的国土，使百济和高句丽遗民间又产生了相互交融的机会。有几点理由可以证实大量遗民仍在故土的情况。 第一，唐灭百济及高句丽后，在其故土驻扎军队的同时，为便于统治实施羁縻政策，即设置许多都督府和唐式地方管理区划，如州、郡、县等，但这些机构长官沿用土著豪族。《资治通鉴》载，唐总章元年(668)，唐灭高句丽国后，“分高句丽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万户为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置安东督护府于平壤以统之，擢其酋帅有功者为督都、刺史、县令，与华人参理”。(38)唐灭百济后，同样在其故土也设置了熊津都督府等五个都督府。这些羁縻统治机构均反映出还有相当多的百济、高句丽遗民仍然生活在故土上。 第二，百济及高句丽灭国之后，其遗民组织起来的抗唐斗争和复国运动此起彼伏。百济被唐所灭不久，在海外的百济遗民立即与高句丽联系请求支援。如百济义慈王二十年(660)，“王病死，近古王子扶余丰尝质于倭国者，立之为王……遣使高句丽、倭国乞师，以拒唐兵”。(39)高句丽的反叛势力更是声势浩大。《新唐书》卷二二〇《高丽传》载：“大长钳牟岑率众反，立臧外孙安舜为王。诏高侃东州道，李谨行燕山道，为行军总管讨之，遣司平太常伯杨昉绥纳亡余。舜杀钳牟岑走新罗。侃徙都护府治辽东州，破叛兵于安东市，又败于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李谨行破之于发庐河，再战，俘馘万计。于是平壤痍残不能军，相率奔新罗，凡四年乃平。”这次反叛使钳牟岑势力长期据守平壤，安东都护府向北内迁，运动持续四年之久，同时还有新罗军支援和配合。这一切都可证实当时高句丽的抗唐斗争规模大，人数众多。 第三，新罗将大量高句丽遗民安置在百济故地，使百济和高句丽间直接交融进一步展开。公元670年6月，新罗接受高句丽大臣渊净子安胜的投奔，并“处之国西金马渚(今全罗北道益山市金马面)”。同年7月，新罗夺取百济大片故地后，正式册封安胜为“高句丽王”，(40)让他主要管理部分百济故地。针对新罗频繁用兵百济及高句丽故地，唐无奈重新以重兵与新罗对决。唐咸亨五年(674)，新罗“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怒，诏削官爵……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为副之，发兵穷讨”。(41) 第四，新罗统一三国后，在地方建立九州制，即在原三国领域内各设置三个州，其中在百济故地设熊川州、武珍州和完山州，在高句丽故土设汉山州、首若州和河西州，继续对原百济和高句丽地区进行专门管理。当时统一新罗虽占有大同江以南的高句丽故地，但从统一新罗仍保存高句丽164个县名来看，高句丽遗民为数不少。总之，统一后的新罗还有大量百济和高句丽遗民生活在原住地。至此，百济人和高句丽人在同一个政府、同样的法规和同一地域内完成了最终的融合，共同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单一民族——韩民族。 三、结语——高句丽对百济的影响 百济曾是东北亚古代强国。从公元340年代开始作为新型古代国家崛起，并长期与高句丽处于对峙状态，近肖古王时还曾攻占平壤城，杀死高句丽王，其军事实力不亚于高句丽。在文化上，百济通过积极与中国南朝的外交活动和交流形成自己既独特，又富于创意性的文化。(42)从百济文化的文献记载及考古学资料来看，百济文化又呈现出多元化和鲜明的时代性特点。其中，笔者认为百济在5世纪之前的文化受高句丽影响较深。 首先，高句丽先进铁器文化的影响，成为百济建立古代国家的基础。铁器文化早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3世纪间就已渐进地传播至鸭绿江、清川江及大同江流域，这意味着长期以此地域为主要历史舞台的高句丽在其建国初期就已掌握了铁器铸造技术。而一直以汉江以南的京畿道、忠清道、全罗道为主要历史舞台的百济则于4世纪始才受容铁器文化。在上述百济与高句丽间交融过程中，高句丽的铁器文化对百济影响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里也不排除汉四郡的影响。正是掌握先进铁器文化的夫余及高句丽人直接参与百济建国，使伯济国在较短时期将势力向马韩扩展，并取代目支国成为马韩的盟主，后来又成长为称雄一时的古代国家。各种铁器在汉江流域的石村洞遗址、忠清北道的石账里遗址、全罗南道的荣江流域均被大量发现，而这些铁器大多为4至5世纪的遗物。(43) 其次，百济吸取高句丽的建国理念及发展经验，从而快速成长为古代东北亚强国。在这方面，百济主要受容了高句丽的官等制和律令制，如仿效高句丽的13等官位制(2世纪末至4世纪)建立百济的16等官位制(6世纪)，模仿高句丽的国相制大对卢制度，也设立了大佐平一职，来辅佐国王总揽国政。同时吸取以城或评为主的地方统治制度经验，百济也曾长期实施方—郡—城三级地方管理体制，中央派遣的所谓道使的直接管理等。(44) 最后，高句丽的城制及风俗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百济。古文献资料亦多处指出百济与高句丽在言语、风俗等方面的相同性。许多考古资料显示，在汉江流域发掘出较多的高句丽式城邑，居住遗迹及墓葬。如在首尔石村洞一带发掘出为数不少的高句丽式积石墓；梦村土城作为百济最初都城遗址具有较强的高句丽特点；在汉江北岸的峨嵯山、尾根上和九宜遗址，以及在忠州地区发现一些高句丽防御性城垒。由于高句丽在广开土王时曾占领过百济故地汉江流域，并进行长期统治，故学界对汉江流域的高句丽式遗存是否为百济人使用过产生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笔者认为，高句丽在汉江以南实际势力范围应延伸至忠州地区，中原高句丽碑就是较好证明。但至少在锦江流域、荣江流域的高句丽式山城应是百济的遗存。在锦江以南地区发现有高丽山城、父母山城、猪山城、娘臂城等众多高句丽特点的山城遗址，(45)这些山城为百济人自己建筑的可能性较大，筑城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高句丽势力有可能进出锦江以南地区，但没有重要迹象可以证实高句丽在此长期统治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