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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视域与宋史研究(3)

http://www.newdu.com 2019-12-13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 虞云国 参加讨论

    三、宋史研究在图像与文献的互动中达到互补
    综上所述,文献史料与图像史料各有不能取代的价值,两者既不宜不相往来,更不应相互排斥,而应采取互补两利的开放姿态,俾获相得益彰的研究成果。这一问题可从三方面思考。
    首先,文献史料能为美术史料补充更多的历史细节。
    图像美术只能截取一个时间点,聚焦一个取景地,不可避免存在局限性。文献史料虽分布散漫,但广泛收集,系统梳理,有时却能拼缀出全景状态。拿轿子来说,当然不是宋代才有的,此不具论。宋代轿子,一般顶盖凸起,轿厢正方,虽然并不都围以篾席,但两侧多设窗牖,轿厢两侧各有一根抬轿竿。《清明上河图》里的暖轿,形象呈现了宋代轿子的造型。其后的轿子基本上都是这种形制。但仅据《清明上河图》,还不足以了解宋代轿子的实存状态。实际上,宋代轿子品种繁多。以乘坐者身份论,有銮舆与檐子,前者皇帝专用;后者原设等级限制,供达官贵族及其女眷乘坐,后来歌妓赶场子也雇以出行。倘以制作材料分,则有竹舆、藤轿、板舆、梯轿等等。若以用途分,则有女轿与花轿,分别为女眷与新娘乘用。关于轿子的这些情况,都是裒集零散的文献记载获得的,却远远超出了《清明上河图》里暖轿的信息。至于轿子的普及程度,从张择端的图像视域推断,类似东京大城市,12世纪初叶已很普及。但普及的方式与途径如何,《清明上河图》无法提供更多细节。而据熙宁五年(1072年)来华的日僧成寻说,他到访东京时,“诸僧列送,取手乘轿子后还了,申时还着宿所,使者与钱百文,轿子担两人各五十文”。不仅如此,他从天台山国清寺到新昌县城,也“以六百七十文雇两人乘轿,余人徒行”,将赁轿费都记得一清二楚[7]。由此不难推断,其时不仅南北大中城,连县城也都开设租轿业务。即便在舒州(治今安徽潜山)僻远处,山间和尚与村中婆子出门也都乘轿代步,两轿交会村间小道时,“不免各下轿而过”⑤。以上文献描述出宋代轿子的诸多侧面,仅凭《清明上河图》则是无法获致的。
    其次,图像史料对文献史料同样有还原真实具象的珍贵价值。
    文献史料也有无可避免的短处,有些场景与动作,即便繁复曲折的文字描述,仍令人不得要领,难以揣摩其实存形象,若有图像便一目了然。仍以轿子为例,《水浒传》多处提及山轿,也叫山舆,应是专供行旅上下山乘坐的,宋代文献也有记载。范成大游峨眉山,“以健卒挟山轿强登”,为确保安全,“以山丁三十夫拽大绳行前挽之”⑥。宋人林洪对其形制曾有描述,说其“高下轮转之制,或施以青罩,用肩板、棕绳低舆之”[8]。“高下轮转之制”费人猜详,从其下文以谢公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为譬,或是高矮两个轿夫轮换,上山矮前高后,下山则反之,以便行走山路时降低轿身重心,增加乘客的安全感与舒适度。但仍是猜测而已,倘若林洪留有图像资料,一切疑问自然涣然冰释。
    再如宋元时期叉手为礼,《水浒传》写高俅初见宋徽宗“叉手跪复”,具体如何行礼则未述及;其后写张青与施恩初见武松,都说他俩“叉手不离方寸”。方寸指心口,但如何叉手,仍未说明。或许其时上到朝堂下至士庶,通用叉手礼,没必要特地交代姿势。宋元之际的日用百科全书对其叉手细节倒有明确记载: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胸二三寸许,方为叉手法也。[9]
    还附了一张插图,可惜长袖将叉手姿势遮去,起不到图示作用。好在传世《韩熙载夜宴图》中有僧人叉手致敬,刘松年《中兴四将图》中四大将旁立的侍卫也都行叉手礼,若再对照上引文字,庶几令人恍悟,足以模仿练习。现存西夏壁画中也有党项男子行叉手礼的场景,从图像视域证明叉手礼也流行于少数民族政权中。
    再次,图文互证能将文史研究推到更理想的学术高度。
    强调图文互证,并不仅仅限于图像史料可以形象地印证文献史料,文献史料可以具体地补证图像史料,更足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研究效果。试以八月钱塘观潮成为杭州节俗为例。钱塘观潮起源颇早,西汉枚乘对“观涛乎广陵之曲江”有过精彩描写[10],说的就是钱塘潮。但迟至晚唐,钱塘观潮似仍未成为杭州风习⑦;进入宋代,观潮的诗文便不胜枚举,似可推断这一俗尚或起于晚唐五代之际。宋初潘阆有《酒泉子》词,专咏钱塘观潮与弄潮的场面: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
    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11]
    在万面鼓声中满郭争望,足证至迟宋初,钱塘观潮已成为民众狂欢的杭城习俗。治平年间(1063-1067年),蔡襄出守杭州,鉴于观潮弄潮有时会酿成悲剧,一度明令禁止:“其军人百姓,辄敢弄潮,必行科罚”[12]。但弄潮儿与观潮者追求刺激,弄潮仍禁而不止,成为钱塘观潮的保留节目。其后,苏轼与陈师道都是观潮迷,也分别留下了观潮名诗。在南宋话本里,勾栏已有以观潮为背景的说话:
    至大宋高宗南渡,建都钱塘,改名临安府,称为行在,方始人烟辏集,风俗淳美。似此每遇年年八月十八,乃潮生日,倾城士庶,皆往江塘之上,玩潮快乐。⑧
    以上述宋代诗文小说为主干,再对照现存宋画,可以发现钱塘潮或观潮已成为南宋的专门画题,诸如南宋佚名的《钱塘潮》,与李嵩的《夜月看潮图》、夏圭《钱塘秋潮图》,都是同一母题的南宋画作。与文献史料同样,图像史料也可以从同一题材画作的留白与多寡来推测其史迹的兴衰始末。据此而论,南宋钱塘潮与观潮画作的激增,再结合文献史料,钱塘潮何时成为杭州节俗便能锁定其时代坐标。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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