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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驳“崖山之后无中国” “崖山之后无中国(华)”说，近年在网络上被吵得沸沸扬扬。尽管有些学者认为实属“无聊”，(32)尽管姚大力、葛剑雄等已分别从元清的政治文化贡献、3100年来中国及华夷演进等角度做过辩驳，(33)但因“新清史”重新质疑元、清的中国属性，舆情或被混淆，故须略说一二。 “崖山之后无中国(华)”，源自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的诗句：“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钱谦益曾任明末东林党领袖和南明礼部侍郎，入清后仍担任礼部侍郎。诗中“海角崖山”，当概指南逃之南宋、南明小朝廷。囿于宋、明等中原王朝衰亡的狭隘立场和“华夷之辨”的保守理论，钱氏发出如此的无奈哀叹，亦情理中事。或许也夹带着替自己改仕新朝寻觅一点历史借口的用意。读者理应参透后一层玄机！ 钱谦益等之所以鼓吹和认同“崖山之后无中国(华)”，要害又在于拒不承认元王朝和清王朝的中国或中华属性。在这方面和“征服王朝论”“新清史”，大同小异。无论是“征服王朝论”“新清史”，还是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确实有人“倾向在‘清朝’与‘中国’划下一条界限，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34)这种论调在学术上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笔者试从中国涵义、克服华夷陈腐偏向和效仿开明政治家三层面加以阐述。 1.先弄清中国的涵义 21世纪伊始，讨论“中国”概念的相关论著日渐增多。(35)一般认为，“中国”最早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的“宅兹中国”，其本义或狭义是聚居中原的诸夏、华夏。近年，汪荣祖、姚大力围绕“新清史”问题争论不休，在中国涵义的理解上也有各自的表述。汪荣祖认为，“中国从来不是国号，而是泛称或简称，早出现于先秦，随着疆域的扩大，这个名词所涵盖的地区也随之扩大”。姚大力主张，历史上的中国“有过很多含义”，如汉、唐、宋、明等“一种文化、一个人群的小‘中国’”，包括“汉族的‘中国’”、“‘塞外’寥廓地域”在内的“大中国”，中国涵义又呈现由前者到后者的逐层扩充演进。(36)实际上，汪、姚二氏在此环节上的意见大体一致，都承认“中国”是由狭小到扩大的不断发展过程，都承认元、清二王朝是中国或“大中国”，都承认元、清二王朝直辖的“‘塞外’寥廓地域”或内陆亚洲也属于中国。这一点实乃“崖山之后无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我们和“新清史”的根本性分歧。 由于“新清史”论者总是试图在“中国”与“清朝”之间、中原与塞外之间人为地划分界限，清雍正帝语：“……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37)就容易在句读及综合理解上发生不应有的误会，就容易被有些人落为“口实”。因此，有必要对这段话予以辨析与诠释： 其一，“始于秦”的“中国之一统”，实即汉地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大一统。“始于元”和“极盛于”清的“塞外之一统”，实即元、清二王朝分别以行省、宣政院和理藩院等对蒙古、东北、***、西藏行使的直接管辖。二者是一个前后连绵和不可割裂的历史过程。故该语句中的句读正误甚为紧要，“始于秦”之后句号为误，逗号为正；“始于元”之后不当加逗号。 其二，在秦朝完成对汉地的郡县制大一统之后近两千年间，汉、唐、宋、明等中央王朝虽然也对“塞外”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羁縻州、羁縻都督府等管辖治理，但毕竟属于非直接性或“化外”的。蒙古入主的元朝大一统，满族入主的清朝大一统，对汉地和“塞外”都实行直接治理，都是囊括中原汉地和“塞外”蒙古、东北、***、西藏等广袤地域的大一统。所有这些，实乃少数民族所建元、清二王朝对边疆开发治理做出的卓越贡献，也是两千年来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性成果。雍正帝所云大抵符合历史真实，基本可反映秦汉至明清从“一种文化、一个人群的小‘中国’”，逐步向囊括“汉族”内地和“‘塞外’寥廓地域”的“大中国”演进发展的历程。 其三，就元和清两王朝而言，雍正所云两处“一统”，当是一概直接统辖的意思，并非各自单独的政治文化实体。元和清，经略中原汉地、蒙古、***、西藏等，大致是先东后西，次第推进的，尽管治理方式不尽相同，但根本不存在汉地和“塞外”彼此独立的两个系统。另，此句之后，雍正帝又接着说：“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所谓“中”，即前述“中国”，所谓“外”，即“塞外”。足见，雍正在强调清朝实现内地、塞外大一统“幅员极广”的同时，也承认和肯定“自古中外一家”、不分彼此的历史事实。 其四，“新清史”论者罗友枝等“倾向在‘清朝’与‘中国’划下一条界限”，“反对将大清王朝与‘中国’合二为一”。(38)其要害是割裂历史，否认“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是一个连绵两千年的历史过程。他们硬是将前者与后者相割裂，仅仅将两千年前“始于秦”的汉地大一统当作“中国”，却将“塞外”蒙古、东北、***、西藏等广袤地域当作“中国”之外的“内陆亚细亚”。或者说，他们只承认两千年前“始于秦”的汉地郡县制的“小中国”，不承认隋唐宋元以来囊括内地和“塞外”的“大中国”。这既不符合两千年来的历史事实，也有悖于元、清二王朝的实际情况。即使是和雍正《大义觉迷录》等有关中国、华夷的核心思想相对照，也是大相径庭(详后)。 2.