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习近平总书记公开系列讲话文稿中的“中华民族”(2012-2018年)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华民族”予以相当程度的重视并非偶然，它同样经历了前期的探索与发展、积累与沉淀，从而凝结成全党、全国层面的共识。实际上，从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直对民族共同体建设予以高度的重视。透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文稿，即可在不同程度解读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意涵主旨。也因此，笔者收集汇总了习近平总书记从2012年11月15日-2018年6月30日所有公开场合发表讲话的文稿，共计175篇，近66万余字，并运用语义分析软件对全部讲话文稿进行整体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知“中华民族”结构化关联(见图3)。  图3：习近平公开发表讲话文稿中的“中华民族”语汇分析网络(2012-2018) 从图3中我们可以看出，该网络图示与十九大报告“中华民族”语汇分析结果高度近似，“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在整个概念谱系中同样处于基础性位置，惯常的搭配词汇有“人民”“伟大”“中国”“实现”“复兴”。这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提及往往是基于人民群众的立场，并且以“中华民族”凝聚国家力量，开展社会动员，维持国家统一、稳定和团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其根本目标，从而形成一个以推进中华建设为基本取向的政策体系。⑧  图4 习近平公开发表的讲话文稿中“中华民族”关联语汇词频统计图 从词频分析的角度来看(见图4)，“中华民族”这一重要概念在习总书记讲话文稿中共出现610次，而具有复合意义的“全国各族人民”出现170次，“各民族”出现的次数为34次，“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共出现11处。在一定意义上说，简单数值统计的背后实则暗含着中华民族建构的深刻用意，“中华民族”的高频出现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基本目标是促进“一体化”建设。以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思维统领国家治理和引领现代化进程，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邃思考和长远谋划，折射出最高决策层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精心设计和统筹谋划。但是，多处强调“一体”并非意味着淹没“多元”，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对此予以特别地强调：“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多元”与“一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借此得以特别澄清。 (三)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中华民族”(1954-2018年) 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政府工作报告”)同样是理解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文件，其报告文本一般是对上一年度国家发展及其扩展面的基本描画，并在此基础上对下一年度的相关工作作出全面规划和深远部署，具有承前启后的深远意义。相较于党代会报告等其他政治文件，政府工作报告文本产生的周期性更短、文本数量更为丰富、战略部署和实施方案更加具体、回应时代和社会需求的可行能力更加精当，由此成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发展谱系的重要参照。鉴于上述缘由，本部分主要考察“中华民族”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语义特征和结构形态，以1954-2018年为时间跨度，重点探讨“中华民族”所意指的基本面向，从而为审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话语、逻辑与实态提供一种更为立体的图景，也借此反思民族共同体理念变迁特征与历史处境。  图5 “中华民族”在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出现频次(1954-2017年)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历次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文本统计整理。 从“中华民族”在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出现频次来看(见图5)，就所截取的时间范围而言，时间起止恰与新中国第一部宪法(1954)与最新《宪法修正案》(2018)的时间节点相吻合。如图5所示，首次出现“中华民族”的是1978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出现两处。但是1978年之后，“中华民族”并未定型长期出现于政府工作报告中，而是直至1986年“中华民族”一词才又重新出现。另外，较为突出的时点是1990年与2010年，这两次报告，“中华民族”的使用频率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在同一报告文本中出现频率达八次之多。结合历史原因分析，1990年社会突发事件刚刚得以协调，而2010年适逢世界金融危机蔓延深化之际。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讲，两次报告高频使用“中华民族”，则是希望通过这一概念释放中华民族潜在的精神能量，以此提振人民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并借此打牢国家凝聚力的精神基础。另外，虽然“中华民族”出现的频次在不同的年份有不同程度的波动，除个别年份没有使用以外，就整体趋势而言，从1986年开始，“中华民族”基本上已经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常量”。 那么，政府工作报告是在什么样的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上述通过关键词索引式的探究虽然有助于我们在宽泛的意义上体认“中华民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变化特征，但是“中华民族”的深层内涵会在不同语境内有所变化。也因此，笔者主要结合“中华民族”所在语段的上下文关联、主题思想、中心内涵、背景意义等方面对这一概念的适用情境进行类型化分析，具体可以类型化为七种类型，以下缕述之。  图6 “中华民族”在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使用意义统计(1954-2017年) 如图6所示，首先，“中华民族”被使用最多的情境是用以指称整个国家或全体人民，强调以人民福祉为发展目标(图6简称“全体人民”。具体示例：“我们的信息和力量……来自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发愤图强的伟大精神力量。”本段具体示例出处可参见中国政府网相关年度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限于篇幅，不一一另注。特此说明。)。就用法而言，一般可以被“全国人民”“各族人民”等所置换。1978年报告文本中第一次提及“中华民族”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其次，“中华民族”也较为普遍地被适用于宣誓、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立场(图6简称“国家统一”。具体示例：“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华民族的盛世……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振奋了民族精神。”)，以及用以提高文化自觉、促进国家文化传承(图6简称“精神文化”。具体示例：“我们必须极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情形。从时间分布特征来看，精神文化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集中分布于1997年之前，而1997年之后，在文化意义上几乎不再使用这一概念。再次，“中华民族”还时常被用于进行历史回溯、肯定发展成就的情境下(图6简称“历史回溯”。具体示例：“随着‘九五’计划的完成，我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还可在作为国际主体，表明本国立场时使用(图6简称“国际事务”。具体示例：“建设与和平，改革和开放，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在国际事务中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适用于完善社会治理、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境(图6简称“社会发展”。具体示例：“实行计划生育……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成大计。”)。最后，也是本文最为关切的，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华民族”首次在族群整合、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被使用——“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共同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量和希望所在”。