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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交通史研究兴起于20世纪初，欧洲学者在此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当时的中国学者也奋起直追，冯承钧（字子衡，1887—1946）可称得上是其中的杰出者。冯承钧潜心中西交通史、中国边疆史研究近二十年，出版的史地学术译著单行本超过四十种，加上发表的诸多论著及学术论文，可谓著作等身。其翻译作品主要以法国汉学家的学术书籍为主，有多桑的《多桑蒙古史》、布哇的《帖木儿帝国》、沙海昂标注的《马可波罗行记》、沙畹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伯希和的《郑和下西洋考》等等。其所译多为专业学术文献，几乎每部书都遴选出最合适版本，并结合所能看到的各种资料加以校勘，以“钧案”的形式订正原文之误，注释中除包含有文字、时间的校勘,词句的释文外，还补充有详细的考据。例如原著中多是直接引用各种来源的音译人名和地名，一人、一地而有多个译名的情况大量存在，往往让研究者看得一头雾水，将这些译名统一就需要有深厚的历史、地理知识和融会贯通的语言能力。他的翻译文质相兼、无违原本（朱杰勤语），为其时中西交通史、元史和宗教史等学科引进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为国内相关学科的深入研究打开了新的局面。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把冯承钧列为中西交通史史籍翻译方面贡献最大者。 冯承钧因病猝然去世后，陆续有好友同行写了回忆文章，其中有关他生平的记载不甚准确。本文尝试从所得资料，特别是冯承钧与其他学者的交集中，对其生平做一些补充。 冯承钧为湖北人，16岁时（清光绪28年，也即公元1902年）就出洋留学，先后在比利时、法国读中学及大学。目前国内的介绍大都会提到他于1911年在获得法学学位后续入法兰西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伯希和，这个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伯希和完成敦煌的探险后于1909年10月底从中国回到巴黎，除了获得各种赞誉之外，也一直在应对、反击学术界对他的指责，一些学者质疑他所携回国的敦煌文献存在造假行为。1911年5月法兰西学院才聘请伯希和主讲中亚历史考古学；按时间推算，冯承钧应该是在1910年而不是1911年获得了法学学位，后面一年多在法兰西学院的具体学习经历还有待考证，但从他回国后前期发表的都是法律、政治方面的论文，似乎留学期间一直延续了法学方面的研究，并且冯承钧在1911年就回到了中国从政，从时间及专业方向上讲，所谓师从伯希和似乎没有什么根据。 曾经师从伯希和的西夏研究学者王静如在民国《燕京学报》上的纪念文章《冯承钧教授传》，也未提及冯承钧曾经师从伯希和。向达所写回忆文章《悼冯承钧先生》（刊于昆明《文讯月刊》1946年新4期），特别提到1945年11月伯希和逝世于巴黎，冯承钧于1946年2月逝世于北京，将两位学者的离去视为学术界不可补偿的损失，也提到两位都有在国家巨变时不得不流于沦陷区内的共同遭遇，但明确提到两人生前没有见过面。向达与冯承钧因龟兹白姓的学术探讨而结识，后成为至交好友，他的说法应相对可信。 冯承钧有一文《为〈瀛涯胜览校注〉答伯希和教授》，刊登于1936年10月8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51期中，文中主要回应伯希和对其译著的几点学术意见；也提到自己获得一本相关的拓本，特地将拓本内容抄写寄给当时在牛津的向达，请向达转寄给伯希和做学术参考；文中说自己中风之后只能通过口述的方式请人代笔，无人可以代笔法语，表达无法和伯希和直接通信的遗憾；并如文章中所言：“我得到伯希和先生的益处确实不少，对于他感念很深，他既然为我们辟了一条道路，我们当然顺着这条道路走，然而有些地方也不能盲从……”事实上，伯希和在法国汉语中心系统学习过汉语，他纯熟的汉语水平为他从敦煌藏经洞遗书中翻检出最有价值、最精华的6000多件写本和画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的汉语能力也帮他和很多中国知名学者建立了密切的沟通，他和王国维、罗振玉、王重民等就保持了长期的通信往来，汉语对伯希和来说不应是沟通障碍。 伯希和在1916年作为法国驻北京使馆副武官再次来到中国，1932、1935年又数度访华，作为国际文化名人，他的活动内容作为当时的新闻热点被报刊广泛记录和报道，但至今没有见到他与冯承钧见过面的记载。 从以上各种信息基本可以推测，冯承钧和伯希和有一定的学术交往，应该未曾谋面，更不可能有师生关系。 