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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跨境民族”研究的思考 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美国政府投入了大量金钱人力，在美墨边境城镇搞“文化理解周”“好邻居”等多种场面热闹的项目，希冀增进双方理解，促进边境政治、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然而，由于美方所持的民族中心主义文化观、高高在上的傲慢态度等，这些项目与活动未能取得预期成效。2004年，当伍德威尔以“宏观变量分析”范式探索冷战时期的跨境民族与国际冲突问题时，他的发现是：不论跨境民族人口在边境两侧属于“主体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抑或是“主体民族-主体民族”等何种结构，由于各种政治诉求、经济利益争夺以及邻国间在安全与竞争方面的博弈，使得跨境民族往往成为“不受欢迎的邻居”。实际上，当下我们在面对边境之“变”与大量跨境民族新表象时，尤其需要重新思考“何以为邻”的关键问题，特别是思考应如何促进跨境民族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 第一，应着力于深化对“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理解、辨析与使用。“跨境民族”概念在当下具有其他概念难以替代的特殊重要价值，这主要基于三点考量：一是回归“最重要研究对象”的需要，跨境民族最关注的始终是那些“跨境分布的原生民族”，探究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边境区域发展的多重影响，这一研究主旨不应偏离、模糊或者淡化；二是强化“区域”分析维度的需要，尽管世界各国(甚至一国之内)的边境区域划定标准存在多样性与差异性，但边境区域的性质与特点是基本共通的，也即是国家边界线两侧一定纵深范围内的区域。跨境民族研究应当比以往更加重视“边境区域”概念，分析和比较多种类型的边境区域，以透视不同边境区域内各民族的内在特点与规律性；三是对于“变化了的边境”开展新型跨境研究的需要，当下新的“多功能”型国际性边境空间蓬勃兴起，其“渗透性”越来越突出，大量的人口、资源、信息在此处集聚、交换与快速通过，边境区域日益成为国家之间的“特殊地带”，我们需要深刻理解边境自身所发生的这种深刻变化，观察和分析“变化了的边境区域”与“变化中的跨境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族际交往纽带一直存续的跨境民族，原本就存在着多种跨境联系与互动，在新的跨境流动、跨境共生的情境下，他们的适应与选择及其对边境区域发展的特殊影响。 非洲跨境民族提供了与美墨边境、西欧边境等地非常不同的案例——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非洲人的边界概念一直较为模糊随意，这与其游牧生产方式以及地广人稀的情况相关。基于历史原因，非洲形成了殖民列强所主导的非洲边界划分、极少考虑非洲的传统与自然边界，以及非洲各民族的分布特点。因此，非洲各民族的传统分布状态被外部强加的边界所破坏，如西非的约鲁巴族被划分到尼日利亚与贝宁等国，南部非洲的绍纳族被划分到津巴布韦、南非等国。这种特殊的边界划分历史，使得非洲成为跨境民族最多的大陆。非洲各国的边境地区不仅存在着原生跨境民族问题，还大量充斥着外来民族、少数民族关系以及维护各民族利益诉求、巩固国家统一与边境安全等复杂矛盾，因此，非洲国家边境区域是研究跨境民族现象最有价值的田野沃土，对其“多型态”表象的观察与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跨境民族关键概念的理解。 第二，应着力于“跨境民族”研究范式的新拓展。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于国外跨国民族的研究，虽然已经有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视角的介入，包括在非洲部分国家(如卢旺达、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等国)进行的跨境民族历史发展源流与历程、跨境民族语言和社会文化、跨境民族经济与可持续发展、跨境民族与地缘政治、跨境民族人口流动与社会适应等研究，但是在理论提炼与研究范式探索方面仍相对薄弱，亟待加强中国学者对国际相关领域发展前沿的了解，打造更为精良的“方法库”，使我们对跨境民族问题的认识由表层走向深化。 前文阐释了目前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即“宏观变量分析”范式与“边境民族志”范式。前者研究视域宏大，着眼于“大范围”和“大问题”，侧重归纳和分析多点跨境民族所具有的共性与特点，在“民族”要素定量化处理方面有所突破，能够将复杂的“民族认同”指标体系简化与明确化，并运用大数据和多组变量来控制分析偏差度，对于提炼跨境民族普遍性规律、把控宏观发展趋向极有助益；后者研究视域较为聚焦，主要着眼于“小范围”中的具体问题，立足于边境田野工作和对典型个案进行民族志“深描”与阐释，擅长从跨境民族现象的“具体细微”中映射和反思“深邃的理论”，对于提炼某一区域跨境民族的内涵、特征与特殊规律颇有价值。 