克服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 在儒家华夷思想内部，历来有主张严格华夷辨别防范及拘泥血缘、地理标准说与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39)的并存、演进及交替运用。华夷问题的陈腐偏向，长期影响着国人对“崖山之战”后元、清二王朝实属中国的认知与判断，制约着人们对民族融汇的豁达理解。 所谓严格华夷的辨别防范，偏重于“辨”与“防”，偏重于用血缘、地理来衡量区辨华夏与蛮夷。如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40)《左传》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41)班固甚至说：“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42) 所谓倡导“用夏变夷”及重在文化标准说，即依据民族融汇的发展实践予以变通，主张华夷能够以衣饰、礼仪等文化标准来互动转移。《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公羊传》更以文化道德来区分诸夏和夷狄，并将其视为可变概念。凡夷狄遵行礼仪，就当与诸夏同等看待。譬如，吴国虽为“夷狄也而忧中国”，故进称“吴子”。(43)后吴纵暴郢都，又被称作“反夷狄”。(44)而陈、蔡不肯救援周王室，就被斥之为“中国亦新夷狄也”。(45) 这两种相左的意见，在先秦第一次民族融汇之后均相继问世。前者陈腐古板，经常在华夏遭受夷狄进犯之际冒头反弹；后者包容豁达，往往是对民族融汇潮流的顺应或变通。二者在后世又在不同时段交替消长，成为儒家处理民族关系之际的两种灵活选择和运用。 经历南北朝的民族融汇，唐朝突厥、沙陀、回鹘等族众频繁内迁，部分部族首领被委以高官，或赐李姓，血缘或地域界限率多破除，华夷思想也随之显著迈向注重文化标准。皇甫湜指出：“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岂系于地哉？”陈黯也说：“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乎察其趣向。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域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46)韩愈在批判佛学的同时又借鉴其道统说，主张“道”为“天下之公言”，主要内容是仁义，儒家也存在从尧、舜、禹到孔、孟的道统。还把道、道统引入华夷观念，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47) 随着宋代理学家重建“内圣外王之学”，“圣人之教”的道统，或高于“天子之位”(48)的君统。元儒郝经、许衡等面对女真、蒙古入主及南宋败亡的政治变故，提出了“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用汉法，可以长久”之类的新见解。(49)他们把“用汉法”等同于“行中国之道”，用“道”和“道统”来统驭华夷正统，这就突破了华夷观念的内外藩篱，赋予“用夏变夷”新的含义。 这大抵是第二、三次民族融汇过程中儒家华夷观念的新进步、新风貌。宋元、元明或明清鼎革之际，不乏“驱除胡虏”和严“夷夏之防”思潮涌起。同时也常见重“道”“道统”及“用夏变夷”说与之反诘抗衡。譬如，元末杨维桢强调，“道统者，治统之所在也”，经三代、孔孟和程朱，“传及我朝许文正公”，把道和道统带入元朝。(50)雍正亲撰《大义觉迷录》，用“圣德”标准驳斥华夷区辨和夷夏之防，指出清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宣称“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满族与虞舜、文王同样可以为中国君主。清朝“有造于中国者大矣”，疆土开拓广远，造就百姓康乐蕃庶，对中国有大德，贡献很大。主张不分地域，有德为王。还以各族都在清朝统治之下的事实，证明清政权是上天的赋予，不应该以“华夷之辨”来否定。(51)又兼，其父康熙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开疆拓土，减轻农民负担，被满汉朝野公认为“内圣外王”的楷模。《觉迷录》与康熙“圣祖”楷模、“剃发令”、“文字狱”等软硬兼施，较有效地说服了大多数汉族士大夫。由是，清代华夷思想或秩序基本脱离了汉人的“自文化中心”，被引向“君臣大义”、“一君万民”的层面。后者应是第四次民族融汇过程中清代华夷思想的主流形态。 3.效仿古代开明政治家，正视现实，顺应潮流 与前述四次民族融汇和华夷思想的相应演进几乎同步，古代政治家也率多正视现实，顺应潮流，表达各自的主张。譬如，唐太宗李世民曾言：“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恰，则四夷可使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乱。”“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52)朱元璋和朱棣曾说：“昔胡汉一家，胡君主宰”，“迩来胡汉一家，大明主宰”，也主张“华夷无间”“华夷本一家”“抚字如一”。(53)表明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趋势，古代政治家大多崇奉“用夏变夷”及偏重文化标准，元明鼎革之际更是不得不承认“汉胡一家”“华夷无间”和汉族、蒙古族轮流为天下主的客观现实。 退一步讲，“崖山之战”，特别是清朝建立之后，的确已无汉族为统治者的大一统王朝。但是，蒙古族入主、满族入主的元、清大一统王朝分别以“内蒙外汉”和“内汉外满”模式君临天下，却方兴未艾。如前述，近千年来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天下主，反映五千年多民族统一国家不断发展壮大的趋势，表现出北方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主动性。岂有罔顾历史趋势和客观现实，厚此薄彼，只许汉族君临，不许北方兄弟民族入主的道理。 