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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热点聚焦: 跨国民族研究的关注重点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跨国(界/境)民族进行了研究，从研究议题上进行热点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概念的争论、跨国民族认同研究、跨国民族婚姻研究、跨国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跨国民族人口流动研究。 (一) 概念的争论: 跨国民族、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 “概念”作为研究的起点，其能指和所指的分野必然会导致“概念”的争论。针对同源跨国居住的民族，学界先后生成了三个核心概念: 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和跨国民族。 “跨界民族”最早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由陈永龄教授等人提出，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金春子、王建民在《中国跨界民族》一书中强调，“跨界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同一民族，分别在两个或者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跨界”之“界”指的是国家疆界，既包括紧靠边界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也包括居住地因为有其他民族相隔而没有直接相连。对此，一批学人多使用和论及“跨界民族”的概念，显示出对此概念的高度认同。 “跨境民族”的概念，最早见于范宏贵先生的文章。这一概念同样也得到了一众学者的支持。最有代表性的是，胡起望认为“跨界民族”突出的特点是边界一线地理区域基本上是连成一片;而“跨境民族”的地理区域可能并不连成一片，因历经迁徙而可能跨国居住或跨海洋居住。依照胡起望的观点，跨境民族的概念范围宽于跨界民族，跨境民族包含跨界民族。 “跨国民族”概念肇始于马曼丽先生的研究。她认为“境”与“界”都是指国境、国界，都强调民族跨居相邻两国边界或边境。现实情况是:从地域看，跨国民族除毗邻国境内外两侧外，还有一类是迁徙至不相邻国度、甚至远隔重洋或遥跨多国的同源民族。而“跨境民族”“跨界民族”全然没有包含此类现象。马曼丽认为“跨国民族”涵盖范畴广，表意明确。罗树杰对此表示赞同，认为还是使用“跨国民族”好。笔者认为，“边界”和“边境”最主要的缺陷在于内隐淡化了国家概念，望文生义容易忽略对国家概念的直接强调，从而忽视了跨国民族“跨国”之内涵本质。而“跨国民族”既涵盖“境”“界”之内容，又直接表述国家概念，且从政治民族的高度对同一文化民族进行划分，突出跨国民族分居于不同国家部分的不同的政治认同。笔者认为，使用“跨国民族”最根本的理由是，“国”体现着民族的政治认同和归属。 综合来看，到底选择哪个概念用词更好，学界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概念的争论仍在持续，但笔者认为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辨析。 第一，“跨界”和“跨境”意义近似，与“跨国”区别较大。“跨界”一词中的“界”的本意是“边境”，“跨境”一词中“境”的本意是“边界”。二者可以互译，“境”和“界”区别甚微。曹兴认为，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的最大区别不在于“跨界而居”，而在于“主动跨境还是被动跨界”的问题。笔者认为“主动跨境”和“被动跨界”的观点未免有点牵强。其次，学者每论及“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的概念，均包含如下义素:“同一民族”“历史发展形成”“居住地相连/不相连”“跨居相邻两国边界/边境”。而“跨国民族”的概念还包含“跨居两个以上不相邻的国度，甚至远隔重洋或遥跨数国”。最关键是，“跨国”直接强调了同一个文化民族在国家归属上不同的政治认同要求，分属于不同的国家政治实体。因此笔者始终认为使用“跨国民族”更为恰当准确。以下按照语言学义素分析法矩阵图，可以更加直观地对比出不同用词的细微差异，见表1。 第二，概念分殊及其潜在的学术内涵值得深究。吴晓明在论及学术话语体系构建时指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话语问题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仅仅表面的、纯粹形式的议题，它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并总是最经常地与某种‘学徒状态’的脱离和特定的自律性要求相吻合、相表里的。”因此，我们需要追问和反思国内学界争论激烈的“跨界”“跨境”和“跨国”学术话语，除了表面的、纯粹形式的对象命名之外，是否存在不同的实体性内容? 显然，“跨界民族”和“跨境民族”实体性内容具有同一性，而“跨国民族”的实体性内容较前两者涵盖更广泛。 (二) 跨国民族认同研究 自“认同”概念进入人文社科研究领域之后，随之出现了身份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地域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等概念，但总体可分为原生性认同与建构性认同两大类。而全球化背景下不断增强的跨国互动，使得跨国民族认同问题因强烈的现实性而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作为跨国民族认同体系中最基本的两种认同，学界大致形成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两种基本认识。