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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开出“产业药方”干预经济(2011年～2014年) 西方产业经济学中，“产业”的含义指的是：“国民经济中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生产具有一定替代关系的同类属性商品的生产者的集合，具有共同特性的产品(服务)是将企业划分为不同产业的基准”。[2]在反贫困领域中，产业扶贫作为一项扶贫方式，它是政府基于贫困地区相对优势资源，通过扶持某一产业的发展来推动该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最终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面对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供需失衡，自由放任的经济模式显然束手无策，如何改变这种发展窘境?身兼发展经济和造福地方重任的当局政府此时往往不会袖手旁观，庞大的潜在消费需求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消费的乘数效应会带动其它相关产业的共同发展，在脱贫致富和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方面同样会尝到甜头。当地政府治愈经济失衡的终极举措选择了公共住房工程，公共财政为系统注入资金，帮助部分浪士当村牧民进入市场参与竞争，此举有效激活了当地沉寂已久的供给形势。 为了提高浪士当景区的整体规划和加速当地旅游业健康发展，2011年浪士当村在政府项目建设的安排下，对景区内地处水线、危害、山体崩塌等危险区域的187户分散住户进行了自愿整体搬迁。集中安置在村“四道水”农田及附近的荒滩地段，用地量达108亩。①一期项目建设在浪士当景区石龙口地段，征地60亩安置牧民25户。②当地政府为动员有条件的牧民集中起来发展“牧家园”经济，对主动搬迁的浪士当村牧民给予每户五万元的补贴，用来修建“牧家园”。政府的产业干预药方在短时期内就发挥了它的作用，新建的“牧家园”在经营中活跃了浪士当村的旅游消费市场，部分牧民因此增收致富，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明显得到改观。在政府的引导和出资帮助下，更多的牧民陆续加入到了接待游客的市场行列中，壮大了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的规模，有效填补了供给不足的局面。政府在扶贫中实施的产业政策为浪士当村创造了一支成规模的餐饮服务供给群，为前来消费的游客提供了充足的选择余地。在新鲜血液的输入下，浪士当村沉闷已久的“牧家园”市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市场供给结构得到极大的改善。“牧家园”经营户的增多，弱化了干预前自然垄断的力量，产业市场竞争开启了崭新的阶段。 与市场相比，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政府之所以对市场进行直接干预，很多时候是政府为了达到它想要达到的非经济目标，比如改善民生。这个目标可能与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没有太大的关系，甚至完全偏离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目标。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政府干预得不到位往往会给产业发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从而引发“市场失灵”之后出现的“政府失灵”。虽然在凯恩斯看来，“缺乏私人投资、储蓄或投资跟不上的时候，政府出资进行公共项目建设能够维持高水平需求，保住就业岗位”。[3]这一点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极好的的印证。但在行业长期发展过程中，政府干预也表现出其本身的局限性，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在长期运行中暴露出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政府原本计划给予搬迁户一定补助，帮助牧民修建具有一定藏饰风格的牧家小院，打造具有藏式特色的“牧家园”建筑群落。但因修建成本太高、政府财政经费有限，加之浪士当村百姓经济状况拮据，缺乏私人资本配合，所以藏饰风情建筑的美好愿景在残酷条件下宣告破灭。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特色、千篇一律、结构单一的普通住宅。由于政府可以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和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需要，所以在政府简单干预下的浪士当村“牧家园”建筑失去了民族元素的宝贵比较优势。而这一点恰恰是游客对“牧家园”消费期望的关键要素，甚至会成为在竞争中决定成败的基础条件。在调查过程中，很多游客表示出这里缺少牧民特色元素，没有达到内心对民族文化向往的预期效果。一位来自甘肃兰州的女游客深有感触：“这里修建的房屋院落都一样，没有特色，去过一家别家就没必要再去了。”(某游客，女，大学文化。)随着消费者对民族特色需求的浮出，政府干预修建的房屋院落，开始慢慢暴露出其计划性在所难免的缺陷。 在哈耶克的观点中，“政府想叫人人平等，或是为所有人提供相同资源叫他们平等，这太荒谬了。人和人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异，而在他看来，这种差异，是维护进步与繁荣的基本要素。我们所期待的经济快速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似乎正是不平等的结果，没有不平等，经济快速进步是不可能是实现的”。[4]当地政府干预帮扶牧民经营“牧家园”参与市场竞争，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解决浪士当村牧民的贫困问题。但是政府干预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很多浪士当村牧民身上存在着能力不足的问题。浪士当村的大多数居民世代从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对定居生活感悟并不深；对个人以及家庭的卫生条件和饮食条件要求不高，待人接物也比较生硬，这些条件与餐饮服务业的要求相差甚远。浪士当村经营者现有的文化水平、经营理念和行业素质难以满足游客挑剔的需求，尤其是根植在经营者头脑中的游牧文化，对当前的行业经营产生了极大的禁锢。正如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提到的观点，“文明或文化塑造了经济行为，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5]现状面前，部分浪士当村牧民经营者迫于压力选择不断地学习经营之略提升自我。浪士当村“神龙潭瀑布农家院”老板道出了自己的经历：“和游客打交道，普通话要说得好一点，不然交到打不哈。