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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有诸多关于中国民族历史发展的传记，是系统记述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的历史文本，通过对这些历史文本书写的分析，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历史与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和边疆建设是互为前提和条件的，众多民族融入多民族国家，国家的内涵因此不断丰富，与此同时多民族中国的边疆也因为相关民族的融入，边疆的内涵亦发生了变化。 关键词：汉代;民族与国家关系;历史与逻辑;文本书写 作者简介：王文光，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尤伟琼，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从多民族中国国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先秦时期中国的疆域范围、境内民族的种类、国家的整体实力、国家对域内各民族的治理等方面都没有到达汉代的水平，因此先秦时期的历史文本书写也就没有关于民族宏大历史叙事的文本出现；而汉代建立了空前强大的多民族国家，由于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和对后代影响巨大的制度建设、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通过郡县制度的建设使疆域进一步扩大等因素，众多的民族成为多民族国家的一份子，因此与强大的国家建设相适应的就是出现了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出现了中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等等。在相关的历史著作当中，为了体现多民族的特征，在《史记》《汉书》《后汉书》当中有了专门的民族传记，成为系统记述多民族中国民族发展的历史文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民族发展的思想意识，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凝聚力和中国各民族发展的内生动力，所以，从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学术史角度对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进行研究是有必要的。 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于汉代边疆民族与国家发展关系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在中国知网仅能搜索到两篇相关论文，一篇提到陆贾开创的“南越模式”是汉代对民族与王朝关系的国家民族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后代民族与国家关系发展有着奠基意义（唐国军，2012）[①]；一篇肯定了汉代的文化认同意识构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积极推进作用，认为礼义文化认同清晰了汉代民族关系与民族观念的发展路径（汪高鑫，2012）[②]。此外，一些学者也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与边疆的关系，吴楚克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中国边疆的发展有其特殊性，对其认识和思维的逻辑显得尤为重要，以中国各民族发展为参照，依据社会分工程度来看民族与国家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民族研究具体应用（吴楚克，2016）姚大力认为边疆民族在中国疆域形态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极强的历史主体性作用（姚大力，2014）王文光认为多民族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历代统治者对边疆民族治理和不断巩固的过程，通过历史书写的途径得以体现，同时也从文化的角度呈现了中国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王文光，2016）。上述的研究的确给人启发，但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以历史文本书写的角度，研究汉代民族与边疆这两个历史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值得深入。 一、汉代民族历史文本书写的基本特征是国家发展历史与边疆民族发展历史的高度统一 先秦时期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史，《战国策》《国语》《左传》都不是完整的多民族中国国家史。到了汉代，因为强大的汉王朝出现了，太史公司马谈把这个历史使命交给了司马迁，司马迁写出的《史记》就是第一部多民族中国的国家史。 汉代是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都与多民族国家发展相适应，所以对多民族中国国家历史的书写就成了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杰出的历史学家及杰出的历史著作不断涌现，以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力支持着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汉代的中国民族史研究也是多民族中国民族历史文本书写与民族历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期，至今仍然让人仰止，成为全世界研究多民族中国历史和中国民族历史，特别是中国边疆民族历史必须要攀登、必须要认识、必须要面对的中国文化之巅，这是一种文化遗产，是中国各民族共有和共享的宝贵文化财富。 从空间的角度来看，随着对多民族中国各民族发展历史认识的整体性呈现，我们看到了汉王朝对多民族中国边疆的建设过程，看到了多民族中国边疆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个历史过程的高峰期出现的具体时间是在汉武帝时代，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除了东部的海疆之外，在多民族中国的所有陆地边疆都进行了郡县设置，分布在边疆郡县的民族也就成为了多民族中国一部分，汉代中国民族史研究非凡的历史贡献就表现为第一次深入从民族史的角度研究了多民族中国边疆的民族，由此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各民族在量上的不断增长，在质上的不断丰富，是今天中国民族你只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历史基础。 