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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拓展：“跨境民族”研究的两种范式 世界各国和各地区跨境民族的表象丰富多型，不仅吸引了民族学、人类学研究者的目光，也引起他们对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地理学、区域与发展研究等多学科领域的关注。多学科的介入，使得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理论观点、研究思路等方面，均呈现多元化的发展态势，而“宏观变量分析”与“边境民族志”范式则是国际跨境民族研究中两种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 (一)“跨区域”与“大问题”：“宏观变量分析”研究范式 一直以来，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国际边境与跨境民族现象抱有浓厚兴趣。他们认为，国家认同在国与国关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一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有可能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甚至触发边界纷争与军事冲突。正因如此，分析领土争端和民族关系对国际关系影响的研究一度较为流行，一些学者持民族问题“工具论”的看法，认为民族情感和民族利益诉求有时能被操控，可以利用其去获取领土或者达到影响他国政局稳定等目的。(28)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们不再满足于仅仅将“领土/边境”与“民族”要素和“国际关系”相关联来阐述问题，而是力图将“民族”要素本身看得更深更细——具体分析民族内部样态(如民族人口分布情况)怎样影响国际边境冲突爆发等。2004年，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学者道格拉斯·伍德威尔发表的《不受欢迎的邻居：共享民族与冷战时期的国际冲突》，即为此类研究的代表之一，该文聚焦世界各国多样化的跨境民族人口及其民族矛盾对国际边境冲突的影响，运用多变量与“大数据”分析方法，勾勒出民族因素引发国际关系变化的宏观图景，并从中概括提炼跨境民族的普遍性规律，体现出“宏观变量分析”范式对于跨境民族研究的独特价值。 伍德威尔的研究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建立在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丰富的经验研究基础上，特别是吸收了把民族人口作为重要因果关系变量分析国内冲突的研究成果。其创新之处在于，尝试将民族变量与国际关系问题相关联接起来，指出国内民族政治对于外交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关键是如何产生影响及产生何种影响，因此，必须分析跨境民族规模大小和行为选择方式对国际关系的具体作用。 在伍德威尔的研究中，跨境民族首先是“共享的”，即国家边界两侧连续分布着的是相同的民族；其次，跨境民族是“分类的”，他划分出了三种分析类别，即跨境民族在两个地域相邻的国家中都是人口占优势的主体民族，跨境民族在相邻两个国家里都是少数民族，以及跨境民族在一个国家里是少数民族，在另一个国家里是人口占多数的民族。(29)据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想要验证的重要假设：其一，在“主体民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下，如果其中一方的少数民族近期陷入了武装纷争，国际边境武装冲突的风险会否大大增加?抑或不管有没有一国内部民族反抗斗争的卷入，国家间军事冲突也倾向于爆发?其二，在“主体民族-主体民族”二元结构下，如果边界两侧没有民族摩擦和抗争问题，是否两国间不太容易出现军事冲突?还是说这种结构本身就容易引发国际冲突?其三，在“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二元结构下，与其他面临民族抗争的二元结构相比，不太容易出现较高的国际军事冲突风险(或者说这种结构较为稳定)；其四，在各种二元结构下，不论是否涉及跨境民族，国内民族纷争都可能会增加国际争端爆发的危险；其五，跨境民族与国际争端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种关联性会随着冲突升级(如出现人员死亡等情况)而强化。