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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筹海图是郑若曾、胡宗宪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筹海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摹绘的《海不扬波》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近洋，绘制有停泊战舰的岛屿；沿海，绘制出支援海洋作战的建置与辅助作战的设施；因增添沿海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所形成较短图之纵幅，也是该图系的显著特征。筹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的海防思想。 关 键 词：筹海图/筹海系/《沿海山沙图》/《海不扬波》/海防思想 项目成果：本文系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重大项目“中国古地图的调查、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06JJD770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新贵，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历史地理；白鸿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 明之海疆，起于广东钦州与安南交界，经福建、浙江、南直隶，抵达山东，复经北直隶武清、宝坻、乐亭、迁安、昌黎各县，止于辽东鸭绿江与朝鲜接壤。虽然明前期只有以卫所为主构建的海防体系，但倭寇始终没有酿成大患。嘉靖中期，倭患渐炽于沿海。万历以后，倭寇朝鲜，海防再趋紧张①。明人遂以万里海疆为对象，绘制了众多海防图。 目前，流传至今的明万里海防图主要有12种：嘉靖四十年(1561)郑若曾编绘的《海防一览》②，嘉靖四十一年郑若曾、胡宗宪的《沿海山沙图》③，万历十九年(1591)宋应昌的《全海图注》④，万历二十年邓钟的《万里海图》⑤，万历二十三年谢杰的《万里海图》⑥，万历三十三年徐必达、董可威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⑦，万历四十一年章潢的《万里海防图》⑧，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的《海防图》⑨，崇祯元年(1628)方孔昭的《海防图》⑩，崇祯九年陈组绶的《万里海防图》(11)，明末朱绍本、吴学俨的《万里海防全图》(12)，不著年代、绘者的《海不扬波》(13)。此外，还有清康熙时佚名摹绘的《万里海防图》(14)、康熙三十年(1691)郑起泓重刻的《万里海防图》(15)、雍正三年(1725)佚名摹绘的《筹海全图》(16)、道光二十三年(1843)朱子庚摹绘的《万里海防图》(17)等。 与此相关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目录梳理、图籍出版、论著研究三个方面。王庸、吴玉年两位先生考察了明之海防图籍，但因所编以海防地理、海防设置、海防策略为主(18)，而没著录类书、边防总著中的图籍，所以像谢杰、宋应昌、章潢、茅元仪、方孔昭、陈组绶、朱绍本等人的海防图，遂不列入其中。同时，因受时代限制，像《海不扬波》、《筹海全图》亦没提及。许保林等先生则进行稍微地补充(19)。 虽然这些目录著述尚待完善，但无疑为海防图的出版、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一些包括明之海防图在内的图籍，诸如《中国兵书集成》(20)、《中国古代地图集》(21)、《中华古地图珍集》(22)、《笔画千里——院藏古舆图特展》(23)、《中国古代海岛文献地图史料汇编》(24)等。 英国学者J.V.Mills论述了清康熙时摹绘的《万里海防图》等(25)，但在中国国内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曹婉如先生则研究了《海防一览》、《筹海图编·万里海防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遂认为明之海防图大都属于郑若曾的“万里海防图”系统(26)。这成为学界公认的观点(27)。 这种观点不能成立。不仅因所列图幅过少以致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其图像分类的原则也值得商榷。具体言之，可以归纳为三点。