在东北边疆，汉武帝设置了幽州刺史部，在幽州刺史部少数民族分布地区设置了众多郡县，《汉书·武帝本纪》说“（元封）二年（前109年），朝鲜王攻杀辽东都尉，乃募天下死罪击朝鲜。……遣楼船将军杨仆、左将军荀彘将应募罪人击朝鲜。……（元封）三年（前110年）夏，朝鲜斩其王右渠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郡。”[③]汉武帝设置的这些郡县在今天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半岛北部，辖境内的民族众多，有高句丽、沃沮、秽貉等等，正是因为如此，司马迁写了《朝鲜列传》，通过《朝鲜列传》使我们了解了汉代东北边疆的形成发展以及东北边疆民族形成与发展历史。对此司马迁说：“燕丹散乱辽间，满收其亡民，厥聚海东，以集真藩，保塞为外臣。作《朝鲜列传》第五十五。”[④] 在北部边疆汉武帝设置了并州刺史部和朔方刺史部，下辖众多的郡县，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匈奴对汉朝的攻击，对此，司马迁说：“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祸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⑤]在《史记·匈奴列传》当中，司马迁除了追记夏商周时期华夏族与北方民族的关系之外，还顺着历史的发展线索简述了秦王朝与匈奴的关系，整个重点在汉王朝时期，从汉高祖刘邦到吕后、汉文帝、汉景帝，而核心是汉武帝时期；匈奴方面则主要是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伊稚叙单于、乌维单于、乌师庐单于、呴犁湖单于、且鞮侯单于。匈奴作为汉代中国北方一个强大的民族群体，制约和影响着中国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因此汉匈民族关系成为汉朝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 在西北边疆，由于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强大，所以到汉武帝即位以后，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骠骑大将军霍去病远征河西，击败了匈奴，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等郡（即著名的河西四郡）。之后又在元封五年（前106年）设置了凉州刺史部，下辖陇西、天水、安定、北地、酒泉、张掖、敦煌、武威、金城、西海等十郡；[⑥]在对匈奴的战略策略方面，汉武帝首先改变了原来的“和亲”政策，一方面采取交远攻近的策略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寻找月氏联合攻击匈奴，目的是“断匈奴右臂”；另一方面又派遣卫青等人带领军队从朔方刺史部的雁门郡、代郡、云中郡向北攻击，夺回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正是在反击匈奴的战略全局中，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意外地认识了遥远中亚地区乃至于欧洲的民族及其历史文化，而且也使中亚地区的民族认识了中国，因此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作《大宛列传》第六十三。”[⑦]从司马迁“西极远蛮，引领内乡，欲观中国”的记述当中我们看到在此以前，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都认为自己生活的“海内”就是世界的中心，但是自从张骞出使西域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空间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认识中国以外的世界。 在西南边疆，汉武帝在“西南夷”地区设置了犍为郡、牂牁郡、越嶲郡、沈黎郡、汶山郡、武都郡、益州郡等郡，汉武帝对于这个地区的开发是十分重视的，曾经派遣司马迁出使这个地区，故司马迁说“于是迁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唐蒙使略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⑧]司马迁对这个地区民族的发展历史记述是十分清晰的，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嶲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莋都最大；自莋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⑨]这段史料理清了西南各民族的基本情况，而且还具有民族识别的意味，涉及了西南各民族的地理分布、文化特征、民族源流等等。 在南部边疆，汉朝建立之后，在秦置三郡的范围内设置儋耳郡、珠崖郡、苍梧郡、郁林郡、合浦郡、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等郡，这些地方主要是古代百越民族各个支系的分布区，所以在《史记》中司马迁专门为百越民族撰写的列传有《史记·南越列传》和《史记·东越列传》。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来看，当时百越民族与中央王朝的关系在全国的政治格局中不占主要地位，而且随着西汉王朝对南部郡县治理的深入，扬州刺史部各郡的百越民族都成为多民族国家的成员，所以司马迁说“汉既平中国，而陀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⑩]又说“吴之叛逆，瓯人斩濞，保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11] 综上可见，因为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专门对各民族历史文本的书写，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民族分布的基本格局，即汉族主要分布在中国大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围绕在汉族周围的其他民族主要分布在边疆地区，因此少数民族成了开发边疆、建设边疆的主体，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发展是如此紧密地联系了在一起，特别是让我们看到了汉代的边疆为后来中国的边疆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此，白寿彝先生曾这样说：“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中国边疆民族史有杰出的撰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一幅极为广阔而有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西南夷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传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12]这就是汉代民族研究非凡的历史贡献之所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