(30) 要想验证上述假定，需要分析跨境民族相关的大量数据。伍德威尔首先面临着一个难题——如何才能将“民族”概念恰当地定量化。在他看来，一个公认的、界定非常准确的“民族”概念也许并不存在，因为民族认同不是随机出现的，而是有着具体的时空背景，并且受到民族体质、语言、宗教、文化习俗、历史记忆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伍德威尔尝试把复杂的“民族”概念“简单化”，他紧紧抓住民族的“政治利益诉求”这一关键点，因为“民族”要素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取决于该民族群体能否在政治上有效地施加压力与影响。不仅如此，为了最大程度避免研究者自身观点偏好的影响，伍德威尔没有直接选用与研究主题直接相关的民族统计数据，而是选用相对客观的以国内政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第三方数据库，后者所涵盖的民族数据较为关注该族体潜在或者现实的政治影响。伍德威尔关于“跨境民族”的资料来源主要有“危机中的少数民族数据库”“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世界概况”“万哈宁民族/语言/宗教/种族分布数据”，以及“2000世界语言大全”等。通过这样的方式，伍德威尔筛选出了其研究所要分析的“相关”(Relevant)民族，并设计了完整严谨的“多变量”研究方案，以“国际军事冲突数据库(MID)”和“死亡人数(FATAL)”为因变量，以“主体民族-主体民族”(MAJMAJ)、“少数民族-主体民族(MINMAJ)”“少数民族-少数民族(MINMIN)”等结构分类为关键变量，辅助以“民族异质性(EHETHI)”“联盟(ALLIES)”“能力比率(LCAP)”“贸易依赖(DEPENDLO)”“国际政府组织成员(IGO)”等为控制变量，进行系统的模型研究。(31) 研究结果显示，跨境民族要素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首先，在跨境民族人口属于“主体民族-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两种二元结构下，邻国间更容易爆发边境领土争端，二者的价值观差异、人员伤亡等亦会加剧冲突程度；其次，在跨境民族属于“少数民族-主体民族”二元结构下，边界线一侧的少数民族(也即是另一侧主体民族的所谓“离散人群”)，他们的境遇往往引起高度关注，其受到的各种不公平待遇(比其他二元结构)更易引起民族反抗和边境冲突；再次，在分析程度激烈、出现人员伤亡的国际边境冲突时，多个民族变量的因果关系性较突出，成为直接导致或者间接促使冲突升级的重要因素。 伍德威尔的跨境民族研究体现出“宏观变量分析”范式的主要特点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研究视域宏大，主要着眼于“跨区域”和“大问题”，探讨的是大范围乃至全球性的跨境民族问题，在丰富史料和现状研究的基础上，侧重归纳和分析世界各地复杂多样的跨境民族所具有的共性与特点；其二，在“民族”要素定量处理方面深入思考，“民族”概念内涵广泛、表象复杂，如何在研究中将其进行“适当”的定量化处理和分析，长久以来一直是令学界困扰的问题。伍德威尔等尝试将复杂模糊的“民族认同”问题简化和明确化——不再是笼统地讨论跨境民族问题，而是具体分析跨境民族人口规模与政治影响力大小、跨境民族在边界两侧不同的分布结构及其互动关系等问题，并提出预设性看法，再以一定历史时期实际发生的大范围数据进行验证和讨论；其三，一般而言，研究者自身的主观看法与偏好立场在“跨境民族”研究中难以完全避免，但此类宏观定量研究努力强化“科学性”与“客观性”——不是根据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利益相关方来进行数据选择，而是依据更广泛与相对客观的“第三方”数据库，并使用依赖变量、关键变量与控制变量等多重变量进行计算，尽量控制与修正偏误差值。因此，“宏观变量分析”范式对于研究全球范围普遍存在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独特价值，特别是有益于对跨境民族普遍性规律的认识与跨区域宏观发展趋向的把握。 (二)微观田野的力量：“边境民族志”研究范式 近年来，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界日益关注边境与跨境民族现象，立足于田野调查的边境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从人类学“整体观”和“比较观”等理论视角出发，运用民族志等研究方法，观察与“深描”丰富多型的跨境民族表象，涉及边民生活、族群关系、边境冲突、跨国婚姻、跨境流动、民族认同和文化边界等广泛议题。