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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唐代乡里控制方式的区域差异 本文试图描述唐代在不同区域实行不同的乡里控制方式的基本图景： 一是在唐朝统治的基本区域内，从关内、河南、河东、河北、陇右，到淮南、江南、山南、剑南、岭南的广大地区，在300余州府，1 500余县中，全面推行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乡里制度，定期检括户口，编制籍帐，尽可能有效地控制其土地人民，建立并维护大唐统治的秩序。其中，又有3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在诸如溱州、珍州等开拓“生夷”设置的正州县，朝廷虽然全力推行与内地一致的乡里、户籍、赋役制度，将之纳入统一的制度体系中，但事实上，乡里制度在这些州县的实行并未能全面落实，乡里的编排往往不合唐制的规定，且不稳定；其二，在福建、岭南的“山洞”等“内地的边缘”区域，设立新县，编排乡里，著籍户口，从而将这些国家控制体系内部的“隙地”更紧密地联系到体系中来，强化对体系内部的控制；其三，居住在正州县境内的部分蕃胡蛮夷，并未纳入所在州县的乡里控制系统，而是通过其固有的社会组织方式，直接由州或县加以控制。 二是在溱州乐来县、珍州乐源县等正州中较为偏远的县，在其设置之初，并未编排乡里(后来才渐次编排)。在这些正州县之外，就是各种各样的羁縻府州。有版羁縻州县大抵不定期地申报其所领户口，根据其所申报的户口，以不同形式(纳钱、输羊或纳米等)交纳户税(口钱)；在部分内迁的有版羁縻州，所领民户可能需要服军役，参加本部落军，并应唐朝征召；在岭南、剑南一些有版羁縻州里，可能还根据所领民户的居地，编排了乡里。无版羁縻府州则并无此种义务，然唐王朝仍然通过军、镇、城、戍为核心的军事屯驻系统，将流移到无版羁縻府州地区的汉户团聚在军队驻屯地周围，并使之著籍纳税，以唐制加以管理。 由此，我们遂勾勒出唐朝乡里控制制度的4个圈层图：第1个圈层范围较大，是核心，以汉户为主的正州县，较严格地实行乡里制；第2个圈层是以蕃胡夷蛮为主体设立的正州县，努力实行统一的乡里制度，却未能完全落实，乡里编排往往未能遵守法令规则，且不稳定；第3个圈层是有版羁縻州，其部落首领(唐朝以都督、刺史之号命之)仍以部落为单位管理其部众，然所领民户相对集中地居住，国家通过羁縻府州掌握其大致的户口数，在部分有版羁縻州县编排了乡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扰乱其固有的社会控制秩序；第4个圈层是无版羁縻府州，仍然实行其固有的控制制度，并不向唐朝上报户口版籍，亦无应唐朝之召提供军队之义务，然唐朝仍得在其地驻守军队，设置屯戍，管理随军前来的部分汉户或附从军队的行客。显然，唐王朝对于其广大疆域与民众的社会控制方式，从第1圈层较为全面地实行乡里制度，逐步过渡到基本不实行乡里制度的第4个圈层，社会控制的程度依次衰减，同时也有诸多的变化。 当然，4个圈层之间并无清晰的界线分划。一些正县在建置之初并未能编排乡里，只是直接控制部分百姓、行客；而部分有版羁縻州县后来演变成为正州县，正式编排了乡里；一些州县究竟属于有版羁縻州县，抑或正州县，因此而难以判断。同时，在部分无版羁縻府州地区，唐军将内地乡里制度的某些观念“移植”入唐人占据主导地位的部分区域，以坊、里之类名目指称某些居住和管理区域。尽管如此，唐朝乡里控制体系的空间结构仍然是大致清晰的。 贞观四年，唐朝击败东突厥颉利可汗，“北荒诸部相率内属”，朝廷任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绥集散布在伊吾地区的大度设、拓设、泥熟特勤及七姓种落等。李大亮因上疏论统驭蕃夷之策，曰： 臣闻欲绥远者，必先安近。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于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伊吾虽已臣附，远在蕃碛，人非中夏，地多沙卤。其自竖立称藩附庸者，请羁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怀德，永为蕃臣，盖行虚惠，而收实福矣。[3]2 388-2 389 李大亮将大唐治下诸种人群分为“中国百姓”与“四夷之人”两大类，以前者为“天下本根”，当化之以信；后者乃属“枝叶”，当驭之以权。唐代政治控制的基本格局，实即建基于此种“中国”与“四夷”以及“本根”与“枝叶”的二元分化观念之上，并因此而表现为“中国”实行州县乡里之制，“四夷”实行羁縻府州制度的基本控制体系。但事实上，“中国”的内部仍然存在诸多的“隙地”，故需不断强化对此种“内地的边缘”区域的控制，通过检括户口、设置新县、编组乡里等手段，将王朝国家控制的触角伸展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而对于作为“枝叶”的四夷，亦不断推进其“中国化”进程，以军镇城戍为据点，不断强化对有版羁縻州县的控制，使其所领户口纳赋服役，甚至编排乡里，征发军役，使羁縻州县渐变为正州县。即便是在无版羁縻府州地区，也通过驻军、屯田、互市等途径，扩展大唐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尽管如此，唐代对于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控制，在本质上仍然是“因地制宜”，即根据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而采取不同的控制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