此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中华民族”基本恒定出现于此后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综上所论，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工作重心的变换，“中华民族”语义内涵、特性和功能定位也在不断丰富和发展，这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立场和未来趋向。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诉求 经由上文对政治文本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与背景下，“中华民族”在政治文本中的内在特征和外在表现也有一定的差别。然而，从这些差异的背后也不难捕捉到中华民族发展的基本脉动和价值趋向，即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理念日渐清晰，中华民族大家庭成为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⑨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华民族”入宪也应放置于这样的脉承关系中加以认知和理解。其实通过上文论述，也不难看出“中华民族”的文本逻辑和历史逻辑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暗合与相契(见图7)。可见，透过上文中对法律文本和官方政治文件的分析和解读，可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中华民族”入宪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有迹可循”：在“中华民族”入宪之前，官方政治文件在民族共同体建构的问题上已有不同程度的提示(见图8)。那么，更为切要的问题是，为何在不同时间段的政治文本中“中华民族”的适用频率和内涵特征是不同的?更进一步讲，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这一问题所呈现出的认知上的差异，其背后的逻辑为何?这样的省思之所以必要，在于凡此种种差异的背后必然有着明晰的历史性结构，也必然面临着各自不同的时代诉求。  图7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发展的文本轨迹与历史逻辑图示  图8 党代会报告与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华民族”叠加统计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处理民族问题上的影响，主要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并将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路径寓于消灭阶级与剥削这一主要矛盾之中。⑩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认知和现实体认，是与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的重大命题绑定在一起的，从一开始中共便认识到我国民族构成的多元性和少数民族的特殊性，并且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作为行动纲领，这为民族共同体建构提供了认识论层面的前提和基础。直至1931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共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的基本理念，明确提出了承认民族自决、强调民族平等、尊重民族多样性的基本立场。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有别于孙中山“中华民族”同一、“一族一国”的基本主张，即便孙中山立意于“团结国内各民族”，但是未能在底线意义上承认各民族平等，这种认识论上的错位与偏差，造成了“同化于我”的“积极民族主义”终将难以实现。(11)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对民族自决权原则的设定，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平等基础上整全性的制度安排，并且寄寓了争取少数民族群众支持的核心期待，也是与国民党统治进行斗争的策略性考虑。(12) 如上文所论及图7所示，党代会报告中第二次提及“中华民族”是基于回溯抗战历史的情境下使用的。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共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思路进行了重要的调整，其最鲜明的表征就在于“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使用上，比如1937年《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1938年的《论新阶段》、1939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高频使用“中华民族”，强调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利益上的一致性，并且较为克制地使用民族自决话语，目的在于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3)此外，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14)，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国民结构做出的多民族概括(15)。这种话语意义上的调整和建构，也构成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国家观、民族观层面上的基本政治分野。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论是党代会报告还是政府工作报告，都鲜有提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见图8)。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处于迟滞状态，相反，政治文件用语表面上“波澜不惊”的背后，实则是改革与发展的“暗流涌动”。新中国成立伊始，《共同纲领》就巩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系统阐述了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性原则。此外，我国民族建构的过程亦是伴随着对各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加以确认的过程，通过民族识别确认了民族的成分，通过民族区域自治肯定了各民族的政治地位，以“民族组成民族”(16)，以多元促进互动，把各个民族群体的历史文化特征以制度的形式确立和巩固，从而使得固有的族际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7)也为此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更加定型的制度支撑和认同基础。 从图7可以看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较为稳定地出现于政治文件之中大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此时，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也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成形。(18)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根植于“民族的立场”，强调“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19)，保证了我国新型民族关系的不断巩固和发展。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我们必须从振兴中华民族的高度，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20)；此后，胡锦涛同志也对民族共同体做出了全新的阐释，揭示了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复杂性和特殊性(21)。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华民族”在官方政治文件中适用频次的增加和适用语境的扩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共同体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化，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责任担当。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任务。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慎地处理和协调民族矛盾，以“八个坚持”系统澄清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科学内涵，(22)并在不同公开场合强调了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3)”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十八大以来官方政治文本中高频、恒定地出现“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同时，也启发并预示着“中华民族”得以入宪的深层次动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