前8、9年前，我们这里一直说藏话，98、99年那时候，还说着。现在变化了，为了生意也学着说普通话。”(HGQ，男，小学文化。)另一部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则选择了退出市场竞争的行列，转而承包给外来能者经营，将丰厚利润拱手相让，赚取低廉的承包费。虽然政府后期也通过各种渠道想办法为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开办培训班，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成效缓慢。现实存在的能力差距，在短时期内难以快速化解。对于现状。加定镇党委书记给出了这样的期望：“浪士当村的这些牧民经营者，要不断地转变思想、不断地提升自身素质，10年一个步伐10年一个步伐慢慢来。”(TLD，男，大学文化。) 政府有多重角色，实施产业政策发展区域经济只是政府全部职责的其中之一。作为一般国家管理者的角色，政府自身还肩负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工作的重要任务。在特定的时间和区域内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有时会出现结构性的冲突，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政策打架”。不同政府机构因为职责不同，在各自领域制定的相关政策有时会相互矛盾，严重影响到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的持续发展。作为一级行政机构的景区管委会出于对景区的保护和发展，自2009年11月起开始对景区进行管制，收取门票作为发展资金。高昂的门票挡住了游客的脚步，严重影响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者的生意。浪士当村村会计向我们介绍道： “2010年左右，那时候门票50元一人，谁都能接受，进来的人多，我们农家院的收入就好。后来门票含观光车票涨成92块一人了，好多游客因为门票太贵了，就不进来了，我们经常是空城。星期一到星期四都没人，周末会有客人。”(MXL，男，高中文化，村会计，聚缘客栈老板。) 管委会发展景区的政策与当地政府产业扶贫的政策之间明显存在着相互制掣肘的矛盾，门票成为“拦路虎”，造成了严重的市场信息不对称。浪士当村“牧家园”经营户为了抢夺游客和招揽生意，自发在景区门口进行拉客。原本消费者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经营者拉客行为中被严重削弱，市场配置资源的力量被弱化，浪士当“牧家园”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长期非自由竞争的怪圈。市场力量的严重缺失，影响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提档升级的发展进程。正如张维迎在《市场与政府》中提出的，“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在于市场体系自身包含着反市场的力量——政府。这是一种‘异化’。市场要有效地运行，不能没有政府；但政府力量的扩展，可能导致市场本身的毁灭。因此，如何在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有效地节制政府对市场的破坏，是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难题。”[6] (三)政府引导式干预辅助自由市场调节经济(2015年～) 市场机制在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条件下，难以正常发挥自身调节经济的作用。政府开出“产业药方”应对自由放任下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的实施在短期内取得了政府预期的显著效果，扭转了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市场供给不足的局面。但是，随着产业政策边际效用的递减，产业政策很快暴露出其“低效供给”的短板，无法满足消费者预期的市场需求，产业政策的缺陷导致政府在调节经济中出现了失灵的问题。市场失灵后接替出现的政府失灵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用政府选择完全替代了市场的选择，严重忽视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优势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政府在弥补市场失灵中并没有给出恰如其分的干预，超出了政府应当辅助市场发挥作用的界限，错误解读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于政府角色的多重性和目标的多元化，以至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更多地着眼于短期或局部发展问题，很容易在直接干预经济中遗留发展的隐患。对于政府不恰当干预经济的弊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早有提及，“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7]虽然政府干预代替市场机制能够在一定时期和范围内起到暂时的补充效应，但是经济失衡的根本解决之道，还是在于如何消除阻碍市场机制健康发育的不良因素。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中出现和共存，迫使政府在面对产业发展的重重困难时，必须协调运用好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的关系，这也是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将来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选择什么样的产业政策、如何实施产业政策，原先政府主导型的产业政策显然已经不适合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促进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竞争型的产业政策俨然成为当地政府干预的理性选择。市场竞争型产业政策强调政府在市场垄断、信息不对称、公共品和外部性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对当地经济活动的一种补充或部分替代，而不是直接参与和完全替代市场的作用。当下中国政府开展的精准扶贫工作，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就主动以市场规律作为干预前提，在因地制宜和分类指导原则下，历史性地展现出权力主动收缩的进步。在产业扶贫项目中，开始由政府主导型干预向政府引导型干预转变，帮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贫困户劳动力，将潜在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优势。