一，中国沿海地区，“均自广州钦州南龙门港西南的海域，向东再向北，图幅采用‘一’字展开式，自右至左，直到辽宁的鸭绿江”；二，“原绘本均有画方”；三，“海上陆下”(28)。就第一点而论，这反映的是明之整个海疆范围。除郑若曾外，明代其他人亦绘制出这个范围。况且，郑若曾绘制《沿海山沙图》时，参考过侍郎钱邦彦的《沿海七边图》(29)。之后，章潢的《万里海防图》、方孔昭的《海防图》，同样绘制此范围。第二点亦难以成立。因郑若曾所绘海防图是仿照罗洪先《广舆图》的“计里画方之法”(30)，此后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也仿照此法。至于第三点，明之海防图以海为上的方向，张伟国认为并非起源于郑若曾(31)。退而言之，即便如此，亦不能断定明之海防图，就可以归入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由此看来，曹先生所认为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的特征，可以说是明之万里海防图共有的特征。这种以明之海防图共有特征去衡定有限几幅海防图并称为一个图系，结果重新回到中国传统图像的分类之上。 目前所知，对中国传统图像分类保存完整且内容十分丰富者，当首推明之《三才图绘》(32)。这部百科全书将图像概括为天、地、人三大类，细分为天文、地理、人物、时令、宫室等14小类，每类之下包含若干舆图。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六十年，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编纂《萝图荟萃》、《萝图荟萃续编》时(33)，该方法略加增删后仍被继续使用，其图像分为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等类。每类之下，同样包含若干舆图。这种以天、地、人为纲，笼统概括中国传统图像，再细分为若干门类的方法，时至今日仍然影响着学者图像分类的视野。不过，这种传统图像的分类方法却不能作为明之万里海防图图系划分的依据。因其只注重图像图形的观察与分析，忽略了图形背后图像作者及其思想等方面的考察与研究，即图像思想史的内容。于是，我们重新确立了图像分类的图形特征与思想内容相结合的原则。 所谓图形特征的原则，不是仅仅根据图像所能观察出来的显而易见的特征，就笼统地将这类图像概括为一个图系，而是首先对这类图像的图形比较、分析、归纳之后，找出这类图像特征的异同点，随之将其分成几个图像系统。这些图像能否构成相对独立的各个系统，最终还要对图像的绘制者及其著作所蕴含的思想等进行考察。重要的是，这个系统中的每一个图像在时间上要承接，在思想上要相同。只有具备这样几个条件的图像，才能构成一个完备的系统。 鉴于此，明之万里海防图可以分为四种体系：初刻系(34)、筹海系、章潢系、全海系(35)。这些图系的命名，均取自于每个图系中绘制时间最早的海防图。本文谨探讨筹海系。 一、《沿海山沙图》与初刻系关系辨证 郑若曾编绘的万里海防图有三种：一是嘉靖三十九年(1560)至四十年间缮造的12幅《沿海图》，二是嘉靖四十年编摹的12幅《海防一览》，三是嘉靖四十一年所刻《筹海图编》中的72幅《沿海山沙图》。第一种为明万里海防图的初刻图，第二种是以初刻图为底本的摹绘，这两种图属初刻系(36)。在《郑开阳杂著》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论》、南京图书馆所藏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论》、《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二卷本的《万里海防图说》中(37)，亦有一些“万里海防图”。第三种图与这些《万里海防图》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些《万里海防图》不是《沿海山沙图》，就是该山沙图的重刻本。首先，可以推断《万里海防图说》中的《万里海防图》，实际上就是《筹海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万里海防图说二卷提要：“明郑若曾撰。是书乃若曾入胡宗宪幕府以后，与同事邵芳取旧纂《海防图论》附加考订……若曾自序‘以为许默斋《九边图论》详于西北，此独详于东南’云。”(38)作为胡宗宪的幕僚，邵芳受命与郑若曾共同编绘的海防图，只有《沿海山沙图》(39)。而且，引文的最后一句“此独详于东南”，说的也是《沿海山沙图》(40)。 其次，南京图书馆所藏、《郑开阳杂著》所收《万里海防图论》的内容均同。据南京图书馆所藏《万里海防图论》中的“昆山郑开阳先生著”、“康熙辛未重镌”、“清康熙三十年郑起泓刻本”等信息判断，该图论就是《郑开阳杂著》中的《万里海防图论》。