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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下，边境领土的开发和利用逐渐迈入了新时期——传统的以“防御(守护)”功能为主的边境区域向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拓展。边境之“变”也引发了边境研究的变化，从以往侧重静态研究与边境的“区隔(管控)”性质，愈来愈转向重视动态研究与强调“跨境”和“流动性”等概念。与跨境、流动性、治理、发展等紧密相关的“跨境民族”研究，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高度关注的主题。当前，国际上跨境民族研究新趋势是：从“边界”向“跨界”视角的转向，从“边境”向“跨境”视角的转向，以及从“边民”向“跨境民族”视角的转向等，其中跨境民族概念较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就研究方法而言，“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两大研究范式颇具代表性。中国学者在进行跨境民族问题研究时，需“回归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本身”，敏锐地认识到边境之“变”，提升对于跨境民族等关键概念的辨析水平，有取舍地吸纳国际上跨境民族研究范式前沿成果，加快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眼光”“中国特色”的边境人类学，从而深化中国的跨境民族研究水平。 关 键 词：跨境民族/概念辨析/研究范式/宏观变量分析/边境民族志 基金项目：本研究为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建设”(17ZDA155)阶段性成果，并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019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之社会学一流学科经费资助。 作者简介：施琳，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1)。 引子：从边境之“变”谈起 在20世纪中期之前，大多数国家的边境线是基于漫长历史时期的遗留、自然地理区隔，或者通过谈判与国际法的力量所划定的。国家主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各国固守疆域，当时边境地区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军事防御与实施其他控制防范措施。20世纪中期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通讯技术、高速交通技术和大量新军事技术(含宇航空间技术等)的普及使用，边境领土的开发和利用逐渐迈入了新时期。 在和平环境下，传统的以“防御(守护)”功能为主的边境区域悄然发生了变化，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蓬勃兴起。一般而言，国家政治越稳定，国与国之间的双边或者多边关系越和谐，其边境地区越能够发挥各种潜质。这突出地表现在，原先边境地区被视为各种不利条件的“偏远(相对于国家中心区)”“落后(待开发)”“贫穷(劳动力廉价)”等情势，在新时期向优势因素转化，边境对人口、信息、经济资源(包括资金和原材料)、产品和市场的吸引力日盛，因而逐渐成为国际工业布局与城市化发展的热点新区，该趋势在西欧国家之间边境、美国-墨西哥边境等表现得较为典型。①不仅如此，与传统边境区域相比较，新兴的国际化边境区域一方面继续维持着重要的“防御保护”功能，另一方面具有越来越突出的“渗透性”与“融合性”，吸引大量人口、资金、资源与信息的集聚、交换和快速通过，同时在国际商贸、国际物流、国际劳动力交换、国际环保合作、国际交通运输和边境城市治理等方面出现了各种新型互动合作。边境自身发生的深刻变化引发了边境研究的变化——从以往侧重静态研究和关注边境的“区隔(管控)”作用，逐渐转向愈来愈重视动态研究和强调观察边境地区丰富的“流动性”(Mobility)现象与“跨境”(Trans-border)概念。 近年来，与全球化发展、边境治理、跨境、流动性等紧密相关的跨境民族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热议的主题，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研究者对这一领域中的复杂表象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的观察和分析。