当时在欧洲留学的很多湖北籍留学生都积极地参与了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冯承钧也是这样的热血青年。1904年底，孙中山受欧洲留学生邀请从美国出发，前往欧洲各国宣讲革命并争取捐款，当地留学生纷纷宣誓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在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后，东京本部正式确认在欧洲宣誓加盟的留学生组织为中国同盟会分会，并先后在比利时、德国、法国等国设立通讯处及联络人，以保持联系，冯承钧即为指定的区域联络人之一。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冯承钧迅速归国参政，担任黎元洪的湖北都督府秘书一职，1913年赴北平担任新国会众议院一等秘书。 在新国会解散后，冯承钧于1914年5月起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冯承钧在教育部工作多年，1915年任专门教育司第三科佥事，1924年出任专门教育司第三科科长，1927年辞去科长职位，仍以佥事留科任职，一直延续到1929年中风才离职。鲁迅先生从1912年5月开始也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直到1926年8月离开北平时才彻底结束和教育部的关系。两位先生在教育部共事多年，并且在1920年开始他们都在北大、北京师范大学等处兼职教书。查阅了这个时间段的鲁迅日记，可惜并没有发现一处直接提到这位教育部同仁。 鲁迅和冯承钧有据可查的交集是在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通俗教育事项、改良社会、普及教育”为宗旨,分为小说、戏曲、讲演三股,负责对小说、戏曲、讲演材料以及画报、影片等进行调查、审核、筛选、改良等工作，实质是一个受教育总长直接管理的官方文化机构，鲁迅及冯承钧都参与了这个机构前期的工作。鲁迅一度出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股长，于1915年9月15日下午主持召开小说股第一次会议，冯承钧即为会议指定的三名起草员之一，负责起草小说股的办事细则，而当日的鲁迅日记中仅有寥寥数语“午后往通俗教育研究会第一次会”。 1929年，冯承钧突患中风，不得不辞去教育部公职，家庭生活陷入困顿。在1932年至1938年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聘请他为长期编译，每月给予资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原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20世纪20年代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建立起来的一个民间文化教育机构，宗旨是利用稳定的基金来源，投资发展中国的科教事业，1930年起由胡适负责基金会编译委员会的工作。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补助，使冯承钧能安心译著工作，而这段时间也是其学术的高产期，多部著名的蒙古史、中西交通史译著和个人学术专著出版于此期间。 冯承钧翻译的第一本史地书籍是沙畹原著的《中国之旅行家》，在这本出版于1926年的册子中，他写有序言《翻译之缘起及旨趣》，提及自己在巴黎求学时，结识了汉学家沙畹，得其赠送书籍数种，《中国之旅行家》即其中之一。初读这本小册子，冯承钧觉得内容一般，都是国内旧籍已有的记载；后再读之，发现其中一些考据材料，解决了自己一直在苦苦探索的问题，就加以修订将此书译出。在这篇前言中冯承钧也提到自己因研究中国法制，为搜集材料不得不进而研究相关的民族历史及制度、文物及中外之交流，这也许就是他从法律研究转向史地研究的最初动力。 1937年北平被日军占据以后，冯承钧因病滞留；1938年中华教育基金会每月200元的生活资助中断，写作的稿费也得不到保证，生活靠在辅仁大学历史系任教的长子冯先恕维持，其译著多系口述而由先恕代笔而成。后来冯先恕参加地下抗日组织，遭日寇追捕，加之身患重病，于1943年猝然离世。长子的去世对于冯承钧无异于雪上加霜，家庭生活和学术写作都受到很大影响，不得不以抱病之躯再度出任教职。 据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1946年1月11日日记，“子衡先生名承钧，战前中风，以故不能南下，赖中华基金会接济，从事译述。自珍珠港袭击，美对日宣战，接济中断，又一年始入伪北大任教。……然以入伪北大之故，不与忠贞之列，政府馈遗皆不及，贫病交迫。余承乏第二班事，请其继续任教，已不能到校上课，学生皆就其居听讲……”此处提到因为冯承钧在伪北大任教，被北归学者苛责，归于摈弃不用之列，幸亏有郑天挺伸出援手，请他继续任教。