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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太湖流域民间存在着极其丰富的信仰类文艺资源，20世纪后半期以姜彬先生为代表的江浙沪民间文学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两方面都形成了很多成果。但该项研究的学理设定有一定偏颇，本文尝试进行一定程度的缩减与修正，以“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为统摄，可以凸显出其内在的同质性和文化一体感，并在这一学术概念的引领下对已有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评述。 关键词：太湖流域；信仰文艺；宝卷；神歌 一、“太湖流域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释名 太湖流域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区，从历史发展上看，它在精英文化方面居于全国重要地位，在民俗方面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而民间信仰文艺正是其中最具综合性、丰富性的代表之一。 此地民间在制度化的佛教、道教之外，历来还有丰富多样的神灵信仰和仪式活动，并有特殊的民间演唱文艺形式与之伴生，比如宝卷、赞神歌、太保书、宝忏、香诰、六书班……它们与太湖流域民众生活的关系非常密切，从跨地区的民间庙会到一个社区的集体祈福禳灾，乃至一家一户的红白喜事，这些信仰类文艺资源都处处存在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效。它们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繁荣的时段，如今，这些文艺形式有的已经濒临消亡，有的经适度调整后在现代生活中大放异彩。无论何种情况，对这些凝聚着民众生活和审美历史的传统文艺资源，都有进行整体性调查研究的必要。 在这一学术领域最有集团化效应和学术影响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姜彬先生为首的江苏、浙江、上海一批学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当时他们成功申报了国家课题“吴越民间信仰和民间文学关系的考察和研究”，并发动江浙沪广大学者及各级文化机构工作人员大规模地进行田野调查和专题研究，成果主要发表于姜彬先生领导下的《民间文艺季刊》（1991年后更名为《中国民间文化》）。粗略算起来，他们公开发表的调查报告和研究论文足有百余篇，其中集大成之作是姜彬先生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和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一书。这一项考察研究成绩巨大，主要体现为：（1）发现了大量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的活态存在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初步考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线索；（2）写出的调查报告和专题论文大多具有原创性，是某一局部话题的重要成果，有些甚至是开山之作；（3）发掘了一大批民间文化的积极传承人，这些人是各类活动的“民俗精英”，也是学者深入研究的主要对象；（4）培养了一批有特殊专长的学者，如研究宝卷的车锡伦、研究神歌的顾希佳等，由于他们持续努力，至今依然是该领域的学术权威。 但是，过了将近30年，站在当下学术平台上冷静回望先贤业绩，自然也会有些遗憾：（1）当时的调查详略不等，没有一致的科学规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当地文化干部承担的，虽然元气淋漓，但比较随意；（2）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好不容易被发现了，却没有认真记录、整理和公开出版，因而它们依然“养在深闺人未识”，难以引起其他学者的跟进，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3）专题研究有非常优异的论文，但也有不少感想式的、表面化的作品，并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文化热”躁动，很少对具体现象进行深入钻研，习惯于轻易跳到宏大的理论话题或邃远的历史原型。最可惜的是，此项目结项之后，大部分相关研究很快趋于沉寂，大量刚发现的线索、刚呈现的资源，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开掘，因而其整体影响力也就比较微弱。 有鉴于此，本人经过长期准备，发大心愿，意欲联合今日的学术同道，重新接续先贤的心血努力，理由主要有：（1）这些线索依然存在，那批杰出的“民俗精英”，有的还健在，有的去世不久，再不进行深入的调查，则恐怕真要成为历史的遗憾了。（2）这30年来国家形势和民俗生活都发生了巨变，这些信仰文艺也不能自外，尤其是21世纪以来的“非遗”政策，使得这类民俗文化既得到了“保护”又加速了变异。我们有了先贤们留下的成果，再进行新的科学调查，两相对比，可以在学理和实践上得到许多真知灼见。（3）我们现在的学术基准整体上已经远超那个时代，应该用科学规范的田野调查方式，对代表性的选点进行深入调查，同时调动多学科的前沿学者来协同攻关，进行有创造力的跨学科研究。 当然，站在现代学术的高度，我们在接续前贤的基础上，对他们的研究也要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以《吴越民间信仰民俗》一书为代表的既有研究，总体框架设计过于庞杂，同质性和一体感较弱，我们参照其体系，在概念范畴上进行部分调整，主要聚焦于两个关键词的设置： 第一，“太湖流域”。原有研究用的是“吴越地区”，我们认为范围太大，其文化同质性较弱，不利于进行体系化的深度研究。我们将之缩小为“太湖流域”，在地理上主要指长江以南、钱塘江以北、以太湖为中心的区域；在方言上指的主要是吴方言“太湖片”下属的“苏沪嘉小片”“毗陵小片”以及“苕溪小片”之一部；从行政区划上，主要指的是明清以来的苏、松、常、嘉、湖、太仓这五府一州之地，现代则指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嘉兴、湖州几大地区以及江北的靖江、南通等地；在传统文化上指的是“吴文化”的核心地区，不再包括“越文化”了。 第二，“民间信仰类文艺资源”。我们的设定是：与某一特定的民间信仰和仪式活动有机关联的特殊文艺形式，有时即为信仰仪式之核心部分。相对来说，《吴越民间信仰民俗》的研究对象过于宽泛，它包括一切带有信仰色彩的文艺形式，比如年画、剪纸、民间传说、儿歌、灯会、音乐、舞蹈、游艺活动之类，其用意是探究“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之关系”。我们则是专门针对那些作为民间信仰仪式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对不构成某一信仰仪式有机部分的品类，我们决然割爱。此外，出于文学本位之立场，凡不出现较长规模语言文本者，比如像跳幡神、赶五猖之类倚重于身体的表演，亦不加考虑；至于大量存在的上梁歌、丧葬歌之类的仪式歌乃至咒语、祝辞之类，虽然具有一定的信仰仪式感，但语言文本较为短小且基本没有叙事性，我们也不特予关注。剩下的就仅是该书中的宣卷、神歌、僮子戏、目连戏等语言类表演艺术，也即是通常所说的曲艺和戏曲两大类。即便如此，此概念尚须以“太湖流域”的文化一体性为制约，因如下民间戏曲，我们发现在太湖流域并不突出：“醒感戏”主要流传于浙江南部永康一带，早已超出吴方言的“太湖片”；目连戏主要分布在绍兴、上虞、开化、高淳等地，它们要么不在“太湖片”内，要么虽在“太湖片”但不在上述三个小片内，总之都不属于我们所谓的“太湖流域”文化范围；只有僮子戏确实在太湖片“苏沪嘉小片”的南通等地以及在江南部分渔民中有所流传，但它其实是“江淮神书”这一大的傩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其影响力遍及长江下游的江北地区，属于江淮文化之一部分，与太湖流域信仰文艺的总体风格差距较大，它们之间虽互有影响，但未必是同一文化体系。况且僮子戏、目连戏之类的研究已成专学，国内外许多戏曲研究者倾力为之，我们不必再重复劳动。此外，在信仰仪式活动中单纯作为娱乐项目而非仪式组成部分的演戏、说唱之类自然很常见，却也不是我们的考察目标。于是，我们的考察目标就剩下以宝卷和神歌为两大支柱的民间曲艺这一个大类。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文类，比如无锡的“香诰”、湖州宝忏、平湖太保书之类，还需要在田野调查后甄别取舍。 这样看来，我们考察对象的范围似乎缩小了，但这恰是我们批判地吸收前贤成果后的自觉追求。我们强调的是文化一体性，不会为了求多求全而损伤学术对象的内在规定，只有划清了边界，才能在同质性基础上对太湖流域的文化现象进行深度的调查和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