冲突论者多从政治学视角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视为非此即彼的对立，具体到民族政治整合实践中，或通过建构同一性、排斥异质性，达到强调国家认同的目的;或实行差异化民族政策，赋予少数民族独特权利，以强调民族认同。和谐共生论者认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达成共识，和谐共生于同一场域，通过两者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消除民族主义，形成共同体意识。袁娥、李智环等学者就此问题已做过综述。 对于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宏观理论研究，主要是在查阅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思辨式阐释，基于宏观视野，从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学科视角出发，聚焦跨国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关系探讨，如周平、任勇、刘永刚、高永久、暨爱民、彭谦等。周平的系列文章认为，要处理好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问题，必须维护和巩固国家认同的优先地位，强化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加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设，作为历史遗产和政治资源的中华民族是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应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针对少数民族存在的多重认同，任勇等认为，公民教育作为有效路径可以实现少数民族认同结构的重构和优化。立足冲突论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性，陈明辉指出转型期国家认同存在的困境，提出以宪法为认同纽带塑造国家认同，引导国家原生性认同向基于公民身份和公民权的宪法认同转变。针对主流观点和政治实践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困境，薛一飞、李春成主张二者关系的类型分析，把握现状与探索有效方法相结合，寻求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新视野和新路径。刘亚妮、杨恕分析论证了全球化时代原生地认同对民族国家认同的挑战并提出了应对措施。 对于探讨跨国民族认同的具体议题或者提炼概括性结论，社会调查中的田野个案能从事实背后寻找到普遍意义。张宝成以内蒙古巴尔虎人为个案进行研究，得出巴尔虎人身份认同的双重性，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生。黄玲基于广西防城京族巫头村的调查，指出中越跨境民族京族以神话叙事建构祖先记忆与地方信仰，通过恢复祭海神仪式实践家园景观、族群认同与国家话语的互动共生。杜倩萍以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为例，探讨民族认同与囯家认同的辩证关系。孙嫱基于南疆莎车县维吾尔族村落的实地调查，梳理了当地村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以及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知，认为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是建构于民族认同的基础上，二者并不冲突。唐雪琼等以云南省河口县中越边境地区的苗族花山节为切入点，探讨节庆所折射的民族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研究认为跨界的流动性加强了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认同，也增强了国家认同。 作为现代国家基本形态的民族国家，国民的国家认同是其存在的基础，而多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常常不能完全重合，因此国家认同建构是民族国家建设的根本任务。但是忽视或压制民族认同则可能引起民族矛盾，破坏民族团结。在多民族国家的兴衰发展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如影随形，博弈不断。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学界无论从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角度的宏观分析，还是人类学的个案研究，取得的研究成绩斐然，为后来者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鲜有将宏观分析与微观个案结合联系的研究，这一点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 (三) 跨国婚姻研究 随着边境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边民跨国交往的日益频繁，跨国民族通婚数量不断增加，但在现代民族国家法制体系背景下，这些跨国婚姻往往不被当事国法律所认可，这在边境地区特殊场域下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学者们多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个案研究，从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妇女学、国际关系学等角度展开讨论，并由此衍生出对跨国婚姻现状、发展阶段、特点、引发的社会问题、应对策略等问题的系统研究。 