此处第二班，指抗战胜利后，教育部不承认留在北平的伪北大，将其改组为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其中第二（分）班即原伪北大文学院，郑天挺受命担任此班的班主任。郑天挺日记中也提到从学校借支公款给冯承钧治病的事。 在向达的《悼冯承钧先生》一文中，也提到在冯先恕去世后，冯家生活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向达愤慨地写道：“而于老病无力，无可奈何，以致八年陷虏的学人，事先既不予爱护，事后又不予以救助，等到今日，落井下石。”又如竺可桢日记（1946年4月6日）所记冯承钧事，“北平陷日伪后，基金会稿费中断，卅二年执教于伪北京大学。傅孟真之流多指摘，可谓苛矣”。傅先生对投敌的汉奸不予宽容可以理解，板子打到冯承钧身上确属苛责了。 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和冯承钧也颇有渊源，宿白1939年至1944年就在北平的北大历史系学习，本科毕业后在文科研究所考古组做研究生。冯承钧曾为宿白讲授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亚民族，对他后来的专业方向影响很大。伪北大被解散后，宿白没有了去处，由冯承钧推荐去了北大图书馆工作，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后，当时的北大考古组主任向达在冯承钧的推荐下，又将宿白请到了考古组兼职工作。 据翻译家杨宪益在回忆录《漏船载酒忆当年》所记，他当时收到好友向达来信，信中说冯承钧先生因贫病交加不幸去世，死后家里穷得连棺材也无钱购置，向达不得不四方求援募捐。杨宪益说：“我对冯承钧一直是很佩服。向达也是我很要好的朋友，也是我很佩服的人。向达的信里发牢骚，说现在的知识分子愈来愈穷，愈来愈倒霉了。说他（冯承钧）的儿子那时候很穷——他儿子就是文艺界很有名的冯牧——说他的丧事没有人帮忙。向达跟我募捐，我手头大概有个二百块钱，我就给他寄去了。” 此募捐的发起人除向达先生外，还有吴晗、汤用彤、王重民、浦江清、白寿彝等当时知名学者，各方捐款都由陈垣先生代为转交给冯先生的遗孀和幼子。杨宪益此处回忆与事实略有出入，冯牧已于1938年奔赴延安，其实应正于军中担任新华社前线记者，幼子应为冯先铭。 冯承钧共有五子五女，本文提及的有其长子冯先恕（历史学者）、三子冯牧（原名冯先植，知名文学评论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五子冯先铭（陶瓷鉴定专家）。冯承钧的女婿陆峻岭（已于2006年去世）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在中西交通史、元史方面亦有成就，曾参与校订数种其岳父的著作。例如《西域地名》本系冯承钧于1930年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编写的地名小辞典，1955年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后经陆峻岭整理于1980年再出版增订本。 冯承钧中年之后遭遇坎坷，身体为严重的病痛所折磨，在艰难困苦中他依然笔耕不辍并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向达在为中华书局1957年出版的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所作序言中，很好地总结了冯承钧在中西交通史、元史、宗教史、考古学等领域的杰出成就，还有他在学术方面的勤勉、审慎。诚如向达所说：“近二三十年来孜孜不倦以个人的力量将法国近代汉学大家精深的研究，有系统地转法为汉，介绍给我们的学术界，使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特别是陈寅恪先生所谓近缘学，如西域、南海诸国古代的历史和地学，能有一种新的认识新的启发者，还只有冯承钧先生！”冯承钧的主要精力都专注在翻译、校订国外学者的著作上，这是类似为他人做嫁衣的工作，很多研究者受益于他所翻译的高质量作品，至今他的各种译著和校订古籍不断再版，仍然被列为相关学科研究的基本参考书。 冯承钧与向达、张星烺等几位先生一起作为开拓者，为中国学术界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传译盛业、流美联晖”，语出《大唐西域记》第十二卷，被朱杰勤用在纪念冯承钧的文章中（1946年新加坡《南洋学报》），形容其翻译成就算得恰如其分。学术翻译工作好比大树生长必须的枝繁叶茂，成就他人研究的开花结果，冯承钧本人的学术地位并不彰显，但对学术发展的贡献却是极大的，这样的学者值得我们敬仰和纪念，期待日后能有一本详细记载冯承钧生平和成就的传记问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