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当前跨境民族研究中两个重要的理论方法问题：一则，从新视角辨析“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在梳理与比较过往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叠加了边境人类学的新思考，讨论从“边界”向“跨界”视角的转向、从“边境”向“跨境”视角的转向，以及从“边民”向“跨境民族”视角的转向，指出为何“跨境民族”概念更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值得进一步提升关注度；二则，对于跨境民族研究范式深化问题展开新的讨论，拟通过对国际学术界典型案例的系统剖析，探讨“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两种代表性研究范式，廓清其理论思路、方法特色与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提出深化跨境民族问题研究之相关思考。 理论之“辨”：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新思考 关键概念不仅可以高度凝练学科领域内最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且会对整体研究思路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关键概念的提出与界定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一切理论分析的基石。中国学术界刚开始涉猎跨境民族研究时，就对“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等关键概念的界定与辨析抱有很高热情，学者们进行过多轮次、多角度的热烈讨论：有的从“界”“境”“国”的字词语义进行辨别；有的尝试判断三个概念所指代的范围大小；有的思考(这些民族)是“被动(被边界所)区隔”还是“主动跨界”；有的则运用“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来衡量；有的“扫描”学术史，从概念分类与研究内容等进行阐述；②有的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尝试以英文主题词反证词义与使用的恰当性。③通过对这三个关键概念的反复讨论，学术界逐渐形成了各有倾向性的看法，很多学者赞同使用“跨界民族”或者“跨境民族”概念，也有人认为“跨国民族”概念更为合理。独立来看，各个概念都有专门解释，似乎内涵和外延已经比较“清晰”了，但事实上，学者在研究中仍经常出现模糊理解与交叉混用现象。学界对关键概念的阐释与辨析仍需进一步深化，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其核心内涵与外显特征，校正各种理解与使用上的偏移。 “跨境民族”概念被最先提出并得到了较多的认同与使用。④很多学者对“跨境民族”做过界定，虽然文字表述上有所差异，但一般认为，跨境民族实质上指的是分别居于国家边境线两侧的同一民族，或者说，就是同一民族跨国境线分居在不同国家，其民族名称、宗教习俗、语言文字等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二者基本上是共通的。⑤这种界定被认为是“狭义”的跨境民族，其内涵与外延基本与“跨界民族”相一致。还有一种“广义”的跨境民族，较为关注其迁移与流动性，认为跨境民族的地理分布不一定连在一起，也可能从居住的第二国继续迁移和跨多国居住，⑥并且“在迁出数百年或更长时期以后，迁出的部分在当地有了一定的发展变化，他们或者受当地主体民族的影响，或者在发展中与原来的部分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差异，在不少方面有了鲜明的个性，但是只要他们存在着统一民族互相认同的民族意识，就是跨境民族”。⑦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学者指出，跨境民族不是简单被动地被国界区隔，而是具有一定“主动迁移性”，或者说“国内民族因主体不同的需要(经商、学习、婚姻等)积极主动跨入他国境内”，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国际移民的一种形态。⑧ “跨界民族”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很快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赞同与使用。⑨跨界民族一般是指那些分布在国家边界线两侧的民族，他们往往具有相同的族源和相近的血缘关系，在语言、宗教、习俗等各方面基本共通，相互之间联系密切、互动性强，但是因为国界的分隔作用，具有不同的国籍与国家认同，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有可能形成一定差距。其概念被简明地表述为在漫长历史时期中形成的、现阶段被国家边界所区隔，分布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交界地区，毗邻而居的同一民族。⑩因此，跨界民族具有三个要素或是三个特点：共同发源于一个(原生态)民族，现阶段仍保有相似的民族文化认同；基于国界划定，具有不同国籍；在地理分布上相邻或连片，存在着基于血缘、亲缘、文化共通的大量交流互动。(11)跨界民族的界定也有“狭义”和“广义”的讨论，前者主要限定于前述所说的传统聚居地被国家疆界分隔，并且在边界两侧毗邻而居的民族，后者被认为可以涵盖“一切因政治疆界与民族分布不相吻合而跨国界居住的民族”。