非洲现有54个国家，各国边境地区在历史源流、边界形成过程、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发展状况、跨境民族分布与文化特点等方面差异显著。据此，唯有植根于非洲国家边境地区的田野工作，积累丰富的第一手案例材料，才可能准确“深描”非洲跨境民族的真实样貌，厘清复杂表象背后错综复杂的动因与结构，深刻认识各段(边境)各族的多型特点；同时，亦需要开展宏观“鸟瞰式”的观察、定量分析与比较研究，以把握非洲跨境民族问题总体发展态势和普遍性特点。 第三，应着力于促进富有“中国特色”的边境人类学新学科的发展。跨境民族问题属典型的“复合型”“交叉型”问题，涉及民族源流、民族人口迁移、民族心理、民族认同、民族文化、民族经济、民族政治、民族宗教、民族关系等广泛内容。透视跨境民族复杂的多层表象，需要强劲的学科支撑——事实上，跨境民族研究已经引起民族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等的高度关注，上述学科借由多种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多侧面、多层次地探究了跨境民族现象。近年来，国际边境人类学获得了蓬勃发展，为跨境民族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进路。 如前所述，边境人类学肇始于美墨边境研究。相关研究人员在美墨边境开展的大量田野调查获得了丰硕回报，他们过深入观察和分析边界两侧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转型与合作发展、跨境人口流动、灾害应对方式，以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激发了美国人类学者反思传统的人类学概念和理论。边境人类学逐渐形成了全新的理论面向，特别突出的是关于“移民过程”与“跨境流动”人群的多点调查和追踪式研究，边境民族志的大量材料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边界线两侧活生生的“政治-经济-族裔”现实与跨境人群间的互动联系。此外，人类学者将美墨边境当作了观察不同民族与文化间冲突与融合的“试验田”，他们尝试从当地人的视角重新解读边境民俗文化变迁、种族冲突、不公平现象等。边境人类学在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方面均取得一些重要突破：如其所主张的(边界两侧)“双向度”观察视角、(在政治经济之外突出强调)“文化视点”和“当地人视角”等，以及关于“跨境共生现象”、跨境人群关系网络和跨境民族主体性、行动性的前沿性探索研究等等。(40) 我们应吸纳国际边境人类学最新成果，加快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边境人类学新学科的建立与发展，为包括非洲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跨境民族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方法支撑。例如，我们应立足深度的边境田野调查，进一步聚焦“现实中的边境与跨境民族”，开展边境线两侧的“双向度”调研与比较分析，既综合考量宏观层面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的发展大势与普遍性，也撰写边境民族志，深究微观边境社区与具体跨境民族的细节表象与特殊性。可喜的是，当前中国学术界已经开始了“走进非洲”的历程，笔者曾8次赴非洲国家开展田野工作，在津巴布韦哈拉雷最大的黑人社区入户访谈，在埃塞俄比亚阿姆哈拉州的村庄参与观察，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的“金融街”，与活跃的民间换汇者“打商量”等等，还专门到访过津巴布韦与赞比亚、博茨瓦纳、莫桑比克的边境地区，调研当地的民族关系和边境经济发展现状。当前，越来越多的民族学、人类学专业青年学者、学生到非洲国家开展田野调查和学习交流，他们近距离地观察和体验非洲社会与民族文化，撰写初步的民族志式研究成果。这些非洲田野工作和民族志资料虽稍显稚嫩，却是中国非洲研究“起飞”所必需的，其中，非洲边境民族志研究是亟待加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何以为邻?”是跨境民族研究中的“大问题”与“真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墨边境“好邻居”项目的冷淡收场，或者西方学者将冷战时期的跨境民族推论为“不受欢迎的邻居”，绝非这一问题的唯一答案。当下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理念，将进行不同地区国家间的政策沟通、贸易畅通、基础设施联通等项目合作，包括在非洲和亚洲国家边境地区，有助于一定程度上突破跨境民族间的地理区隔，促发新的跨境联系、跨境认同与和谐发展，从而为“何以为邻”的关键问题提供精彩的“中国答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