学者们对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形成的原因、现状及影响表达了关注。笔者在《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平跨居论——中国南方与大陆东南亚跨国民族“和平跨居”模式研究》中，都对中越、中老边境跨国婚姻的历史、现状及其后果进行了叙述。范宏贵在《同根生的民族——壮泰各族渊源与文化》一书中，对于中越边境跨境婚姻的现状、形成原因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做了分析。针对跨国婚姻的特征研究，陆海发对云南两个边境县的实地调查发现，跨国婚姻移民数量增长迅猛，地域空间扩大，族际通婚比例快速上升; 郑进以鄂东北四村为例，对中越、中缅跨境通婚的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群体在年龄分布及差距、家庭经济情况、双方婚姻状况及语言问题上都呈现出非常态特征; 针对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郑宇、杨红巧通过对中越边境红岩寨苗族的个案研究，讨论了跨国婚姻关系的变迁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系;王晓艳通过对云南陇川县的个案研究，发现中缅跨国婚姻呈现出从民族内婚到跨国婚姻的变迁趋势。此外，随着国家对跨国婚姻问题的关注，学界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视角，对跨国婚姻问题进行剖析和对策研究。张峰峰指出，跨国民族婚姻涉及的问题更多涉及民族文化方面的深层次问题。白志红、李喜景对云南龙陵徐家寨的个案研究，探讨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梁海艳、代燕、骆华松运用社会学方法对滇桂边境地区跨境通婚进行调查分析。 综合来看，学者们对跨国婚姻的研究多以对滇桂边境地区的民族村落为田野点，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个案研究，分析角度多元，研究内容多致力于跨国婚姻问题解决的对策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引入拓展了研究角度，但微观个案研究多，宏观结构分析显得不足，凸显研究中理论不足的问题。其次，田野选点相对不足，且较多倾向于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村落作为田野点，因此形成结果单一、欠缺整体性的视野。此外，对于研究主体需要再聚焦，对外籍新娘、新郎及其子女的教育发展等问题，需要开展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总之，对跨国婚姻相关问题的探讨还需从多个角度不断深入。 (四) 跨国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研究 跨国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受到学界关注。研究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跨国民族问题日渐凸显。在现代国际政治中，跨国民族问题极易被外部或者内部力量所利用，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跨国民族问题研究对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跨国民族问题概念的界定、研究的意义、问题的类型、解决的对策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马曼丽认为跨国民族问题包括跨国民族的“自治”“独立”“合并”的政治诉求，及其引发外部力量的“指责”“介入”和“干涉”的行为。张学堂将同源跨国民族引发的领土争端、危及国家主权、危害国家安全、冲击地缘政治格局等现象归为跨国民族问题。吴楚克强调，跨界民族问题的本质就是国家与民族的关系问题。对于跨国民族问题根源的探讨，李学保极具概括性地指出其根源包括认同分离说、利益冲突说、情感超越说、跨国族体说、政策失误说、外部诱导说。对于中国西北边疆跨国民族问题的研究，马曼丽、徐黎丽、安俭、张宏莉、李正元、丁建伟、艾买提等学者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一致认为西北边疆的跨国民族问题，对我国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有部分学者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致力于思考如何发挥跨国民族的积极作用，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徐黎丽认为，西北跨国民族的文化体系发挥着重要的戍边作用，具体表现在: 西北跨国民族文化体系架起了国与国之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西北跨国民族文化体系中的三个层次结构中的内容分别在戍边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兼容并蓄、开放宽容的跨国民族文化体系的整体价值观则为跨国民族安全和平戍边提供理论指导。跨国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则可能诱发跨国民族对国家的离心倾向，危及国家安全，甚至引发国际纠纷冲突。