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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野人女真”之范围 明后期所谓“野人女真”乃为区域性泛称，海西女真、建州女真以外之女真人都属于“野人女真”，因而“野人女真”的范围较广。目前，学界因对“野人女真”的理解不同，故对其范围解释亦不一样。其中，《满族简史》认为，明代“野人女真”即东海女真，“分布于建州、海西以东和以北的广大地区，大体从松花江中游以下，迄黑龙江流域，东达海岸”，这些地区，气候寒冷，经济滞后，故人烟稀少，多以渔猎为生。如此划分，系对建州、海西女真范围确定有误所致。迄今学界对明末建州女真及其所属卫所基本明晰，而对海西的划分，颇为混乱，甚至认为“海西女真，内部又分哈达、辉发、乌拉、叶赫等四部（又称扈伦四部），分布于开原边外，辉发河流域，北至松花江中游大曲折处”，乃将海西女真等同于扈伦四部，与明末按卫所敕书划分的海西女真范围，相差极大。《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卷所绘宣德八年（1433）和万历十年两幅明时期全图及《奴儿干都司》幅，将松花江、黑龙江下游直至入海口的广阔区域，皆标为“海西女真部”，应为明代海西女真范围的定论性之地图，可惜未见文字论证，亦未引起学界重视。 从万历《大明会典》记载可知，明后期将女真人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部分，是出于规范女真卫所官员之朝贡秩序而划分的，划分的依据，则是颁发给女真官员的敕书，具体规定了颁给建州500、海西1000道敕书的女真卫所官员，每年必须一人一马入边朝贡一次，因而，对海西女真的划分，应该从持有此1000道敕书的属于海西女真的卫所入手，方可考证出究竟哪些卫所属于海西女真的范畴。即使明代海西卫所有部分南迁，甚至到明末此1000道敕书，因明后期出现的敕书之争，基本被哈达、叶赫部霸占，但从明朝的角度看，明朝仍将所颁发1000道敕书的海西女真各卫所官员，视作海西女真人。因“野人女真”基本是从明前期的海西女真析出的，故要明确“野人女真”的范围，必须先明确明朝认定的此1000道敕书的海西女真卫所的范围。 海西之称始于元代，如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戊寅，“立海西辽东提刑按察使，按治女直水达达”，知此官之设，同治理女真人有关。“女直水达达路”之范围应包括今松花江至黑龙江下游流域这一广袤地域。《元史》中多次出现的海西一词，自元顺帝至正十一年以后虽未再出现，而在《明太祖实录》复又出现，明洪武十六年（1383）“故元海西右丞阿鲁灰，遣人至辽东，愿内附”，从“海西右丞”可知，海西作为元朝官衙名称曾在北元时仍沿用。这也是明代最早出现“海西”一词之记载，海西泛指地域的用法，亦被明朝沿用。当时海西的范围，明太祖给阿鲁灰的敕书中，指出了当时其所守的海西地域为，“东有野人之隘，南有高丽之险，北接旷漠，惟西抵元营”，足见明初所确定的海西范围之广，几乎涵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 明朝将本居于松花江之元朝降将纳哈出，封为海西侯，乃以海西之名赐封予女真首领之爵位。洪武二十一年“命俺得迷失等往辽东海西等处，招抚夷民，各赐衣物”，但从永乐年间所设海西卫所范围来看，明代之海西基本指松花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从《辽东志》中《海西西陆路》中的第一站肇州为今珠赫店，《海西东水陆城站》中的第二站阿术河为今阿勒楚喀等来看，广义上的“海西”系指以今松花江、伊通河交汇点附近为中心，西至嫩江口、东到瑚尔喀江之间的地域。而朝鲜《龙飞御天歌》内，将松花江称作“海西江”，虽非规范性名称，但据此可佐证元代海西之大体位置。 明朝和朝鲜的史料中，将生活在海西地区的女真人，泛称忽剌温（扈伦）女真。而忽剌温这一称谓可上溯至金代的古代女真语。《金史》卷4《熙宗本纪》皇统九年（1149）十一月癸巳条记：“上猎于忽剌浑土温。”泛指忽剌温河（呼兰河）一带。但忽剌温作为地名使用在明初极为混乱，初期招抚女真时，范围甚至到达黑龙江流域之地，包括奴儿干地方等地，中期以后才作为指代与海西范围基本相同的地名出现，并沿用下来，且将海西的女真人也泛称作忽剌温女真。明代随着女真人结盟抵抗蒙古以，及部分卫所南迁，海西女真各部的贡道和敕书，逐渐被迁至开原附近的卫所掌控，并最后形成了势力较为强大的哈达、叶赫、乌拉、辉发之所谓扈伦四部，但是，扈伦四部仅为明末海西女真的一部分，并非指全部的海西女真。 基于洪武年间对海西的认知，明朝初年开始在女真地区设置卫所时，除将胡里改部、斡朵里及部分南部瓦尔喀人设置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后自此卫析出建州右卫）、毛怜卫作为建州女真外，其余所设女真卫所，均属于海西女真的卫所。永乐元年（1403）十二月，忽刺温等处女真头人西阳阿、锁失哈等至京师（今南京）朝贡，明朝于其地设置兀者卫，以西阳阿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镇抚等官。