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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国会审官对会审公廨中美混合诉讼的操控 清末民初上海一隅之华洋诉讼案件，在全国各通商要埠中“占十之七八”，而上海租界会审公廨管辖的华洋讼案，“则又占十之八九”。(49)列强驻沪领事团1911年掌控会审公廨之前，会审公廨作为当时中国在上海租界的自设官廨，照约章受理该地以洋人为原告，华人为被告的所有刑事民事控案，并由沪道札委中方谳员依照本国法律和习惯自主理案。(50)至于程序法之适用，1868年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主要涉及公廨组织及管辖事项，诉讼程序规定全属阙如。嗣后光绪三十一年，驻沪各国领事要求修改会审章程，并续订新章程11条转咨驻京各国公使，由各国公使联衔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该续订章程关于诉讼程序虽稍有规定，然因中外各方协议未妥，终成悬案。故辛亥革命以前，会审公廨在诉讼程序上并无明确成文法规定以供遵照。(51)不过在长期的会审实践中，会审公廨亦参酌中西各国诉讼惯例，就华洋混合诉讼案件之起诉、传提、交保、开审、判决、执行、上诉等诉讼程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然由于外籍会审官擅自干预和外交掣肘，会审公廨会审案件时，“特别惯例，随时发生，往往越出定章”。(52)这使得中方谳员对华洋讼案的自理之权屡被侵夺。辛亥革命之后，由于“公廨之华官，由领事团派委；公廨之经费，由工部局担负；公廨之管理及其他大权，统归入外人掌握”，会审公廨事实上已不啻为“一领事团设立之华洋裁判机构”。(53)至此，会审公廨华官的理案之权，愈形旁落。钞本所辑交涉函件，折射出美国会审官操控会审公廨中美混合诉讼的诸多细节。 (一)所有中美混合讼案诉讼文书须经由美国会审官签署认可 会审公廨受理中美混合案件之后，所有饬传华人被告传单和牌票，均须经美国会审官签署。按照《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会审公廨原有权派廨差在租界内自由传提被告。但后来恐被告或有抗拒，故商请工部局巡捕房派捕协助，又因不能必令巡捕房照办，复商请工部局领袖领事，由其签字后以便转饬巡捕房，此事至光绪二十年间竟成惯例。(54)其后1905年驻沪各国领事拟定修改章程第六条又明确规定：“凡居住洋泾浜北租界内之华人，无论何案，经会审公堂传提究讯，所出之提传各票，应由领衔总领事画押盖印，方能施行。”(55)虽然修改章程最后未获清政府允准，但实际上已大体依此办理，且将传单和牌票的签署权，直接转授于外籍会审官。如宣统元年九月初二日函提及，“美商怡昌洋行控华商同德号主叶书樵结欠货款一案，其传单业经本副领事于上月二十一日签字发还，以便往传在案”。若“起诉后被告有希图潜逃之形迹，或有特别理由，或三次传提不应者”，会审公廨照例应改用牌票(拘票)拘摄之。(56)然“公廨所出牌票，例由美国陪审官签字”，(57)如被告为多人，而牌票中有遗漏其他被告情形，美国会审官则拒绝签署。在美商魏清记控应文生等一案中，会审公廨将牌票由廨差送请美领事署签署时，美国会审官认为牌票中“尚漏去应文生一名”，“兹将牌票函还”，要求“立将应文生一名补入再行送由本署签字”。(58) 被美国商民控告之华人，若资不抵债，会审公廨查封变卖其资产时，查封财产的启封单，亦需美国会审官签署。