边境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研究，大大推进了学界对于不同类型边境及其跨境民族问题特殊性的认识，涌现出很多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艾尔温·斯塔托德等学者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区域进行广泛的参与观察和重点社区调查，其研究生动地呈现出“边境生活空间”及边境线两侧迥异的政治制度结构，(31)他还专门调查过不同族裔边境社区面对灾害时的应对方式问题，通过深入访谈了解“当地人”的真实看法，指出不同族裔社区之所以对于灾后救助方式有差异化的评价和选择，不仅与经济和效率相关，而且与传统社会结构、民族文化观念密切相关；(33)吉亨·维基耶沃顿等学者则对东南亚地区的跨境民族问题进行过多侧面的观察与分析，维基耶沃顿主编了《东南亚大陆的跨国界民族》一书，其中汇集了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多国学者相关成果，包括缅甸与泰国边境的泰族、孟族、克伦族和苗族，以及中国与泰国之间分布广泛的傣族、泰族和跨境瑶族等，深入探讨了跨境民族的语言使用、族群认同、亲属关系、民族主义建构等问题。(34) 学界关于非洲跨境民族问题的研究也获得了很大进展，如堂娜·弗林的《我们就是边界：贝宁-尼日利亚边境的认同、交换与国家》(35)和卡罗拉·兰提兹的《这是加纳人的土地!：西非边境的土地冲突》(36)等，特别是弗林的文章提供了一个“边境民族志”研究的典型案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谁是跨境民族?他们是如何跨居和从事跨境贸易的?他们的族群认同与“边境认同”是怎样形成的?他们对未来生活有什么期许? 弗林所思考的关键问题是：一个生活在国际边境地区的跨境民族，如何经由谈判和操控政治与文化边界，逐渐锻造出一种紧密的跨国边境认同的?为此，她进行了深入的民族学田野调查，并且遵循规范的民族志研究路径展开描述和讨论。弗林的田野点选在贝宁与尼日利亚交界的沙贝地区，1992年6月至8月和1993年10月至1994年10月，她曾两次对该地区的三个边境社区开展调查。弗林居住在贝宁境内的伊贝瑞(Ibere)，每周跨过边界三到四次，到尼日利亚境内的奥格波瑞(Ogbori)访问那里的居民和进行观察，此外还规律性地到访另一个贝宁边境社区帕泊(Papo)。鉴于边境研究主题的敏感性和民族志写作的道德规范要求，弗林专门进行了技术处理——改变了所有边境城市/社区的名称，并模糊了调查社区的准确位置。作为一个在边境区域长期开展调查的研究者，弗林自己也变成了一名“边境人”，与当地人一样，她每天要面对两国不同货币汇率的变动、海关官员的刁难，以及糟糕的交通状况和边境区域的语言交流不便等问题。她在进行访谈时经常会穿插使用三种以上的语言，包括法语、英语，还有沙贝约鲁巴语、风族语和豪萨语等民族语言。弗林以民族志的笔触生动地描述了“当地人”的群像及其行为，包括边界两侧的边民(分属不同民族)、海关人员、外来商人等，以呈现出他们是如何通过自我“划界”(与他者区分)并确立与“(国家)边界”的自我定位。 按照民族志研究的习惯方式，弗林首先介绍了沙贝边境的自然地理与历史沿革情况。该区域位于尼日利亚和贝宁交界处，以奥帕拉河为界河，每年有长达半年的雨季，使得河流泛滥，周边泥泞不堪，车辆与步行均难以抵达，唯有当地人能驾驶独木舟通行河面，运送乘客与货物。因此，在当地人的眼中，界河不是将人们分隔开来的“障碍”，反而是把人们连接起来的“桥梁”。 从历史上看，该段边界19世纪末期时是英属殖民地与法属殖民地之间的边界，当时沙贝的约鲁巴族绝大部分划归到法属达荷美，但是有一部分沙贝东部的村庄划到了英属尼日利亚。因此，当地的约鲁巴族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强行分成了两部分，而且最主要的是归属到贝宁一侧的约鲁巴族被迫与自己在尼日利亚的族人分隔，而与以前的世仇贝宁风族同属一国。对于这种划界方式，约鲁巴族极为不满，其社区领袖曾极力劝说法国殖民者不要如此划界，他们希望的方案是沿着沙贝西部的佐河划界，将整个沙贝区域划归英属殖民地，从而使约鲁巴族与风族分开。与此同时，沙贝国王也恳请尼日利亚的统治者替他们向英国殖民者说情，但最终各种斡旋和外交努力都失败了，约鲁巴族的意见无人理睬。最后，一批大胆的沙贝人干脆自己拿了主意，他们悄悄地挪动界碑，将其沿着佐河重置。(37) 在上述自然、历史背景下，弗林层层递进地开始阐述沙贝经济生活变迁与当地民族特殊“边境认同”的萌发过程。沙贝边界虽然最终被划定了，但是边界两侧千丝万缕的多种联系从未中断——基于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亲属关系、经济生活等联系的跨境互动十分频繁。诸如跨境通婚现象很常见，法属殖民地的人也常常跑到英属殖民地一侧来逃税，两国之间“赶集式”的非正式贸易非常活跃等。