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贫困户的能力禀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浪士当村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被认定为后进村，笔者作为浪士当村扶贫工作队一员，通过贫困户精准识别工作，识别出村贫困户共18户51人，贫困发生率为11.6％。在“量体裁衣、因人制宜”的扶贫理念指导下，政府采取了较为灵活的干预方式，通过对贫困户的前期走访后期归类，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帮扶措施。其中对浪士当村中具有一定经营能力和资产基础的贫困户，结合其本人的发展意愿，实施了发展“牧家园”经营项目。政府帮助他们完善经营设施、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营能力，支持他们参与市场竞争。在此干预模式下，产业信息与个体信息得到有效对接，不仅释放出了劳动要素的主观能动性，而且合理配置了资产和技术要素的有效使用。浪士当村“牧家园”经济的整体发展，离不开个体经营者质量的提高，政府帮助有能力的劳动者进入经营行列，避免了个人能力与行业不适应的“临床反应”。 政府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因势利导发挥企业家精神，有利于促进行业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产业结构平衡。引导型产业政策能够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培育具有市场引领潜力的经营个体，打造产业中示范型样板，避免了过去政府“撒芝麻”式的低效干预。有能力的经营者在发现市场机会后自愿进入该行业领域，政府提供优惠政策、扶持资金等必要措施帮助这些经营者克服进入行业的困难。在对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经济发展的后期调研中，笔者发现当地政府对于有明确设计规划、具有相当发展资金及经营能力的外来经营户，将给予政策上的鼓励和扶持，以便形成消费者迫切需要的“牧家园”特色和典范。招商引资为整个区域的产业结构优化打通了道路，为满足不同层次消费群体的需求输入了新鲜元素。随着旧式统一化产业帮扶模式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自由与精准。市场自由因素的出现与活跃，为打破浪士当村沉闷的“牧家园”市场状态，盘活政府主导遗留下的产业僵局，创造了无限的可能。 现代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完善了市场自身存在的各种不足，但是自由市场仍然是当今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力量。在由政府主导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中，必须遵循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自由在公民从事工商、利用生产资料、经营决策等经济活动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美德。这种美德体现在劳动能够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和流动、生产资料在产业中集约化使用、个人智力在产业中得到充分调动。政府干预与市场竞争的有机结合会更好地推动市场资本的快速积累，打破现行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难以攻克的瓶颈。 三、结语：干预与自由的反思 本文以浪士当村藏族“牧家园”经济为例，诠释了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应该是市场选择机制的一种补充而非取代。自由主义和干预主义作为经济学理论发展和经济政策实践过程的哲学基础，指导着国家和政府在面对经济问题时做出合理的选择和应用。在不完全竞争的浪士当村“牧家园”市场中，政府前期实施的产业政策协助市场解决了供给与需求失衡的问题，但产业政策过多地以政府选择代替市场选择，就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当地“牧家园”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用，政府的“包办”行为很容易造成浪士当村藏式“牧家园”产业“深度”发展的困境。政府出手干预经济补充自由市场的不足，需要做的不是干预微观经济和操控市场，而是更多地为市场的正常运转提供优质和便利的条件，为企业和创业者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政府引导型的干预方式，能够给予市场微观个体更大的自由。浪士当村“牧家园”产业扶贫政策的最终目标是贫困户脱贫致富，但是如果缺少了产业良性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扶贫效果也将会随着产业的兴衰而波动。正如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到的，“是理念，而非既得利益，是成败的关键。”[8] 不能因为存在市场失灵，而否定市场优胜劣汰的作用；同样也不能因为政府失灵的存在，而否定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不可否认，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政策设计失误或者贯彻机制不健全的问题。如何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对经济的补充和调控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政府自身革命的问题，深化改革、全面提高地方各级政府引领非公经济发展的领导能力、服务能力和推动能力[9]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姚开建.经济学说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32. [2]范金，郑庆武，梅娟.应用产业经济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2. [3][4]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凯恩斯大战哈耶克[M].闾佳，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91.179. [5]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6]张维迎.市场与政府[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4：264. [7]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30. [8]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4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