该类查封财产的启封单，是否必经美领事或会审官签署，中外相关条约和《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乃至1905年修改章程中，均未有涉及。然美国会审官为最大程度保障原告美商之利益，亦极力攫取此项权力。在美商益同人保险公司控庄盟史一案中，会审公廨饬廨差送呈美署“启封单一纸请予签字”，美国会审官亦在该单内“照章签字”，将查封财产由公廨“给谕拍卖”。(59) 会审公廨的所有断案堂谕，均须抄送至美领事署由美国会审官签署备案。英籍俄人郭泰纳夫(A.M.Kotenev)曾在关于会审公廨的著述中指出：在会审公廨理处华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只有经过西方陪审领事签字认可之堂谕，方可作为案件的执行依据，否则其效力将遭致领事的质疑。(60)会审公廨涉及华洋诉讼的断案堂谕，是否必须经外国会审官签字认可，相关中外条约和《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亦未有涉及。唯1905年修改章程第十条规定：“凡案内所有之人，务须悉遵会审同知随时所定由各国领事公允之堂断。”(61)前已述及，此修改章程未获清政府正式同意。然揆诸钞本函件可知，美国会审官实际上已将其付诸实践，且将此处之“公允”二字，具体化为对堂谕的签署认可之权。如在宣统元年九月十六日的交涉函中，美国会审官特别强调，会审公廨涉及美国商民所有堂谕，“必经本副领事认可”。另，宣统元年十月间，有“美商茂生洋行控复泰昌欠货银一案”，会审公廨审理之后即行宣布堂谕，美国会审官以堂谕“并未经送由本副领事认可”，大为不满，特地致函会审公廨，要求“将该堂谕照抄一分送由本署备案”。(62)宣统元年十一月，美商开乾洋行与华商谦慎昌号因垫款支付在会审公廨肇讼，当时公廨将堂谕送呈美领事署审阅备案。美领事署遂复函会审公廨，“惟以后凡属控案，有应颁堂谕者，仍请照旧抄录二分送署以便签字盖戳，表明认可之意”。(63) (二)中美混合讼案会审日期主要由美国会审官确定 会审公廨设立之初，对开庭时间并无明确规定。迨至后来，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的开庭时间逐渐固定，“每周开庭6天，每天从上午9点15分开始审理刑事案件；从下午2点30分开始审理华洋混合民事案件；从下午6点开始审理两造皆为华人之民事案件”。(64)就中美混合讼案会审时间安排而言，除部分特殊日期照例停讯外，(65)主要由美国会审官根据自身时间安排确定。钞本中此类载述比比皆是。如宣统二年正月二十日函云：“美商怡昌洋行控同德号叶书樵结欠货款一案”，“今定于本礼拜三即西三月二号华正月二十一日午后会讯”，“希贵分府查照施行”；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七日函亦称：“丰泰洋行控胡绥之一案，应请贵分府于下礼拜二早堂后即行会讯。”(66) 不宁唯是，美国会审官还经常临时借故变更双方已经妥定的会审日期。如宣统三年三月初五日函称：“兹查有美商之控案两起，业经海副领事与本副领事订于明日，即三月初六日下午两点半钟分别会讯，一系怡昌控森森泰，一系金恩公司控商务印书馆”，“奈事忙案剧，实无余暇”，“即祈贵分府查照将金恩公司一案改期下礼拜二即三月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审讯”。而在美商丰泰洋行控汉祥同号一案中，美国会审官先是函称：“昨准函订今日午后两点半钟会讯，顷据原告声称，经手律师因对于此案应办事件尚未妥备，故今日未能到堂备质”，“拟将此案改期礼拜五”。