因这与《郑开阳杂著》提要著录信息相同，“明郑若曾撰”、“国朝康熙中，其五世孙起泓及子定远又删汰重编，合为一帙。定为《万里海防图论》二卷”(41)云云。尤其重要的，两者的《万里海防图》与《图论》的内容完全相同。 最后，南京图书馆所藏、《郑开阳杂著》所收《万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无论是该《万里海防图》，还是《沿海山沙图》的图幅数量，均为72幅。内容主要有两点不同：《万里海防图》中的“玄钟所”、“玄钟水寨”、“玄真观”之“玄”字，因避清世祖玄烨的讳而缺最后一笔，《沿海山沙图》则无缺笔；前者删除后者所有刻工名字，诸如彭天恩、郭昌期等。这进而证明《万里海防图》就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而且还属一个图系。 《沿海山沙图》及其重刻本是否可以归入初刻系？从郑若曾及同时代人对《筹海图编》编纂的记述，可以厘清其与初刻图的关系，还可初步证实该图编中的《沿海山沙图》并不属初刻系。郑若曾这样追述： 当变之始作也，莅事者欲按往迹，便地利，侦鼫技，以图完全之功，而记载篾如，无所从得，仅有《日本考略》，而挂纤漏巨，无关成败，咸以为恨。荆川唐公顺之谓曾宜有所述，“毋复令后人之恨今也”。稿未半，荆川不逮。郡伯王公固命成之。少保公以主记来召，发蒙启聩，且获从幕下诸文武士，闻所未闻。数越月，而书竣事。(42) 《筹海图编》的编纂，缘于郑若曾有感于明军缺乏应对倭寇入侵的图籍。最终完成，与唐顺之的殷切期望、王道行的督促鞭策、胡宗宪的鼎力相助密不可分。不仅如此，唐顺之还与郑若曾一起缮造过初刻图(43)，苏州知府王道行则是初刻图的版行者(44)。尤为重要的，《筹海图编》是在胡宗宪主持下完成的。这亦是郑若曾一再强调的，“是编也，肇意于荆川，作兴于郡守，而少保公实主成之”(45)。 《筹海图编》的完成确实与初刻图密不可分。时任浙江按察使提督学校副使的范惟一曰： 吴文学郑子若曾，昆山人也。往海上之乱……乃辑沿海图十有二，苏郡刻行之。属有持以献督府少保胡公者，胡公览而嘉异之，罗郑子于幕下，俾增其所未备。乃郑子搜括往昔，裒汇时事，凡足以却倭，峻海上之巨防，固国家之鸿业者，粹而成书，共十有三卷，胡公题曰《筹海图编》云。(46) 郑若曾能够顺利进入胡宗宪幕府并最终完成《筹海图编》的重要前提，是胡氏对初刻图的赞誉。而且该图编的编纂，又是胡宗宪促使郑若曾在初刻图基础上“俾增其所未备”的结果。 类似的记载，还出自时任钦差巡抚江西等处地方兼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胡松之口： 爰有昆山郑子伯鲁，故太常卿魏庄渠先生高第弟子也……他日以其间缮造十有二幅，附以考论，郡守太原王君为之板行，因献督府梅林胡公。公见而惊日：“韦布中乃有斯人耶！此世所稀睹，余比欲为之而未皇暇及。”于是檄来武林，使益成书。伯鲁感激知遇……凡为卷者十有三。(47) 与范惟一的记载相比，胡松因在叙述中增添了胡宗宪的话语，遂使《筹海图编》的编纂过程显得更加真实生动。 至此可以看出，明人都没有指明《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是否存在联系，论述的均是《筹海图编》与初刻图的关系。范惟一、胡松更加明确地指出，《筹海图编》是在初刻图基础上，“俾增其所未备”、“使益成书”的结果。至清代，这种关系得到进一步演变。四库馆臣认为，以初刻图为底本摹绘的《海防一览》，是《沿海山沙图》的重刻本《万里海防图论·万里海防图》的“初稿”(48)。有的还指出，《万里海防图说·万里海防图》是在《海防一览》基础上“附加考订”而成(49)。曹婉如先生遂进而认为初刻图、《海防一览》与《沿海山沙图》均属于郑若曾“万里海防图”系统(50)。 无论如何，曹婉如先生的观点都值得商榷。《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的图幅数量，并不存在着一一对应的关系。从初刻系系列图组成来看，凡是标明图幅数量的，均在10至12幅之间，从没有一个72幅的。不仅如此，两种图的编纂者亦不完全相同。初刻图作者除郑若曾外，还包括唐顺之。初刻图所体现的海防思想却是唐顺之的(51)，他还是胡宗宪海防思想的极力反对者(52)。如同《筹海图编》一样，《沿海山沙图》是在郑若曾进入胡宗宪幕府之后完成的。这时作为胡宗宪幕僚的郑若曾，却成为胡宗宪海防思想极大的拥护者与推行者(53)。质言之，《沿海山沙图》一定包括了胡宗宪的海防思想(说见下文)。所以，造成这两种图图幅数量巨大差异的真正原因，是在不同绘图思想指导下所绘内容差异巨大的反映，从而可以初步确定《沿海山沙图》与初刻图根本就不属于一个图系。既然如此，那么与《沿海山沙图》有着相同的图幅数量，以及内容绝大部分相同的重刻本，自然与初刻图及其摹绘本亦不属于一个图系。 这可以通过《沿海山沙图》图形与特征的解读进一步论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