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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肯定性行动的成就与问题 肯定性行动在马来西亚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当前马来人在公立高校中的份额远远超过了当初确立的份额，这大大提升了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机会，而政府在经济领域直接、间接的干预也相应地增加了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肯定性行动现阶段基本上实现了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与其在全国人口的比例相一致的目标，马来人与华人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已得到根本性改善。 马来亚独立初期，除了农业领域和政府部门外，马来人在其他职业领域中的比例都大大低于马来人的全国人口比例。经过多年的扶持，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比例持续上升。2005年，除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外，马来人在现代经济部门的就业结构基本上与全国的族群结构趋于一致。2005年以马来人为主的土著在全国的人口比例为65．88%，其中马来人为54．10%，而其他族群华人为25．31%，印度人为7．54%。详情参照下表。 随着马来人人口比重的上升和华人人口比重的下降，马来人在现代部门的就业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 在政府的扶持下，马来西亚已培植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马来人中产阶级。随着马来人中产阶级的崛起，马来西亚族群间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据政府统计，马来人与华人的家庭月收入差距由1970年的1:2．29已缩小到2009年的1:1．38，马来人与印度人的收入差距也由1970年的1:1．77缩小到2009年的1:1．10。综上所述，在高等教育领域，马来人的比例远远超过了华人，在职业领域，马来人的比例与其在全国人口的比例趋于一致，以收入水平而论，马来人与华人的差距大大缩小，因此，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看，马来人和华人的结构性差异现阶段已得到根本性改善。 马来人与华人经济差距的不断缩小对整个社会的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如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到印尼后，印尼爆发了骇人听闻的排华事件，而同样拥有众多华人的邻国马来西亚却保持了平静。1998年印尼发生排华骚乱后不久，时任马来西亚国会下议院副议长的翁诗杰指出，长久以来，印尼社会一直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现象，而贫富之间的鸿沟又和种族脱离不了关系;与印尼一样，马来西亚也是多元种族的国家，华人当初在新经济政策下所做出的忍让和牺牲，确实在某个程度上为马来西亚换来了长治久安，也培养出了一群富裕的土著。 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首先，马来社会产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马来人需要扶持成为一种习惯的观念和期待，马来人优先被视作当然的基本权利。一旦政策调整，就会引发矛盾。马来人将政府的照顾当成拐杖，迟迟不愿放手，正如巫统的领导人所说:“尽管过程缓慢，小部分自信的马来人正在思考丢掉拐杖，但是他们是非常小的少数派，人员在短时间内也不会增加。他们一般被认为是马来人的叛徒。”其次，马来人优先政策鼓励了马来人人口的超常增长。据统计，从1957到1995年，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增加了2.4倍，印度人人口增加了2.3倍，而马来人人口增加了4.4倍。高生育率将增加对资源的压力，减少国家和家庭对于下一代教育的人均投入。最后，马来人优先也意味着马来人不必像华人和印度人那样努力来进入高校，找到工作，取得商业上的成功，长此以往，会严重削弱马来人的进取心，不利于马来人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和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 在扶弱政策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失去了以往较快发展的势头，有沦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危险。面对此种困局，2009年出任马来西亚新首相的纳吉布，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一个马来西亚”的理念，宣布他将公平地对待各族，做一个全民首相。纳吉布宣称，他将修改长期实施的扶弱政策(即帮扶马来人和原住民的政策)，全面修改以种族为基础的优先权和配额制度，因为这类保障种族的经济政策已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阻碍。在“一个马来西亚”理念的指导下，纳吉布重新修订了“新经济政策”，部分取消了有限公司必须将30%股权保留给土著的硬性规定，并实施新经济模式，力争马来西亚2020年跻身于发达国家。 “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背离了马来人优先的传统思想，侵犯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一个马来西亚”的政策遭致了马来人保守派的强烈质疑，他们认为纳吉布背弃了巫统历届领袖“扶持马来人”的做法，有“叛祖”之嫌。在保守派的强大压力下，纳吉布重申国家分配财富必须反映多数种族的比例，强调“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不会违背联邦宪法中对马来人特殊地位的规定，政府只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扶持马来人。马来西亚国家经济咨询委员会成员再纳·阿兹南(Zainal Aznam)坦言，政府迫于马来右翼组织，尤其是土著权威组织的压力，最终放弃成立“平等机会委员会”，并对《新经济模式结论篇》做出修改，继续实行扶弱政策。 三、关于肯定性行动的反思 今天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日渐引起人们的质疑，面临着存废的争议。我们有必要对肯定性行动的合理性进行反思。马来亚独立后，马来人与华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鸿沟。为了缩小族群间的经济差距，巫统政府推出了扶持马来人的肯定性行动。