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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野人女真”之称谓，在明代经历了从对女真人的蔑称发展到专属称谓的过程。明嘉靖中叶，为整顿女真羁縻卫所朝贡乱象，开始控制海西、建州女真卫所的朝贡人数，分别确准海西女真卫所凭1000道、建州凭500道敕书入边朝贡贸易之策，且将不在此1500道敕书之内，“极东”“远甚”的女真人，称作“野人女真”，其可“朝贡不常”，自此才将女真分为海西、建州、“野人”三部分。迄今国内外学界所认为明代“野人女真”，又称“东海女真”的用法并不准确，明朝各种文献中，没有将“野人女真”称为东海女真的记载。以东海瓦尔喀、呼尔哈、窝集三部作为东海女真，最早出现于《满文原档》，此称谓被清朝沿用，但东海三部之范围，与明代“野人女真”的范围不同，不应将两者等同。 关键词：明代 “野人女真” 海西女真 卫所 敕书 作者赵令志，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认为明朝将女真分为三部分，分别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但目前关于何谓“野人女真”之研究并未深入，多系考证所谓“野人女真”之部族及其与海西女真关系之作，并未探讨明朝将“野人女真”从蔑称到专属词汇之转变及其成因等问题。且自清代以来，基本认为明代之“野人女真”即东海女真，故多将明代女真人写作建州、海西、东海三部分。然检索明代《实录》《会典》等政书及各类私著，并不见“东海女真”之称谓。实际上，明代对女真之分类，在嘉靖中叶之前，主要分为海西、建州两大部分，其中海西女真即包括居住在忽剌温地区的女真人，亦包括黑龙江下游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必须经由海西等地方可进边入贡的女真人等，因而海西女真的范围很广，且即使在黑龙江下游地区所设之卫，也多冠以“海西某某卫”，在卫所系列内，系将其纳入海西之列。至嘉靖二十年（1541）左右，明朝整顿女真羁縻卫所之朝贡乱象，规定海西、建州每年入边朝贡、贸易等人数，额定海西女真敕书999道（后增为千道）、建州女真500道，每道敕书每年许一人一马入边。而对黑龙江中下游边远之地的女真人，因路途遥远，未规定其每年必须入贡，且将这些“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的女真人，分为“野人女真”，自此，明代按朝贡情况将女真之区分由两类变为三类，并且，明后期官修和私撰之汉文文献，建州、海西女真之外，将位于黑龙江中下游北部的部分卫所及至外兴安岭一带边远地区的女真人，均称作“野人女真”，并无“东海女真”的叫法。以“东海”称呼女真部族，始见于《满文原档》《满文老档》等文献中，这些女真人自己的文献，将黑龙江中下游呼尔哈、窝稽及部分瓦尔喀等部女真人不再称为“野人”，而是按区域冠之以“东海”。此称呼被清代沿用，称该地区的女真人为东海某某部。本文复检旧题刍论，冀以探讨明代“野人女真”所指之变化及其与清代所谓“东海女真”之关联等问题，纠正彼此混同之乱象。 一、明代女真分类之变化 明朝前期，虽在女真地区设置了羁縻卫所，授予女真头目为都督、都指挥等职官进行统治，却将女真人均视作“野人”。检索各朝《明实录》，在洪武至正德年间，即《明太祖实录》至《明武宗实录》内，将海西、建州女真人等都称作“野人”之条目，处处皆是。凡女真人，名前多冠以“女直野人”或“野人女直”字样，即使像阿哈出、西阳哈、猛哥帖木儿、李满住等被明朝授予高官的建州、海西女真首领，也都以“女直野人头目”或“野人女直某某”称之，如“女直野人头目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 、“忽刺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 、“建州左卫野人女直都督佥事猛哥帖木儿等来朝贡马” 、“海西各卫野人女直都指挥头目人等”之类，乃此时将建州、海西女真人皆视作“野人”，“野人”乃女真人之蔑称之一。但《明世宗实录》以后之各朝实录，基本不再以“野人”称呼女真人，而多冠以卫所官员之职位，并多称作“女直夷人”。此乃与嘉靖中叶以后，“野人女真”已变为专属群体有关。 明朝对女真的分类，在中叶之前主要分为海西和建州两大部分。从两部分变为三部分的过程，实录内不见记载，但从明代两部《会典》对女真分类中可以探究其具体演变情况。弘治十五年（1502）修竣，正德四年（1507）颁行的《大明会典》中，对女真之分类为：“海西、建州、毛怜等处，有卫、有地面、有千户所、有站，皆遣人朝贡” ，毛怜卫自设卫之时，无论地域和职官，即与建州有关，因将其纳入建州系列。据此窥得，直至正德年间，女真实际分为海西、建州两部分，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女真人，均属于海西女真，所以海西女真实际是包括忽剌温地区和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即前来朝贡的海西女真和经由海西前来朝贡者，明朝一直均将其列入海西女真系列。 