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历史上“中国”一词具有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亦指向这几个维度，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清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统治者深入思考夷夏问题和正统问题中不断强化，“中国”一词的“国家”内涵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清人国家认同的自然符号。清前期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为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做好了历史准备，为中华民族在近代实现整体认同提供了现实可能。 关键词：清前期；“中国”意识；“中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李克建，西南民族大学期刊社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民族观、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是包括中国境内56个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认同是从各民族内部的认同到民族间的相互认同，最终实现中华民族整体认同的过程。这个过程并非近代以来才发生，它贯穿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形成过程，贯穿中华各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复杂过程，贯穿中国作为“国家”的演变过程。在中国历史上，这几个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促进，具有高度的“同时性”和“重合性”，这种“同时性”和“重合性”又直接导致历史上各民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高度的“交叠性”①，只是这种“交叠性”往往因政治的、文化的、族群的等各种因素而呈现出不同的交叠程度。追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②的历史过程，就是探索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演变过程中，各民族在诞育、分化和交融中如何实现自身对中国“国家”、“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认同，辨析历史上这三种认同在不同情形下的交叠程度及其产生原因，总结这三种认同在中华民族整体认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地位及意义，对于我们认识和阐释中华民族认同如何从历史可能变为现实可能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从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心理学等学科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问题，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其中尤以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具代表性。该理论对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内涵和结构等重要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刻阐释，勾勒出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21世纪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学者们对“何以中国”“何谓中国”等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再度给予深入思考，以新视野、新方法和新材料更加客观、理性、深刻地阐释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现象，探索“中国”作为“国家”的独特生长方式，总结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动因和方式、类型与规律，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的整体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新成果③。 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认同形成进程来看，清朝处于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从“自在”走向“自觉”的关键时间节点，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意义。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到康雍乾盛世，经过180年的统治和经营，清统治者最终迎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令人费解的是，人口数量与汉族相差极为悬殊的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究竟是怎样确立起政权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清政权统治下曾经十分尖锐的满汉民族矛盾是怎样逐渐弱化的？面对疆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差异性极大的清朝，统治者又是如何动员并整合中华各民族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认同进程的？近年来，学者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综观已有研究，笔者发现，从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入手，不失为学者们寻求答案的关键切入点，这也符合经典作家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1]（P.52）这一论断的基本逻辑。基于此，本文以清朝前期从努尔哈赤到乾隆时期为分析中心，考察这一时期清统治者的“中国”意识和“中国”认同是如何表现又是如何增强的，试图揭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之前统治者的“中国”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之间有何内在关联。笔者认为，这项研究对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中华民族认同整体研究，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一、历史上的“中国”认同：从“中国”一词的含义说起 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历史上“中国”认同的内涵，首先必须正确解读历史上“中国”一词的内涵。据文献和考古资料证实，“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西周铜器何尊铭文中，内有“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记载，表明西周武王、成王时已有“中国”的称呼，后来类似含义的“中国”一词更多地出现在《诗经》和《尚书》之中；秦汉以后，“中国”一词在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就更高了。有学者统计，历史文献中的“中国”词称，仅四库全书就达66000余条[2]（P.12）。