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朱元璋、朱棣等远比钱谦益及至今追随其说的少数人，开明和务实得多。从前述元“内蒙外汉”和清“内汉外满”的结局走向看，“崖山之后”不是“无中华”或“无中国”了，而是多民族统一国家像滚雪球一样在汉族、蒙古族、满族轮流为主的新格局下越滚越大。“中华”或“中国”的内涵及外延，也随着“胡汉一家”“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等新环境在悄然丰富扩充。所以，辛亥革命前后，“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相继应运而生。连宣统退位诏书也不得不承认：“……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义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意味着此时的“中华”和“中国”，已经将汉、满、蒙、回、藏“五族”，统统包容囊括起来了。这应当是谁也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 “天下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同样是浩浩汤汤、势不可挡的大潮流。即使是在帝制传统社会，罔顾民族融汇、“胡汉一家”的现实和华夷思想不断演进，一味固守“大汉族主义”或夷夏之防的偏见，也是陈腐和落伍的。在这个问题上，李世民、朱元璋、朱棣等远比钱谦益及至今追随其说的少数人，开明和务实得多。时至21世纪现代中华民族形成近百年后和全球化迅猛发展之际，依然盲目听从或追随“崖山之后无中国”说，似乎更显得落后于时代和抱残守缺了。姚大力说得好：“如果元朝与清朝都不算‘中国’，那西北一大半领土，我们还要不要？”(54)这绝非危言耸听！西方少数人始终企图利用狭隘、过时的“汉人”或“中国”观念，借题发挥，不断制造事端，以分离西北边疆和肢解中国。这当然是绝大多数国人时刻保持警觉和绝对不能答应的。 “崖山之后无中国”说，可以休矣！ 四、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与江南、北方民族的角色 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进程的背后，当然是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民族融汇、地理环境、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及阶级关系的社会经济，民族融汇，此二者是基本线索，是决定性因素。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来支配或塑造的。譬如，先秦时期青铜冶铸的产生运用和首次民族融汇，秦汉魏晋时期铁器推广和第二次民族融汇，晚唐宋辽金元时期印刷术、火药、罗盘针、海外贸易繁荣和第三次民族融汇，明中叶以后商业繁荣、雇佣劳动渐多、白银输入和第四次民族融汇等。举个简单例子，可窥见民族、民族融汇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及比重。班固《汉书》列传共计70卷，而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即有《李广苏建传》《卫青霍去病传》《张骞李广利传》《霍光金日磾传》《赵充国辛庆忌传》《匈奴传上》《匈奴传下》《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西域传上》、《西域传下》以及《魏豹田儋韩王信传》，合计10卷半，约占列传总卷数的1/7。而且内容丰富多彩，往往关乎朝廷大局。就是说，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社会经济固然充当了主要原动力或主线，其作用无疑是关键性的。同时，还应当格外重视民族融汇第二条基本线索及其历史作用。对这二者都予以高度重视，才真正符合历史辩证法。 由于疆域广袤、地理风俗多样及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五千年来，长城内外等农耕民与游牧民及其不同生活方式的世代并存，造就了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若是细分又表现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漠草原地区、东北地区、***等西北地区、吐蕃等西南地区等六七个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等颇有差异的地域子文明承载板块。它们不平衡发展的累积性影响和连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中国社会几乎所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这三大地域或六七个地域子文明板块，往往综合承载着社会经济、民族融汇二基本线索及交互作用。就近两千年而言，塞外草原大抵承载北方民族及游牧文明；黄河中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大抵承载汉族及农耕文明。其中，黄河中下游地区不仅是早期汉族农耕文明的摇篮与“发祥地”，近两千年来又容易成为北方民族与汉族彼此交往融汇的冲要区域。总而言之，社会经济和民族融汇两条基本线索及作用，往往是依赖上述六七个地域子文明的承载以及彼此碰触和整合，再加上域外文明的助力，共同影响、制约着历史发展进程。考察中国历史，在通常关注社会经济及民族交融等主线的同时，也要重视这两条基本线索借六七个地域子文明板块为载体来施展表现的情势或机制。尤其是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冲击及其带来的南北差异的整合博弈，更是彰显民族融汇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第二条基本线索的举足轻重。 