(67)但翌日又再次致函称：“昨经函请改期礼拜五两点半钟会讯”，“顷据原被两律师声称，伊等两方面对于此案应办之事件均未妥备，请消停一礼拜”，“将此案改期下礼拜五，即本月十六日下午两点半钟会讯”。(68)如此反复无常，常令会审公廨无所适从。 (三)美国会审官几乎完全操纵会审公廨堂谕之拟制 会审公廨审理华洋混合讼案，“在一堂即了之轻微案件，其堂谕由华员与西官磋商就绪者，当堂即宣布”，“其二三堂始下判决者，所有判词，先由华员拟就，送请该领覆核，如彼方意见大有违反，则一再磋商，或继以争执，务得平和而止”。(69)杨湘钧通过研究指出：会审公廨在裁决华洋诉讼案件时，“虽然谳员在名义上及形式上均居主要地位，但堂谕的决定实际上多半仍迁就外籍陪审员之意”。(70) 如前所述，1905年修改章程第十条规定，会审公廨之堂断须经“各国领事公允”。此处“公允”二字，原本词义暖昧，美国会审官除将其具体化为对堂谕的签署同意权外，还将此项权力肆意拓展，进而对堂谕的拟定进行实质性操控。这种情形，在1911年领事团接管会审公廨之前就已普遍存在，之后愈形恶劣。如在美商郎利与华人陈发法租地纠葛一案讯结后，会审公廨将拟就堂谕抄送美领事署签署备案。美国会审官阅后认为，“查郎利所购之地向系菜园四面有篱笆围绕，由失主作地二亩高抬价值至二千三百元售与郎利，郎利即付洋一千九百元，及失主收洋之后，以陈发坤户名之单地一亩四分交付得主，实属有意朦混”，“今阅堂谕所载，此节不甚明晰”，应“以此作为全案所争之要点加入堂谕”。后会审公廨按其要求将堂谕加以酌改，再次呈送至美领事署时，美国会审官仍大为不满，复函称：“今读来谕，内仍含混不清”，“现拟定一公平之堂谕”，要求会审公廨参照之“分别酌拟堂谕二分送署以凭核夺”。(71)再如在英商马海、美商礼明控应文生一案中，会审公廨照例将初拟堂谕送交美领事署签署，美国会审官阅后复函：“内有两处尚须更改者：(一)堂谕内载六个月限期应改作六天，因强使原告守候六个月殊欠公允；(二)堂谕内如应文生逾限不缴，准原告将道契押款代缴一节，应改作准原告将该号英册契地出售，以抵堂谕所载之缴款。”当会审公廨第二次将修改后的堂谕呈送时，美国会审官仍不洽意，要求于谕内添入应文生自“出立期票日起至付款之日止利息”。(72) 更有甚者，美国会审官越俎代庖，事先拟毕谕稿发送会审公廨誊缮。如在美商汇泰洋行控王学泉定货不出一案讯结之后，美领事署即致函会审公廨，称“现拟谕稿一纸译送，即祈贵正会审官查阅见复”。后会审公廨参照谕稿将拟就堂谕交由美领事署覆核签署，美国会审官又节外生枝，以“谕内并未提及利息一层”，提请公廨“查照加入”。(73)会审公廨最后屈从美国会审官之意，判决王学泉向原告洋商“赔偿损失银三千两”。(74) 堂谕之拟定，本属会审公廨自有之权，美国会审官对堂谕拟制的蛮横干涉，也引发了会审公廨的有限抗争。如在美国女教士荣小姐控沈蔚文担保承揽建筑纠纷一案中，美国会审官对会审公廨呈送之堂谕不满，在复函中要求会审公廨另拟新谕单将以下四项列入：“一、无论何人不得代作头吴俊记或代保人沈蔚文向荣小姐索款；二、作场上之物及屋中之木柱等均不得移取；三、不得向新承接建造之人为难；四、作头吴俊记、保人沈蔚文二人既延误工程，应受控告担任每日十元之损失。”后因会审公廨未将改就之谕单送来，美领事署遂来函索催，“希贵分府查照办理，并希按照拟单稿缮给新谕单一纸，迅予移送过署以凭转给”。(75)嗣后会审公廨复函驳诘：“缮给谕单系属”公廨“自有之权”，美副领事“代拟谕单之稿请为照式缮给，于例不合”。