(12)也有学者更强调跨界民族“被边界分开(被动跨界)”的特点，认为“跨界民族是那些原来民族和其传统聚居地都被分割在不同国家内而在地域上相连并拥有民族聚居地的民族，跨界民族是被动(被不同国家政治力量)分割的结果。”(13)据此与自发主动迁移的国际移民(主动跨境)相区分。 “跨国民族”概念的提出，与前两个概念相比时间较晚、使用频次也相对少一些。(14)跨国民族主要指的是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居于国界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具有相同渊源的、基本保持着原有民族认同的人们群体。(15)学界一般认为，跨国民族概念比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所涵盖的范围更为宽阔，它既可以表述分布在边界线附近的民族，也可以指称那些在地理上跨越多国，甚至远隔重洋的民族，同时也更为强调这些特殊人群所具有的不同国家认同。近几年来，学界对跨国民族概念的关注度有所上升并引发了较多讨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跨国民族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跨越国家边界的同一文化群体，这种“跨边界”的特殊区位空间，决定了其特殊的存在形式——“跨国而居”。“跨国而居”又有三个核心内容，即所谓的“界限”“人民”和“国家”，分别指代的是跨国界、相同文化特征的民族/族群与所在国与邻国等，跨国民族研究应面向边界、边民和国家三大要素，缺一不可。(16)不仅如此，跨国民族研究还逐渐区分出了两大板块，即以边界为核心区域的跨国民族研究和以远距离跨国移民为核心的问题研究。(17) 上述对“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的讨论，或从字词意思，或从其所表述的地理范围大小(如跨国民族涉猎的范围最广，跨境民族次之，跨界民族范围最小等)，或从政治与文化认同来考量，或从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分析，是非常必要和有价值的，但若想触及概念“内核”，使认识达至新的深度与广度，还需要从新角度展开进一步探讨： 第一，跨境民族研究应正本清源，回归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无论是“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还是“跨国民族”概念，最初和最主要的都是描述和分析某些特定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形成，其传统的聚居区被现代国家的边界所区隔，使得同一民族具有了不同国籍归属和政治认同，同时他们仍分布相近、毗邻而居，相互之间保有大量的亲缘与文化联系，因此他们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跨越边界线，持续发生着互动往来。在这一意义上，“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表象”始终是本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不应淡化或模糊焦点。而“在具体语词使用上，‘(国)境’‘(国)界’等大致相同，略微差别的是：‘境’侧重于空间范围，‘界’偏重于边界。二者其实不能分开言说。无境便无界可言，有境必有界，至少在国家范畴是这样。”(18) 诸多中国学者倾向于使用“跨界民族”概念，因为其范围小和最清晰、可以体现出“国界的准确性分割与毗邻性”(19)；也有学者支持使用“跨国民族”概念，因为其范围最宽，包容性强，可以较好地概括“那些跨国而居的文化群体”。(20)本研究认为，“跨境民族”概念较为切合当下的理论分析与现实需要，值得进一步提升关注度，主要因为与前两个概念相比，“跨境民族”概念有其独特价值，它不仅准确地表述出“靠近边界线(两侧)”“一定区域内”和“原生民族”三重意涵，始终聚焦“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表象”这一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而且比其他两个概念更加强调“区域”分析维度，或者说主张将“民族表象”与“边境区域”更紧密地连接起来，既从边境区域发展的角度观察民族问题，亦从民族的角度分析边境区域的发展，这恰恰契合了近年来国际边境人类学的研究思路。 第二，跨境民族研究应更为关注边境之“变”。我们需要细致观察已经发生和正在加速发展的“边境新样态”，特别是国际性边境区域(亦称“跨国区域”)与多种跨境共生现象的出现，探究“变化了边境”对当地跨境民族带来的重大影响，以及“原生”跨境民族如何适应这种变化与实践新的“流动性”，从传统的静态分析向动态的跨境研究转型。 第三，跨境民族研究需要强有力的学科支撑，我们应充分吸纳国际边境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前沿进展，从全新角度思考“边界-跨界”“边境-跨境”和“边民-跨境民族”。具体而言，20世纪中期以前，人类学家一般把边界简单地视为一条将不同文化与地域分开的“线”，其功用主要被视为“分割与区隔”。