此乃明朝政府在海西地区设立的第一个卫。 自永乐二年，明朝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立奴儿干卫以后，陆续在黑龙江下游及出海口附近设立伏里其卫、乞勒尼卫、敷答河千户所等，于黑龙江中、下游及其与松花江合流附近，以及在乌苏里江、绥芬河流域设立了喜申、兀喇、囊加儿、古鲁、满泾、塔亭、也孙伦、可木、督罕河、塔速儿、玄城、兀列、和卜罗、五屯河、哈儿分、兀剌忽、葛林、扎岭、木吉里、忽石门、札肥河、忽儿海（后改弗提）、吉滩、考郎兀、忽鲁爱、札真、阿速江、亦苏里江、速平江、撒儿忽、木鲁罕、朵儿必河、答罕山、牙鲁等50余个卫所。这些卫所前，即使奴儿干都司所辖卫所前，在《明实录》内多冠以“海西”，称作“海西某某卫”，且这些卫所之女真人前，亦多冠以“忽剌温”或“海西”，可见明朝是将这些地区的女真人均作为海西女真人来看待的。 受居住环境等影响，明前期有部分女真卫所南迁，其中以建州卫、建州左卫从三姓一带最后迁至苏子河流域，最为典型。海西女真分布于黑龙江中下游及乌苏里江流域的卫所如喜申、兀刺，囊加儿、督罕河、哈儿分、兀刺忽、葛林、忽石门、札肥河、速平江、撒儿忽、木鲁罕、朵儿必河、答罕山、牙鲁等，也出现南迁或聚居地变化等情况，但海西女真卫所居住总体变化不大。明中叶，瓦剌势力进入东北及脱脱不花汗统治松花江中游一带海西女真时，该地区之“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明朝于该地区所设卫所消失殆尽，为居住该地区东北部的海西卫所南迁创造了条件。此后海西女真卫所南迁影响较大者为兀者卫、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塔山卫、塔山前卫、塔鲁木卫、肥河卫、呕罕河卫等卫之女真人，这些卫所之人，到明末成为扈伦四部之主体。但蒙古东进，尚未到达建州女真地区，亦没有到达松花江下游及黑龙江中下游一带，这些地区的海西女真卫所受到冲击较小，他们多数仍居住于原来的驻地，故并非明前期所设之海西女真卫所均南迁至松嫩平原，多数海西卫所仍居住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 嘉靖中叶，规定海西女真所有卫所官员，可以凭颁发海西的1000道敕书每年赴开原入贡后，掀起海西卫所间的敕书之争。处于黑龙江、松花江下游较偏远的海西女真卫所，因每年入贡不便，故多依托靠近开原附近之卫所入贡，而作为入边凭证的敕书，逐渐被这些处于开原近边的卫所掌控，如塔鲁木卫在祝孔革时，掌控海西卫所敕书700余道，后与该卫实力相当的塔山前卫，在王忠掌卫事后，杀死塔鲁木卫都督祝孔革，自己掌控了海西女真的全部敕书。尽管这些海西女真卫所敕书被实力较强的卫所掌控，但从明朝方面看，其所任命的海西卫所官员没有变化，并且这些官员在承袭时，不断要求升职，且从《明神宗实录》等史料可知，至万历末年，海西卫所官员承袭而替换敕书之事宜，一直持续未变。 海西女真卫所的1000道敕书，明末有363道敕书归于哈达部之猛骨孛罗（或写作“蒙格布禄”）所有。万历二十七年，建州兼并哈达部，其363道敕书实际为努尔哈赤所有。万历三十八年，努尔哈赤为了利用这批敕书赴开原广顺关（南关）贸易取赏，将此363道敕书分作三份，分给三个穆昆（mukūn），并将分配情况记录于太祖朝《满文原档》之第79至81册之mukūn tatan be ejehe dangse。该档册所录海西女真卫所之363道敕书，虽为海西女真卫所敕书之一部分，但涉及海西280余个卫所。其中有的卫所前冠以“海西”，笔者根据该档册所录“海西某某卫”的信息统计，其中冠以“海西”的卫所达158个，地面1个，敕书之袭替时间为明后期，其中嘉靖年间53道、隆庆48道、万历70道。而这些卫所，许多为上述于黑龙江中下游、松花江下游的卫所。据此可以窥得，延至明末，明朝仍然将这些地区的卫所，作为海西女真卫所。袭替时更换这些地区卫所的敕书，亦均在海西女真之1000道敕书之列。 明朝按朝贡情况，分别规定海西女真卫所之1000道敕书、建州女真卫所之500道敕书的持有者，必须一年一贡，将此外之女真，因路途遥远，不便每年前来朝贡的女真人，分列为“野人女真”，因而“野人女真”的范围，无疑在上述海西、建州卫所之外，即黑龙江中下游和松花江下游之外更远的区域，其中包括明末的所谓“北山女真部”。蒋秀松先生认为“从地域上看，野人女真主要分布于外兴安岭、锡霍特山脉，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岸，以及库页岛等地，包括这些地区不同语系或不同语支的若干氏族、部落和部族。他们互相之间缺乏血缘和地缘的联系，更谈不上是一个统一的民族”，此结论是可信的。明朝女真人的概念本身就是泛指东北之“夷人”，而“野人女真”更是泛指在海西1000道、建州500道敕书之外的女真人，即今天的部分满族（被编入八旗满洲之“新满洲”后裔）及赫哲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以及俄罗斯的纳乃人、乌尔奇人等，其祖先都在明朝所定“野人女真”之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