当然，古代汉文典籍中的“中国”一词因其出现的语境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内涵，因其所处的时代不同其内涵也在不断变化。近代以来，包括梁启超、章太炎、顾颉刚、费孝通等著名学者在内的无数学人对“中国”一词的内涵研究作出了积极探索。费孝通先生认为西周初年出现的“中国”一词具有如下含义：（1）指天子所居之城，即京师，以与四方诸侯相对举；（2）指夏代或商代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心地区，即后世所说的“中原”地区，以此与远方各族相对称；（3）指夏、商、周三族融合为一体的民族，以夏为族称，也包括夏人的文化。[3]（P.218）可见，西周初期的“中国”一词主要是地理的概念，从地理的概念又可引申出民族的、文化的含义。从民族的“中国”内涵来看，主要体现为“中国”与“四夷”、“夷狄”等民族称谓对举，此时的“中国”与“华夏”“诸华”同义；从文化的“中国”内涵来看，主要指夏人或华夏的文化，具有光华、礼仪、文化、文明、睿智、高贵之意。 历史上的“中国”一词是否具有政治内涵？这个问题曾在学界引起过争议。有一些学者用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概念衡量历史上的“中国”，认为历史上的“中国”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故“中国”一词不能作为“国家”称号。也有很多学者跳出西方主权国家观念和民族观念的束缚，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国家形成角度看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相关问题，认为“中国”一词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很明显，引起分歧的关键原因在于学者是否“将从欧洲社会生长出来的近代‘主权国家’要素作为观察中国古代社会的参照坐标”[4]（P.5）。毋庸置疑，“中国”一词最初主要是地理的概念，但它并非仅仅只是地理的概念，还可从中引申出文化的、民族的、政治的概念。当“中国”一词用于指称“京师”时，即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了，因为“京师”并非单纯地表示地域，而是西周王权的象征[5]（P.63），它隐含着“核心、权威、正统”之意[6]。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7]，这个政治理念使得历史上的“中国”与“国家”（或“祖国”）发生了必然的勾连。正如李大龙所说，“尽管古代中国用于指称近现代意义国家的概念，多数情况下是含糊的‘天下’而非‘中国’，但‘中国’为‘天下’中心，据有‘中国’可以成为号令四夷的正统王朝的观念深刻影响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众多王朝或政权，这也是历史上虽然没有以‘中国’为国号的王朝但‘中国’却最终发展成为了一个主权国家称号的重要原因”[5]（P.66）。马戎从现代“国家”应该具备的要素反观历史上的“中国”，认为“我们传统中讲的‘中国’或‘中原’，包括了‘nation’的含义”[8]。葛兆光曾指出，“在历史意义上说，谈论某某‘国家’往往等于是在说某某‘王朝’，因此可以承认，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移动的‘中国’”[9]（P.31）。姚大力认为古代中国人的头脑里存在着一个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做“中国”，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的形式而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永远存在[10]。需要注意的是，葛兆光说的“中国”准确地讲是王朝或朝代，即“国家”；而姚大力说的“中国”则是超越王朝或朝代的政治存在，即“祖国”。实际上，我国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早就指出朝代“是统治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所建立的国家的称号”，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含义是“祖国”[11]（P.65）。陈玉屏也曾专门撰文阐释“祖国”概念的含义及其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指出“中国”是祖国、是“长河”，历朝历代是“国家”、是这条“长河”中的一个个片断[12]。何志虎也明确指出，从古至今“中国”都是我们祖国的国名[2]（P.8-12）。从学者们的阐释来看，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有“国家”的特征，更有“祖国”的内涵。至此，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中国”蕴含的政治内涵：从西周时起，“中国”就是中华各族先民心中的权力中心，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地，是王朝国家的代名词，是祖国的承载体。理解了“中国”如此深邃的政治含义，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历史上不仅华夏-汉民族自认为他们是“中国”天经地义的代表，而且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族也宣称他们是“中国”的合法代表[13]（P.1-34）；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一词虽然没有成为某一民族或某一政权所独有的专有名词，但是各民族都可以自称“中国”，所以才会有宋人的“中国”、契丹的“中国”、西夏的“中国”和金人的“中国”等各个民族的“中国”[14]；就不难理解为何“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民族建鼎称尊，建立的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越是强盛的王朝吸纳的民族就越多。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把自己建立的王朝视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正统”[15]（P.22）。从这个角度讲，今后学界应该加强对“中国”内涵的进一步挖掘以及中华民族的“祖国观”和“祖国认同”研究。 所谓“认同”，就是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以及你归属于哪个群体的问题，人的认同从来就是多重的。笔者认为，与历史上丰富的“中国”内涵相对应，历史上各民族的“中国”认同也指向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只是从认同的发生规律和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来看，各民族表现在不同维度的“中国”认同不一定同时发生，它们常常交织混杂在一起，互为因果、密切关联，在历史上因时因地因族而异，在不同情势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交叠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认同，理论上也指向地理的、民族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维度，只是从各民族的“中国”认同和中华民族认同发生规律来看，政治维度的“中国”认同在历史上主要表现为各民族对中原政权或王朝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从萌生到成熟，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从认同层次来看，政治维度的“中国”认同高于其他维度的“中国”认同，是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核心和关键。本文主要从政治维度看清前期统治者的“中国”认同④及其与中华民族认同形成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