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破除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成为了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着眼点，而推进民族地区实现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将成为解决当前失衡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做出的关于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为民族地区实现从发展的大后方向开发开放的关键枢纽位置转换创造了新机遇，也为少数民族共享发展红利开辟了新途径。 关 键 词：党的十九大；不平衡不充分；民族地区 作者简介：李曦辉，男，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北京 100081)；李正梅，女，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历史性、全局性的变化决定了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工作重点，为理论的丰富、实践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从矛盾双方的主体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根源在于社会各个层面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而消除不平衡不充分的终极目标亦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这其中，作为中国面积最广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无疑成了破除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最大掣肘，而少数民族群众也成了对美好生活最为渴望的群体。 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分析 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是新时期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胜利的关键问题。 1.生产力水平与民族地区发展不相适应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首次将生产定义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同时提出“生产和交往之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中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认为分工与协作构成了生产力以及生产力布局的基础和根本原则。生产力作为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整体系统，表现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在一定的组织方式下按照适当的模式和比例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不断发展变化。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以何种形式进行分布和组合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资源配置效率，亦即所谓的生产力布局。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对生产力布局方案的优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诉求是一致的。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中国生产力布局也在不断地调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囿于自然环境、资源禀赋及区位条件等方面的差异，传统的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国内大量的生产要素例如政策资本、物质资本及人力资本迅速汇入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而内陆腹地的民族地区长期处于经济发展的外围。直至1999年，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逐步升至刘易斯拐点，中国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等区域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阶梯式经济发展格局。经过近20年的发展，民族地区经济体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是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状态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族地区和非民族地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在总量指标以及人均指标上均存在较大差距。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2015年，民族自治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生产总值的9.71％，人均GDP为35181元，远低于全国50251元的平均水平。 形成以上差距的内在原因在于生产力系统各要素配置的不均衡与不充分。劳动者作为劳动的主体，生产力的发展亦即劳动者征服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能力的发展，而在实践中制约劳动者的生产能力和主观能动性的因素通常意义上体现为个人的综合素质，诸如受教育水平、智力水平及创新能力等。根据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通常用人力资本来衡量劳动者拥有的能力和素质。据《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6》披露，2014年西部地区人均人力资本为19.45万元，人均劳动力人力资本为11.03万元，仅为东部地区的50.38％和53.21％，且人均人力资本排名后5位的新疆、青海、云南、西藏和甘肃，均为民族地区。从劳动资料来看，以手工为主、机器为辅的生产工具体系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交通及网络等基础设施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生产力提高的一大短板。而从劳动对象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主要从事以土地及矿产资源为依托的以初级加工为主的粗放型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民族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2.与周边发展中国家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凹陷地带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运用全球化思维、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提出的伟大构想，主要包括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6大经济走廊建设，大都集中在东北、西北和西南3大区域。从分布范围来看，这与中国少数民族聚集区域范围不谋而合，为中国民族地区优势互补、开放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同时也共同构成了东亚和西欧经济圈之间极具发展潜力的“凹陷地带”。 所谓凹陷地带(以下简称凹地)，亦即四周高、中间低的地区，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凹地，是指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周边地区，成为一定范围内的经济低洼地带，一般表现为经济总量水平低，经济增速较慢，未能形成规模产业或是支柱产业的基本态势。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点组成部分的西部民族地区拥有全国72％的国土面积、27％的人口、20％的经济总量，而对外贸易仅占全国的7％，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额分别仅占7.6％和7.7％。这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水平还很低，经济发展潜力还有待挖掘。而从整体来看，民族地区和沿线国家共同组成的“一带一路”经济带发展水平与两端的发达经济圈落差很大。且囿于地缘政治、边境争议以及民族宗教等冲突，6大经济带的联通程度都处于初级水平，呈现碎片化状态，未能形成系统的互联互通状态，难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保障。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例，它至少涵盖了中国云南、孟加拉国、缅甸及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众所周知，云南作为窗口自1999年世博会后经济社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依然属于欠发达地区。而孟加拉国与缅甸是世界范围内最为贫困和落后的地区，被联合国归类为“最不发达的国家”行列，加上印度北部，世界贫穷人口的40％居住于此。因此，无论是从国内视角还是从国际视角，经济带和两端形成了明显的势差，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合理开发定将成为区域经济的又一增长极。 3.全面脱贫缺乏内生机制而难以持续 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际，不断丰富和完善“小康社会”的内涵，并在党的十八大中首次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时代。就当前实际而言，全面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根据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国贫困的地域空间分布规律可总结为：贫困多集中于西部民族地区，在自然条件恶劣、生态脆弱的地区，贫困更是呈现连片分布状态。2013年，中国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以来，外源推动的基本趋势逐步加强，国家仍然是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主要力量，国家对于贫困地区的政策倾斜、资源投放逐年加大，在反贫困的实践中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2013年至2016年，中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899万人减少至4335万人，年均减少1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下降1.4个百分点。但是，以西部地区为主体的少数民族聚集区经济发展滞后的现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因为绝大部分集中连片特困区分布于此，脱贫难、返贫率高成了最大的问题。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2016年民族地区8省区共计402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人口总数从2015年底的1813万人下降到1411万人。然而，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的情况下，民族地区8省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却缓慢上升，从2011年的30.4％升至2016年的32.55％。换言之，民族地区贫困人口比率在全国贫困人口大幅下降的整体态势下却升高了，充分反映出民族地区全面脱贫任务异常艰辛。 反贫困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全球范围内看，反贫困成功的地区无一不是内外兼修。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作为扶贫工作的外源主体，是反贫困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脱贫的最终动力来自贫困地区贫困者本身。究其原因，民族地区全面脱贫成效缓慢的关键在于缺乏内生动力，群众脱贫意愿不强，难以确保反贫困工作的持续性。非均衡的区域发展政策和城市化所造成的二元结构，导致民族地区大量的劳动力外流，贫困地区空心化成为普遍现象，以老弱病残孕幼为主体的留守人群又为贫困的代际传递增加了风险和可能。因此，激发民族地区贫困主体内生动力，是决胜小康社会的重心所在。 4.经济发展没有咬合上全球化的链条而容易诱发民族宗教矛盾 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规律，在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健全的前提下过快的市场化和现代化，势必带来利益分化和收入差距，由此产生的“马太效应”也将成为全社会最为关注的问题。边疆地区多样的民族构成以及星罗棋布的小聚居结构，从地理层面上限制了人们的交流交往，此外长期沉淀发展而成的民族文化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统性，加强了民族凝聚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外部信息的接收，全球化要求的生产要素自然流通无法在民族地区实现。因此，除了区域政策的非均衡性，内在因素的制约也使边疆地区成了利益分配链条的最末端，难以咬合全球化浪潮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在当前宗教问题及民族问题区域化国际化的态势下，长期以来的发展边缘地位，随着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带有民族意识的利益诉求觉醒加剧了民族地区发展的复杂程度，因此产生的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日益增多。此外，因为中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跨境民族、地缘政治、国际问题的特殊性无疑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使得民族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