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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民族历史文本书写内容变化相统一 关于汉代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内容几乎都集中在《史记》《汉书》《后汉书》的相关民族列传中。这些历史著作中对于民族历史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从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宏观角度概括出了国家发展过程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方面，也比较全面地书写了各民族系统的发展历史，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的历史到汉武帝天汉四年（前97年），《汉书·匈奴传》则记载从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开始的匈奴历史，所以关于汉武帝天汉四年以前的匈奴历史，在《汉书》当中主要是转引《史记》的相关内容，而汉武帝太始元年（前96年）以后关于匈奴的历史《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如果以汉王朝帝王的顺序，先后有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汉元帝、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汉孺子刘婴，以及王莽新朝，汉更始帝刘玄，如果以匈奴单于的顺序，先后有且鞮侯单于、狐鹿姑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握衍朐鞮单于、呼韩邪单于、屠耆单于、郅支单于、闰振单于、复株累若鞮单于、[13]搜谐若鞮单于、车牙若鞮单于、乌珠留若鞮单于、乌累若鞮单于、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单于等十五位单于，并且以这十五位单于为中心，记载120余年间匈奴的发展历史与汉匈的民族关系。《后汉书·南匈奴列传》的主要内容是详细记载了南匈奴归附东汉王朝之后成为东汉王朝的一部分，南匈奴的军事力量也成为东汉王朝军事力量的一部分，还协助东汉守御北方边境，联合鲜卑、丁零、西域夹击北匈奴，成为北匈奴西迁的历史原因之一，基本结束了汉匈民族关系的矛盾冲突。因此《史记》《汉书》的《匈奴列传》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实际上就是一部匈奴通史。 与此同时，《史记》《汉书》《后汉书》还根据多民族中国国家建设与发展之后，随之而来的疆域变化，书写了以往历史文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民族，《后汉书》的《西羌传》《乌桓鲜卑列传》中的“西羌、乌桓、鲜卑”等民族都是以往的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还指出这三个民族是东汉时期多民族中国西部、北部边疆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其历史贡献就是把每一个历史时期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过程当中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概括出来，例如《后汉书》的《乌桓鲜卑列传》就记载了北匈奴西迁之后，部分鲜卑从东北地区进入北方填补了北匈奴西迁之后的政治真空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鲜卑从此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发展历史上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主角。 通过《史记》《汉书》《后汉书》的文本书写，我们还可以看到多民族中国边疆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其总体趋势是多民族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边疆民族越来越多，例如东汉时期，王朝国家对多民族中国边疆民族的治理与统治更加深入，众多边疆民族都纳入了郡县治理，历史上的边疆随着东汉王朝的发展成为了内地，说明了中国的边疆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历史上的边疆少数民族成了内地的少数民族，他们分布在特定的郡县之内，被相关的郡县管理，于是在中国的历史文献当中出现了以郡县名称命名的少数民族族称，所以在《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出现的巴郡南郡蛮等民族名称就是这一个历史变化的反映。这种现象不是表明到了东汉产生了一些新的民族，而是说明到了东汉时期在东汉王朝的疆域内因为民族交流的增多，许多民族进一步发生着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所有的民族分化与融合现象都被历史学家记载到《后汉书》相关的民族传记当中，因此《后汉书》与《汉书》民族列传的有了大的变化，《汉书》当中的《朝鲜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在《后汉书》里没有了，《后汉书》与边疆民族有关的列传是《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列传》《西羌列传》《西域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与《汉书》相比较，增加了《东夷列传》《南蛮列传》《西羌列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这些新增加的列传实际上反映了东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变化，关于民族史研究材料的丰富程度超过了《史记》和《汉书》。上述变化说明了东汉时期多民族中国的历史变化和民族分化与融合的变化，反映了东汉王朝对边疆民族的统治更加深入，国家的疆域更加广大，疆域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同时，这样的变化还说明了在多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南方农耕民族较早成为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居民，使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稳定地发展，和得到了较早的开发，与之相反，由于多民族中国的北部边疆常常处在民族的矛盾冲突之中，边疆的建设过程常常受到民族战争的干扰，边疆的开发建设比南方要艰难和复杂，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历史趋势，是因为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与北部边疆的地理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制约下形成的民族特性所制约的，所以多民族中国的南部边疆和北部边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是有差别的。 国家历史发展的变化与民族历史文本书写内容变化相统一，还表现在民族历史文本书写者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的变化。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有一种文化传统，就是作者要对文献记载的历史进行评述，阐述文献立意、评价文献的得失，对历史事实进行评述，甚至还进行价值判断，这种传统最早在《左传》当中有“君子曰”，后来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有“太史公曰”，在班固的《汉书》当中有“赞”，在范晔的《后汉书》当中有“论曰”，这些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学当中的一种文体，被称之为赞序体。具体到相关的民族列传当中，就表达了司马迁、班固、范晔等人的国家观和民族观，等等。例如《汉书·匈奴传》的“赞”里就具体表达了班固对于汉匈关系的历史观和民族观。《汉书·匈奴传》的“赞”首先对先秦时期历史文献当中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进行了简要的归纳，认为：“《书》戒‘蛮夷猾夏’，《诗》称‘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14]由此说明在华夏族的文化心理当中，华夏族周边的民族与华夏族是区别的，因为历史上华夏族周边的民族曾经攻击过华夏族建立的政权，所以一部分人认为“四夷”是华夏族的心腹之患，这就是班固的民族观。 《后汉书》的民族列传当中同样继承了司马迁《史记》的“太史公曰”《汉书》的“赞曰”的体例，在相关的列传后面以“论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和民族观，例如范晔在《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的《论》当中认为整个汉代对于边疆的治理，及王朝国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都和多民族中国的发展紧密相关，即所谓“盖亦与王业而终始矣”[15]。从王朝国家的角度来看，在这个历史过程当中虽然曾经有过暂时的矛盾冲突，有过“倾没疆垂，丧师败将者”，但是由于王朝国家的有效治理“不出时岁，卒能开四夷之境”，边疆的少数民族仍然能够很快被平定。就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王朝国家对于边疆民族的影响渐渐扩大，统一多民族中国的疆域也在扩大“若乃文约之所沾渐，风声之所周流，几将日所出入处也”也就是说，王朝国家的影响东边到了太阳出来的地方，西边到了太阳落山的地方，而且所有这些历史变化都写进了历史地理著作当中“山经、水志者，亦略及焉”，从这个意义上讲，多民族中国能够一直发展而没有中断，与多民族中国历史文本的书写有直接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