在这种背景下，马来西亚推行肯定性行动的理由是比较充分地，正如马哈蒂尔所说:“马来人依附于一种制度以提高他们与其他种族平等的地位，从而建立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也不是错误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巫统政府加大了执行肯定性行动的力度。这就需要巫统政府在经济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巫统占有更多的资源提供了机会，而巫统将财富更多地分配给了与巫统有密切联系的个人和集团，造成了马来社会的贫富分化。对于新经济政策产生的马来人贫富分化，马哈蒂尔评价道:“新经济政策……在土著的财富分配中，并不致力于让所有的土著挣得一样多，或者分配得一样多……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在于创造出一个有劳动报酬差异的土著族群，正如其他非土著族群一样，特别是华人族群……公平的目标不是在于个人之间，而是在于族群之间。” 马来西亚肯定性行动追求族群之间的平等实际上是一种结果的平等，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密尔顿·M·戈登(Milton M．Gordon)所说:“经济和政治的酬赏，无论是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按照数量定额分配，定额的标准是人口的数量或由政治程序规定的其他方式决定。这类平等主义强调的更多的是结果的平等，而不是机会的平等。”对于各个族群来说，结果平等意味着各种资源和机会分配的结果应当大致一样。这一点在第二个马来西亚计划中有明确的规定:“就业模式在所有的层次和所有的部门……必须反映种族人口比例”。现任总理纳吉布也认为，要落实公平社会，必须要公平分配国家财富，即必须反映多数种族的比例，如果没有反映土著的地位，便是不公平的分配。 通过扶持落后族群来实现族群平等的做法可以在短时间内取得明显的成效，可以为落后族群提供更多的机会，加快落后族群的发展，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有其积极的一面。然而，族群的整体社会地位、平均收入水平等宏观经济指标是这个族群的全体成员的个体情况汇合在一起而计算得出;所以，只有在两个族群全体成员在“社会分层”的结构方面完全相似的条件下，族群间在经济领域里才有可能实现平等。由于每个族群的成员们的情况在不断发生变化，这种族群间的结果平等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如果始终以族群之间的绝对平等为目标，肯定性行动在实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负面性就会凸显出来，到时则会增加部分人的惰性，同时挫伤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违反了“同工同酬”这个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积极的平等追求最后就可能转变为消极的结果平等。 在政府的扶持下，马来人已在各个领域成长起来，但是马来人习惯了政府的照顾，生成了依赖思想，与他族公平竞争的自信心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此种情形下，马来人认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马来人仍然难以与非马来人竞争。当马来人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主张废除肯定性行动时，许多马来人显得犹豫不决，正如马来西亚青年伊斯兰运动主席尤斯里·穆罕默德(Yusri Mohamad)所说:“安瓦尔废除肯定性行动的努力应当被抵制，因为它在马来人中引起了广泛的抨击。……马来人现在还没有做好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族竞争，马来西亚还没有做好接受绩效制的准备。” 长期执行马来人优先的政策将会严重抑制非马来人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由于历史和殖民统治的原因，马来人在建国初期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华人也觉得有必要扶持马来人，但是认为这应当有时间限度，而不能永远持续下去。近年来，马来西亚华人一直在要求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意味着社会要为每个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对等的进入机会。如果一个社会能够不分族群给予每个人平等竞争的机会，将会极大地激发出人们的潜能，鼓励人们通过自身的奋斗，来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释放出每个人的活力、创造力，有助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在马来人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和华人人口比重持续下降的背景下，肯定性行动对华人的影响会愈来愈严重。据统计，从1961年到2000年的40年间，华人人口比重从1961年的35．6%下降到2000年的25．5%，到2020年可能再下降到20%甚至18或19%。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实行过肯定性行动，不同的是其他国家的肯定性行动的受益群体基本上是少数族群，而马来西亚的受益群体则是多数族群。当一个国家对少数族群实行优惠政策时，多数族群的承受能力往往较强，政策的结果对多数族群和国家的影响也较小。与其他国家的肯定性行动相比，作为少数族群——马来西亚华人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弱。随着华人人口比重的不断下降，华人受到的影响会日渐增大，华人愈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小结 马来人与华人在经济领域的结构性差异得到根本性改善之后，马来西亚应当终止肯定性行动，因为肯定性行动短期效果好，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追求族群之间结果平等的政策，无法激发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否则，无论是受益的马来人还是受损的华人，都会产生不满情绪。马来人因为没有实现族群之间绝对的平等，要求继续实行肯定性行动，而华人因为受到歧视，愈发对政府不满，并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因此，在马来人和华人的经济差距大大缩小之后，马来西亚有必要考虑从“争取族群之间利益分配平等”的观念逐步转向“争取个人之间竞争机会平等”的观念。这样的转变有助于马来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增强与他族竞争的自信心，实现真正而非照顾的发展，从而推动马来西亚族群之间的融合和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