完成于嘉靖三十年左右，续补竣于万历十五年（1587）的《大明会典》所载女真分类，开始将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分，即“盖女直三种。居海西等处者为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怜等处者为建州女直。各卫所外，有地面、有站、有寨。建官赐勅，一如三卫（指兀良哈三卫——引者注）之制。其极东为野人女直。野人女直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海西、建州岁一遣人朝贡”；且“近年定海西每贡一千人，建州五百人，岁以十月初验放入关，十二月终止”。其中之“近年”，当系嘉靖三十年完成该部《会典》纂修之前的相近之年份。可知此后明朝对女真人的区分标准，是以女真卫所官员前来朝贡为依据，海西、建州女真卫所官员，须每年一贡，而“野人女真”却以“去中国远甚，朝贡不常”。在这一分类中，“野人女真”的区域和卫所范围并未规定，因而属于泛指。但可以明确的是，每年需凭颁给海西女真卫所官员的1000道敕书、建州500道敕书，准许一人一马入贡；而海西女真的近千道敕书、建州之五百道敕书内，不包括“野人女真”的敕书。换言之，即不在建州、海西女真近1500道敕书之内的女真人，均属于“野人女真”。这些“野人女真”因前来朝贡，路途遥远，行进艰难，故不必每年前来，可随意朝贡，若前来贡，仍以原来发放的诰命敕书为凭证，从海西女真贡道入贡，明人所谓“野人女直去塞远，岁附海西市开原。不入贡，亦不寇边”，可知“野人女真”因无朝贡年限规定，仅至开原贸易，但朝贡者却逐渐减少。因其不能按期前来，故定若有不能于十月至十二月女真人朝贡期间到来者，“如次年正月以后到边者，边臣奏请得旨，方准验放” 。建州、海西女真为入边朝贡得赏，贸易土产，基本都会每年定期前来，此规定显然系为路途遥远，难定时日，朝贡不常的“野人女真”所制定，此亦万历《大明会典》记载析出“野人女真”，而增加此条之缘由所在。据此可以明确，将女真从两类分为三类，是嘉靖年间从规范朝贡体系的角度进行划分的，故“野人女真”之称，已经不是此前对所有女真人之蔑称，而成为泛指黑龙江中下游及松花江下游之外的边远地区，所谓“极东”“远甚”之女真人的专称。此专称出现的时间，据增井宽也先生考证，是在嘉靖十六至二十年左右，颇为可信。 明初以来，在女真地区设置羁縻卫所，授予敕书，任命卫所官员管理各自属众，逐渐确立了女真人与明朝的朝贡体制。明前期女真人入边朝贡，凭敕书验放，对人数未作具体规定，故有的年份，至京城朝贡人数超过3000余名，京城馆舍溢满，难以承受接待之责，赏赐等项亦给朝廷带来沉重负担，故于成化年间修改女真各部的朝贡制度，规定为：“建州卫、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毛怜卫，每卫每年许一百人，建州寄住毛怜达子，每年十二人。海西各卫并站、所、地面，每年每处不过五名。其都督来朝，许另带有进贡达子十五人同来。”如此开始明确规定了女真朝贡时间和人数。但明中叶以后，海西女真部分卫所在南迁过程中，因地理因素等影响，发展极不平衡，对朝贡贸易需求亦不一样，近边之卫所，朝贡贸易方便，故对敕书需求亦甚，而处于黑龙江下游地区的边远卫所，路途遥远，经济滞后，每年遣人朝贡，难以实现，为此就引起海西女真争夺敕书，借名入贡之乱象，影响到明朝对女真地区进行有效控制。在女真地区诰命敕书多有遗失，朝贡贸易乱象丛生，女真来朝者人数不断增加，因之给明朝带来巨大压力的情况下，明朝为了维护朝贡制度，解决入边人数冒滥，保障女真人朝贡和贸易利益，复再次着手规范其入边规则。嘉靖中叶，进一步改革女真人凭借敕书入边进行朝贡贸易之政策，制定出女真各部依据敕书朝贡定额，开始确定海西女真、建州女真每年的入边人次，而入边朝贡或贸易的凭证仍为敕书。据《三朝辽事实录》记载，“所赐东夷一千四百九十八敕”中，“给海西属夷敕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按敕验马入贡”，同时给“建州三卫四百九十九道”，后略有增加，为海西至1000道、建州至500道。如此，便将海西、建州女真每年的朝贡贸易人数控制在1500名以内，基本与明朝在海西、建州女真地区发放的敕书和所任命的卫所官员数目相符，其旨在控制朝贡人数，防止冒滥，规范女真卫所之朝贡问题。此后，海西、建州女真凭各自所掌握之敕书每年以固定名额入贡，海西女真人可自开原，建州女真人可自抚顺入边，进而进京朝贡或于开原广顺关、镇北关和抚顺贸易。这种按海西、建州分配入边名额的制度，改变了以往由卫所官员凭敕书自行朝贡、贸易的体系，使得女真地区的羁縻卫所职能发生了改变，出现敕书之争，敕书之所属亦随之发生变化，其中海西女真卫所的敕书，在明末基本被哈达、叶赫部掌控。在此次对女真卫所朝贡制度革新中，将在所定海西1000、建州500道敕书之外，不能每年前来朝贡的女真人，析出为“野人女真”，规定这些“野人女真”卫所官员仍凭原执诰命敕书，不限期前来入贡。如此，自嘉靖中叶以后，女真便分为建州、海西、“野人”女真三部分，而其区分则与凭敕书入贡密切相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