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宋史研究亟待涉入图像视域 毋庸置疑，美术史本身就是宋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在宋代图像美术的研究上，美术史家是当然的主力，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宋史学者也未必只能袖手旁观，无法置喙。他们可以有两种作为。其一，从时代变迁与文化互动等宏观视野，对图像美术中风格丕变、社会影响等重要问题提供历史背景、统治政策等全面准确的研究成果，并就其间的深刻关系发出专业声音。即如文人画流行与士大夫阶层崛起的内在关系，宋史学者或能提供自己更深刻更专业的见解；与此同时，在充分熟悉图像作品的前提下，在借鉴美术史界既有成果的基础上，不妨在断代史论著中对宋代图像美术表达自己的一家之言。其二，对谙熟其史实的某一图像作品，就其作者事迹或作品背景作出自己的探索或考辩。以《中兴瑞应图》为例，此图是萧照在画院待诏时对两朝“圣恩”的希旨颂圣之作。而宋高宗确立绍兴体制后，出于自我型塑中兴之主的政治需要，策划了一系列文化宣传，《瑞应图》仅是图像视域的一环而已。宋史学者可以通过独到研究，揭示这幅名画在维护巩固绍兴体制中的文宣作用，勾画出主流意识、精英造势与民间舆情之三边互动的历史实相。 当然，宋史学界更应从图像视域入手，发掘图像资料对宋史研究所特具的价值。 首先，宋代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研究是亟须借助图像美术的。这是基于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往往涉及物化的具象。而文献史料往往存在两种情况：一是虽有记载，但仅凭文字叙述，不能对物象形成直感的认知；二是语焉不详，无法就对象构建起连续性的演进轨迹。在这种情况下，倘若能对研究对象的传世图像广加搜罗与细加梳理，其助益之大是毋庸赘言的。迥然有别于先唐图像美术多以贵族、神仙为母题的倾向，宋代图像美术的一大趋势便是世俗化与理性化，故多以社会经济与生活风俗为主题，自然而然构成了蕴含社会众生相的图像资料库。 试以日常使用的扇子为例，以形制言，可分为扇面固定的团扇与收放自如的折叠扇。折扇原创地是日本，输入渠道则往往转手高丽，故称“倭扇”或“高丽扇”。据文献史料，折扇在北宋前中期已经传入，但起初仅供宫廷御用，其在民间流行情况仍存疑问。即便迟至神宗熙宁末年(1077年)，王辟之游东京大相国寺，见有日本折扇售卖，但“索价绝高，予时苦贫，无以置之，每以为恨，其后再访都市，不复有矣”[3]。足见其时折扇仍是时髦的舶来品，仅为达官贵族等上层把玩。南渡以后四十年间，已有国产折扇批量应市，但质量还不能与舶来品媲美。再过约40年，据赵彦卫说：较之高丽扇，“中国转加华侈”[4]，制作工艺上已青出于蓝。但能否断言，1200年前后折扇已流行民间呢？约1196年，陆游得知自己被画上了团扇，赋诗告知友人：“吴中近事君知否，团扇家家画放翁。”[5]但画的仍是团扇，而非折扇，足见后者仍不普及。这一推论征信度如何？江苏武进南宋墓葬出土戗金花卉人物朱漆奁④，奁盖上戗嵌着仕女消夏图，两个仕女一执团扇，一持折扇，便从图像视域给出了印证：大户人家虽已持折扇，但婢仆无份，还远不是大众日用品。元代佚名《货郎图》中货郎背后斜插用以扇凉的仍是累赘的团扇，而非简便易携的折扇，说明迟至元代折扇仍未在底层普及。借助图像视域拼接的轨迹，辅以文献史料断续的记载，足以得出接近历史实相的判断：宋代折叠扇虽已崭露头角，但未在平民大众中广泛普及，团扇仍是主流。而转向明代图像视域，例如诸多的人物画与《水浒传》等版画插图，折扇才取代团扇而独领风骚，走入大众。 其次，研究宋代政治思想与制度礼仪同样不应忽视图像美术的史料价值。一般说来，政治史研究自然应以文献史料为主，但图像史料也有充分利用价值。烛影斧声是宋初政治一大谜案，但宋太宗为文饰得位不正，即位以后便刻意宣传自己与乃兄太祖共同促成了赵宋开国，大肆渲染他与太祖兄弟友于的形象。现存《蹴鞠图》是南宋末年钱选的摹本，画面中他与太祖兄弟对鞠，开国大臣赵普与党进、石守信、楚昭辅等一旁观看，营造出君臣兄弟其乐融融的和谐图景。倘若将此图与宋太宗继位事件联系起来，则钱选临摹的北宋原本与宋太宗的政治宣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至于思想史研究，似乎与图像视域关系更为疏远，但转换思路，独具眼光，也能从中受到启发。南宋刘松年的《便桥见虏图》是以唐太宗与颉利可汗会盟为题材的历史画，元大德五年(1301年)，赵孟頫在题跋中有过描述：“此卷为宋刘松年所作。便桥渭水，六龙千骑，俨然中华帝王之尊，虽胡骑充斥而俯伏道傍，又俨然詟服听从之态”[6]。画面主角显然是唐太宗，表现的也是这位天可汗的“凛凛生色”。但《宋画全集》第一卷第八册还收入故宫博物馆藏陈及之《便桥会盟图》，标明作者为辽代画家(近有研究者一说是元代画家)。这一长卷动用约三分之二篇幅，摹写胡人行军、骑射、马球等骁勇善战、彪悍雄武的场面，突厥人皆和颜悦色；仅三分之一篇幅描绘会盟场景，唯一人或即颉利可汗匍匐跪地，恭迎唐太宗；唐太宗坐在辇车中，也未露其凛凛然模样。同一母题的两幅画作，一是居高临下题作“见虏”(乾隆《御定佩文斋书画谱》改称《便桥见敌图》)，一是平等相待题作“会盟”，各自所欲表达的民族的、政治的倾向不言自明。一出自南宋画家之手，宣扬了南宋才是中国正统所在的政治思想；一出自民族政权治下的画家之笔，传达的却是少数民族政权中业已觉醒的民族主义倾向。我们常说，“每一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两幅名画同一题材，背后却呈现了不同政权下民族思想、政治思想的差异，其思想史价值不容低估。 在宋代制度与礼仪的研究上，仅据传世文献也能得其所哉，但借助图像视域，或能更进一步。作为制度，宋代大礼必用卤簿，其文献记载见于《礼志》，但行进中如何排列，倘以现存宋人《卤簿玉辂图卷》与《宋史·礼志》两下对照，通过形象的复原，研究自然更上层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