作为两国间一个重要的贸易集聚地，沙贝地区曾繁荣一时。起初，可可为最主要的贸易品，尼日利亚商人将可可贩运到沙贝边界，贝宁、多哥等地的商人会前来采买，当地人主要从事装卸货物、做小生意等，后来石油与服装贸易取代可可的地位，但前者只是过境，不在边境地区停留很久，使得本地贸易逐渐萎缩，居民收入下降。另一方面，尼日利亚政府边境政策的变化也对沙贝地区产生很大影响，如在边境建立海关和派驻海关官员，打击非法贸易，设立全国边境委员会加强管控等等。面对边贸衰退、边境管控强化等各种变化，沙贝各民族通过锻造一种“边境认同”的集体意识来应对：这种认同基于当地人对于其“家园”的主观宣示，对共同经济利益的强调，以及认为自己有从事跨境贸易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上述特殊的“边境认同”是通过大量社会经济行为与跨境贸易被建构起来的，表现为沙贝地区各民族一直尝试在“自由跨界”地从事贸易与运输等活动，边界两侧的社区形成了紧密的跨境关系网络，相互依存。弗林所调查的三个社区的情况非常典型：当地人经常说“我们就是边界”，在他们看来，边界不是冷冰冰的一条分隔线，而是活生生的社会群体，是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他们“有权”进行跨境行为和从事贸易。跨境行为的合理与正当性来源于他们“深深地植根于这块土地”(deep placement and deep territorialization)。而边境人的政治经济权利也恰恰是从边境的“缝隙”中获得——他们通过控制和影响在边境区域内发生的各种行为，有效地连接起两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38) 根据细致的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获取的第一手资料，弗林得出了重要看法：沙贝案例显示出，非洲边境与界限分明、管控严格的美墨边境存在巨大差异，而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可操作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当地跨境民族“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发挥上，他们勇于面对自己所处的“边缘地位”，通过自主跨境与导控边境区域的社会经济行为，打造区域内部共同的“边境认同”，实践其“边境经济策略”。与此同时，尽管沙贝跨境民族对各自的政府实施的边境政策有诸多不满，并且认为后者的横加干涉与低效率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边境经济的困难与衰退，但在文化上，沙贝边境族群并未实现“混杂”，而是传承与实践着多元民族文化，在政治上他们也非常清楚并坚持着各自的“国家认同”。弗林指出，沙贝跨境民族非常清醒地意识到，正是由于分属不同的国家，他们才可能经由商谈协作来操控边界，实现互利互惠。所以，他们自然地维系着某种跨境“双重性”——既分隔(民族文化多元)，又统一(共同的边境认同)；既排斥(各种外来者)，又包容(定居者融入)；既独立(分属不同国家)，又相互依存(边界两侧融合)。(39) 沙贝案例体现了国际跨境民族研究领域另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边境民族志”范式，它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方面亦具有鲜明的特点与优势：一则，研究视域较为聚焦，主要着眼于“小范围”中的具体问题，研究某一边境区域内的跨境民族问题并致力于完整呈现案例全貌。二则，从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整体观”理论视角出发，深入边境社区和族群开展田野工作，通过参与观察、访谈等方法广泛收集第一手资料，进行民族志“深描”与阐释。边境民族志对跨境民族现象看得既“深”又“细”，在当地自然地理与历史发展脉络的背景下，细致描述跨境民族的生产生活与互动联系。三则，“边境民族志”范式以批判性反思为特色，不是驻足于描述表面现象与细枝末节，而是深入分析现象背后的“关系”与“结构”，主张围绕第一手民族志材料展开理论讨论。如弗林所做的就是以三个边境社区的田野材料为基础，探究当地民族如何“深嵌”于边境?边境对当地民族意味着什么?跨境民族为何以及如何锻造出跨国“边境认同”?跨境民族为何具有多种“两重性”?等等。简而言之，“边境民族志”研究范式对于世界各地区多型态的“跨境民族”问题具有独特价值，特别是有益于对某一区域内跨境民族的微观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以及对特殊规律的认识与提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