美国会审官则在函中恫吓：“本副领事曾将原有谕单其义有未尽完备之处指出，已非一次”，“本副领事屡次与承审此案之孙大令面商，彼曾允将谕单改给并嘱代拟单稿”，“贵分府谓此等办法未能承认，抑知此系孙大令所建议，如不承认，此等办法即系不信任孙大令今之为帮审官，若然，孙大令既无权裁判公堂之案矣”。(76)美国会审官睥睨公廨之态，跃然纸上。 (四)美国会审官经常肆意破坏会审公廨诉讼程序 对于华洋诉讼案件的受理，会审公廨本有一定规程，然美国会审官屡屡违背会审公廨受理案件规程，要求其先行饬传华人被告，嗣后再补呈原告诉状。按之会审公廨华洋民事诉讼惯例，凡洋商为原告之诉讼，其向会审公廨提起诉讼，若延请律师，“由律师代缮华洋文均全之诉状计三分，呈送该国领事，领事存留一分，再将该两分附一照会转送公廨，作为呈诉之开始”；“由本人自行诉讼者，即由该洋商本身呈一诉状于该国领事署，该国领事即据该商所诉各节备一详细照会，移送公廨作为诉讼之开始”。(77)会审公廨再据领事移送的诉状和照会饬传被告。然美国会审官往往罔顾此规定，要求会审公廨先行饬传华人被告，之后再补呈诉状。如在美国女教士巴小姐控华人万洪记和保人黄作琴等违背合同不完造屋工程一案中，美国会审官即要求会审公廨将被告“先行饬传，禀单随后补呈”。(78)而在美商茂生洋行控华人张鸿卿一案中，亦应原告美商之请，函请会审公廨“查照迅饬传张鸿卿到案”，翌日才将“茂生行补呈华洋文禀二份”转送公廨。(79) 美国会审官亦借故打乱会审公廨审理华洋互控案排号单顺序，随意插号。会审公廨审理华洋诉讼案件，照例按诉状呈递先后顺序，列明应会讯案件排号单。但钞本中却有数桢美国会审官随意插号，要求提前会讯中美混合案件的交涉函。宣统元年八月二十五日函称：“查泰利洋行控江林记及华永昌违背合同一案，悬搁已久，似毋庸列入排号单挨次会讯矣。兹特函请贵分府查照，从速专订日期以备会讯。”而在美商滋美洋行控张来记与张叔和违背合同一案中，美领事署亦在来函中指出：“既经两造在外理结，所有排号单内之空额，应请将其他美商之控案提前补入可也。”(80) 美国会审官还不时侵夺会审公廨交保开释华人被告之权。会审公廨保释程序，系指“被告虽已传唤，而会审期尚未决定者，惟传唤后，被告如有确实保人，得请求保释”。(81)是否同意被告交保开释，本系会审公廨自主之权。但该项权限，往往被美国会审官侵夺。在美商茂生洋行控华商庆丰号赵冠卿和张鸿卿一案的交涉中，会审公廨“奉道宪批饬，将赵冠卿交保开释”。美国会审官先是在“轮应美领堂期，清晨各捕房将应讯人证解廨候讯，讵候至十句(点)余钟未见美领莅廨，由驻廨八十五号西捕用电话询明，美领决意不到”。(82)至该日午时，美领事署又致函要挟：“顷闻关系茂生控案之赵冠卿业经贵廨遵奉道台批饬开释，深堪骇诧”，“不宁惟是，又闻将茂生所控之张鸿卿亦一并开释”，“以本副领事均未认允之件，贵分府惟凭已意独断独行，实欠公允，务请立饬提该被二人仍前收押，否则轮应美国堂期，惟有停讯”。(83)嗣后，美国会审官也确实借此再次停讯。(84)会审公廨在美国会审官的催逼之下，不得已只得重新收押被告。美会审官在停讯三期之后，乃复照常会讯。(85) 在会审公廨受理的中美商民混合讼案中，美国会审官通过签署认可相关诉讼文书、确定或更改会审日期、操控堂谕拟制、破坏诉讼程序等诸多手段，把持从诉讼启动到诉讼终结的整个诉讼过程。他们所攫取的诸项权力，或源于其利用公廨诉讼程序规则缺漏所创制的特别惯例，或源于对未生效之章程条文的曲意解读和实施。当然，面对美国会审官的压迫，会审公廨也进行过有限的抗争，但往往抗争无果。美国会审官通过交涉函件与会审公廨所展开的对弈，及其在操控中美混合诉讼过程中的倨傲心态和蛮横行径，是其时条约体制下中美官方层面交涉最末稍状态的一种生动写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