在欧亚大陆历史上，“蛮族入侵”无疑是改变社会总体面貌的重大事变。日耳曼等“蛮族入侵”，无可挽回地让整个欧洲进入到黑暗的“中世纪”。东亚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也类似于欧洲的“蛮族入侵”，同样严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而且，东亚大陆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或“蛮族入侵”，不止一次，至少发生过两晋和五代宋及明末等三次，对古代历史进程影响至为深重。由于亚洲大陆南北东西的幅员疆域都接近欧洲的两倍，上述三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迄1276年，两次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直接造成东晋和南宋的南渡偏安，造成中国社会经济重心及文化精英的两次南移，以及随之而来的4-6世纪、10-13世纪的两个南北朝近200年的对峙；第二，1276年和1644年以后，元、清虽然实现了蒙古贵族、满族贵族为主导的南北统一，但又不得不实行蒙汉或满汉二元政策，不得不承认和重视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三大地域的经济文化差异。其结果就是，中国虽然没有无可挽回地进入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但历史的总体面貌还是被严重影响或部分改变，还是呈现南北地域差异的整合博弈进而推动社会历史的曲折发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关键就在于前述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间的对峙并存，关键就在于塞外草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并存及彼此博弈、互动。 其间，江南在华夏文明“不绝如缕”形势下的角色，格外重要。5世纪以后的江南，已逐渐成为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主脉所在，成为中国“富民”和农商并重秩序(55)成长发展的“风水宝地”。尤其是宋元明清的江南依然代表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依然是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动力渊薮。唯有江南，能够充当华夏先进经济文化南渡转移的栖息地和回旋再发展的广阔空间。而欧洲希腊罗马的南方就是地中海，不存在类似江南的转移回旋的空间。就是说，由于北方民族的大规模南下，江南地域子文明版块在承载社会经济和民族交融两条基本线索交互作用的过程中，在艰难维系中华文明经济文化近千年持续领先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至为重要和不可替代的。 同时也应当重视北方民族所携带的文化影响。北方民族南下及所建北朝和元、清大一统王朝，既带来一些积极向上的东西，如元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权，清诸帝勤政好学，元、清积极经略边疆，等等，又带来了不少落后旧俗。后者还较严重影响汉地社会经济结构乃至专制政体。 马克斯·韦伯认为“君主如父”的“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是中国政治的特点。(56)钱穆也说，明清二朝“真不免为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57)需要理性地正视：近古父权主从隶属的沉渣泛起和元明清专制独裁的登峰造极，都与北族王朝的文化影响密不可分。 我国自古以来就存在“父系家长和世袭统治”等纲常传统，同时也较早出现过“民贵君轻”、道和道统高于君统等开明思想，后者还在“唐宋变革”中随谏议制成熟而有所上升。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均属社会经济层面对“唐宋变革”的逆转，它们都直接或间接来自蒙古等北方民族父权制主从隶属俗。这种主从隶属还借“雇工人”等律条渗入了《大明律》。清朝入关后，“八旗制”南下携入的壮丁、包衣等，同样带有奴仆半奴仆性质。于是，“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58)之类的父权制主从或主奴习俗，无形中和儒家“纲常”糟粕部分悄然内外混合，逐渐汇成南北通行的“君父”至上。(59)此观念的力量及影响，绝不可小觑。由于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都属于全民当差服役的秩序，包括社会文化精英的士大夫官僚概莫能外，统统被束缚在“民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60)的桎梏牢笼之中，很自然地恶性扭曲了传统的“君臣之义”或俸禄雇佣惯例，让官僚士大夫也蜕变为“纲纪之仆”和听候皇帝差遣的“役”。(61)最终“君父”压倒了道及道统，潜移默化，根深蒂固，“君父”至上或主宰，遂成为元明清君臣及君民关系的不二法则。一方面，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带入的父权制主从关系或主奴观念，恰依赖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在社会经济领域内的较稳定存在，得以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元诸色户计和明“配户当差”构成的全民当差秩序，客观上提供了君臣及君民主奴化所赖以扎根生存的深厚社会土壤，有力支撑着政治文化层面以臣僚奴化为代价的元明清“独夫专制之黑暗所笼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