随着边境田野调查的开展与边境民族志的累积，“现实中的边界”在人类学家的视野里越来越清晰，他们对国家如何管控边界了解得更多、更细，同时越来越关注边界两侧不断发生着的多种互动联系，从而提出了新的“跨界”研究角度——边界不是隔绝的，边界线两侧的边境社区也不是孤立的(他们是相互联系的)，边界不再是一条难以穿越的线，而具有“互渗性”。(21)与国家力量彰显、管控严密的美墨边境(“硬边界”)相比，在很多非洲国家边境看到的是有一定“弹性”的“软边界”，非洲国家对于边境地区的控制力相对较弱，边境管理松懈或不正规，生活于当地的众多跨境民族有着独特的自我认知与较多话语权，他们从历史上一直延续着紧密的互动关系，如尼日利亚-贝宁边境沙贝地区的跨境民族，用歌曲表达心声：“我们同饮一条河水，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在一起”。(22) 边境地区最初也是被直观地描述为靠近边界线两侧的一定范围内(从直线距离边界几公里到数十公里不等)的区域。边境地区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与管理(与内地和其他区域)的差异性上——当地边民的生活有可能与国界另一侧的外国人(而不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更相近，或者说边境具有某种“异域风情”，同时很多国家会将距离边界线较近的这片区域专门划区，实行特殊的边境政策与制度管理。(23)在生动描述边境区域人们生产生活图景的过程中，边境人类学研究者逐渐将边境进行了“广义阐释”，认为边境是由冲突和矛盾、物质生活与精神观念等所标识的边界所确定的特殊区域，包含该区域中人们的各种实践(行为)。(24)正是通过对于频繁穿越边境的人们开展追踪式研究，边境人类学者逐渐发现了“跨境”的多样性——有以移民定居为目的的跨境，有返回式跨境、重复性跨境、循环式跨境等，以及人们如何在具有两国社会文化特性的边境社区里安置自己的生活，换言之，“跨境”视角是一种典型的“动态”和“双向度”研究，它观察和深描多型态的“跨境行为”，不仅分析其为什么“跨境”?如何“跨境”?“跨境”的后果与影响是什么?而且进一步探究“跨境”现象背后所反映出的边境两侧存在的深层次互动联系。例如，非洲之角的跨境民族索马里族与“大索马里主义”、地缘政治不稳之间存在内在关联性。 边民一般是指那些居住在边界线附近一定区域内的常住人口。这一解释看似很“明白”，但其实存在着不少“未确定”内容且“弹性”很大：边民分布于边界线两侧，涉及国籍不同及其管理问题；而各国甚至一国之内，对如何划定“边界线附近区域”也经常存在着差异，直接影响到谁是边民和谁能享受边民政策等。此外，边民的构成不仅有当地世居人口，也有后来因各种原因移入或暂时停留在边境的人口。因此，“边民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民族文化整体的角度看，边民群体有跨国居住的，也有不跨国居住的，因此边民并不一定属于跨国民族群体，但跨国民族群体一定是边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5)一般而言，边民的内涵会比跨境民族宽泛，但在某些特殊情境下，也可能出现“边民即跨境民族”或者跨境民族包括边民在内的情况。(26) 近年来，随着学者对丰富“跨境”现象的细致观察与定性、定量研究，学术界极大地拓展了“跨境”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亦促使跨境民族研究发生转向——“跨界地区”的概念变得日益重要，后者指的是一个由两国或多国相连的地带所共同构成的领土单位，其建设与发展不仅是哪一国关心的事情，而是“边界地区内外社会各界所追求的或多或少的战略目标”，而“开放的边界”成为“渠道”或“障碍”的“接触空间”，(27)换言之，“跨界地区”打造的是全新的边境生产生活空间，也是不同国家探索合作管理、共同发展的“试验田”，在这种新的“跨境”生态下，当地民族与边境的相互作用发生了深刻改变，因此，跨境民族研究需要叠加“跨区域”“流动性”与“共生性”的分析维度。例如，中国在非洲建设的“一带一路”旗舰项目——蒙内铁路，旨在打造东连肯尼亚、北通南苏丹、南达卢旺达的跨境铁路网，势必涉及相邻国家跨境民族地区经济带的协同发展问题。面对这些跨境民族的新问题，传统静态的边境研究显然难以满足要求，必须要有方法论上的新突破。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跨界民族、跨境民族与跨国民族三个关键概念的界定与表述侧重点不同，对于具体情境下的边境民族现象，各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解释力，学术界的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下去，短时期内应不会出现以某一概念完全取代其他概念的情况；同时，关于这三个关键概念的辨析不能驻足于字词意义、范围大小等表层之辨，而应正本清源，真正回归“跨境分布的民族表象”这一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将“民族”与“边境区域”作更紧密地连接，同时深刻理解边境之“变”和吸纳边境人类学的新视角，以开展深层次的理论之“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