跨国界两侧居住的同一民族，由于在各自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平等、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有差异，经常相互攀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易引发不满情绪，进而出现极端反应:一是提出民族独立、自治或合并的政治诉求，二是利用同源跨国民族的便利，从事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何跃将恐怖主义、经济落后、毒品问题、安全环境、跨国犯罪等称之为非传统安全下的跨界民族问题。 基于消解非传统安全因素的考虑，马曼丽指出，需要构建“和平跨居”“和合主义”的国际法制伦理观念，民族与国家都必须有“人的安全”“人的发展”为本的“相互包容”的观念，国家为解决民族问题需要建立非军事的和平特殊部队，特别是决不能单纯采用只会加深仇恨的传统军事手段。基于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学者们多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跨国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深化了对跨国民族相关问题的认识，提出的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跨国民族问题呈现出关联性和复杂性等新的特点，对此问题还需要从宏观和微观结合的角度深入研究。 (五) 边民跨国流动研究 进入20世纪70、80年代后，全球化带来了资本、技术和人口的跨国流动。一些学者由此开始关注边民的跨国流动现象。学者们从多学科角度探讨了跨境劳动力流动、跨国婚姻、非法移民、归侨、难民、留学与访问学者等问题。 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鲁刚关注了中缅边境沿线地区的跨国人口流动，从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两个层面对边境人口跨国流动进行分析研究。陈真波对我国西南边境的跨国流动人口的现状与问题进行了考察，指出西南边疆人口的跨国流动，带来了枪支走私、人口拐卖和色情业泛滥等社会问题，为边境管理带来了挑战。谷家荣分析了国家安边护土的治国思路，创造了跨境经商的机会，刺激了跨境行为的生成。在边境正常秩序被挑战的背景下，作者提出滇越边境稳定的关键在于国家、地方和边民三者之间构建一个有序会通和并接环境。罗刚对我国外来非法移民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外来非法移民成因复杂，现有理论与经验事实不一致，我们应立足于本土乃至本土特定区域现实，对理论进行反思、修正和完善。何明指出，自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中国西南与东南亚国家的边境族群跨国互动呈现出开放和谐与双赢互动的总体态势。朴今海、王春荣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边境地区为例，探讨朝鲜族跨国流动与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关系，指出跨国人口流动群体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成为影响国家安全与边疆社会稳定的重要变量。 笔者曾经以广西那坡县那孟屯边民的生计方式为研究对象，选取文化策略视角，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对边民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所采取的谋生方式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边民如何借助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源，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升为一种意识文化策略，最后演化为传统知识并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同时，边民跨境谋生的经济行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受到文化机制的动态调适，两者相辅相成，促进民间边贸有序地进行。笔者也曾以中尼边境达曼人为个案，探讨了跨国离散族群面对生存发展困境时，如何进行文化适应和族群关系调整以及实现自我的国民意识和族群意识重构。秦红增等人通过对越南籍散工的实证研究，认为基于中越两国边民长期交往而形成的文化相融是越南籍散工大量进入中国口岸务工的根本原因。并进一步指出文化相融及其随之而来的理解、宽容与沟通乃是区域合作成果共享的根本。韦福安对桂西南地区的岱侬族群越南砍蔗女工的跨国流动进行研究，指出在越南砍蔗女工的跨国流动中，经济需求互补是外因，族群文化认同带来的安全感是内因。高志英以中缅边境地区信仰基督教跨境民族为个案，指出基督教在中缅跨境民族中的人员、信徒、宗教用品等跨境流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郑宇、曾静对箐脚村苗族边民的个案研究呈现出20 世纪中期以来中越边境苗族边民三次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是与民族国家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边民审时度势的能动选择及其国家认同的演变紧密相关的。尤伟琼以边疆治理与民族发展为综合视角，对中缅边境地区怒江段边民回迁现象进行研究，在分析回迁边民所产生的社会影响的基础上，探寻边疆治理政策的改进与完善。 随着全球化时代人口跨国流动在人数、规模和距离等方面的拓展，边民跨国流动研究中出现了一对极富涵盖力的学术术语: 离散与回归。国际上对离散的研究已蔚为可观，国内学界对离散主题的研究主要有郭又新、李明欢、范可、周建新、杨静、段颖、郝国强等人涉及。总体而言，国内对跨国迁移人口的“离散”与“回归”研究相对较少，尤其对“回归”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