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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史、民俗与“民众社会史” 20世纪前半期，不少学者曾努力发掘“下层”民众社会的历史。这些学者专业领域不同，研究内容涉及社会风俗、民众信仰、婚丧嫁娶等多方面，但他们表现出相同的取向，即均以梁启超“新史学”中所强调的“民史”为研究对象。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顾颉刚。 以研究中国古史闻名的顾颉刚，早年对“社会史”同样抱有较大兴趣。如1919年傅斯年出国前赠送顾颉刚一部《元曲选》，上面就写有“颉刚要研究中国社会历史”。(15)1921年，顾颉刚致信王伯祥，也提到“从前只想做学术史，现在则想并做社会史”。(16)但这些材料并未透露顾颉刚所理解的“社会史”是什么。1924年，顾颉刚在《筹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费说明书》中说：“前人为学，偏信纸片之记载，偏护贵族之身分，不能发见社会真象，为矫正此偏畸之习惯计，故吾人努力搜求活的材料，以期了解各种社会之情状，尤其注意于向来隐潜不彰之下级社会之情状。”(17)由此可见，顾颉刚所说的实际是出于对传统学术纠偏目的，而以“下级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史”。 顾颉刚见之于行事的探索，主要集中在民歌、民间故事和民众信仰三个方面，今天常被归入民俗学领域。不过就其研究旨趣而言，他始终都没有离开对民众社会历史的关注。首先，在民歌研究方面，1919年顾颉刚开始参与被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开端的北大歌谣征集活动，但不久他便与其他同仁产生了观念分歧。他在搜集民间歌谣过程中，注意到地摊上的唱本，并收集200册，想整理后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但“不幸北大同人只要歌谣，不要唱本，以为歌谣是天籁而唱本乃下等文人所造作，其价值高下不同”。顾颉刚却认为：歌谣与唱本都是“民众抒写的心声”，“是民众生活的最亲切的写真”，也是中国古代典籍中向来缺乏的，因此，应当努力收集起来才是。(18)这次分歧表明，顾颉刚对民歌价值的衡估，本就偏于民众社会之情状。其次，在民间故事方面，自1924年开始，顾颉刚陆续发表对孟姜女故事的系列研究，至今仍被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但他的旨趣并不在于对孟姜女故事本身的考据式研究，而是试图透过故事的转变，窥视整个历史文化迁流演变的脉络。他说：“孟姜女的事情，我是一无所知，但我也不想知道……我们所要研究的，乃是这件故事的如何变化。”“我想，如能把各处的材料都收集到，必可借了这一个故事，帮助我们把各地交通的路径，文化迁流的系统，宗教的势力，民众的艺术……得到一个较清楚的了解。”(19)这是把民间故事的演变，当成了社会变迁的反映与记忆，向来在“圣贤文化”立场下，被鄙薄为荒诞不经的民间故事传说，被赋予了“历史”的价值。另外，在民众信仰方面，同样具有上述特点，兹不赘述。(20)总之，顾颉刚在民俗学方面的探索，其旨趣更偏于民众或“下级社会”的历史。 顾颉刚关注民众历史的高峰，是在1927年移席广州中山大学后，亦被视为领导建立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时期。他在《〈民俗周刊〉发刊辞》中批评“读尽经史百家”只得到“圣贤们的故事和礼法”后，倡言：“我们要站在民众的立场上来认识民众！我们要探检各种民众的生活，民众的欲求，来认识整个社会！我们自己就是民众，应该各各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要把几千年埋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众习惯，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21)随后他在岭南大学的演讲中，也是将“民众文化”和“圣贤文化”并举，批评中国古来的载籍十之八九都属于“圣贤文化”，提出要以平等眼光对待“民众文化”，“要揭发全民众的历史”。(22) 这种“建设全民众的历史”“解放出民众文化”的说法，和前述他提及“社会史”时所说的“了解各种社会之情状，尤其注意于向来隐潜不彰之下级社会之情状”学术取向一般不二。由此也可看出，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的民俗学探索，其重心始终是偏于历史的。也因此，才会有学者将顾颉刚称为“历史的民俗学派的开创者”，称这场运动为“新史学运动”。(23) 这一时期，有大批学者与顾颉刚形成呼应之势。1927年11月成立的“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成员就包括不少历史学者，如傅斯年、董作宾、罗香林、周振鹤、商承祚等等。(24)《民间文艺》是该学会创办的刊物之一，由董作宾执笔，具有发刊词性质的《为〈民间文艺〉敬告读者》一文，将“贵族”与“平民”对举，批评“中国两千年来只有贵族的文化”，“而平民的文化，却很少有人去垂青”，提出“我们要了解我们中国的民众心理、生活、语言、思想、风俗、习惯，等等，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欣赏活泼泼赤裸裸有生命的文学，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我们要改良社会，纠正民众的谬误的观念，指导民众以行为的标准，不能不研究民间文艺”。(25)这和顾颉刚“建设全民众的历史”的倡导，异曲同工。在这种思路引导下，由钟敬文、容肇祖等先后主编的《民俗周刊》(1928年由《民间文艺》更名而来)，曾组织传说、故事、清明、中秋节、妙峰山进香等多个专号，刊发了大量关于民众历史、民众文化的文字。(26)有论者指出：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成员对民俗学的学科设想，虽并非只此一种，但真正取得“实践成绩”者，则以此范式为主。(27) 除直接产生于民俗学活动中的大量作品外，当时史学界有些史家，通过勾稽传统史料，也编撰出一些着眼于“下级社会”的著述。如1928年瞿宣颖《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一书，以《汉书》材料为主，分职业、资产、物价、社交、习俗、居处、衣饰、器用等16篇，考述西汉社会风俗制度，细目甚至包括诸如乡里交情、赌博、蹴鞠、斗鸡走狗等内容。其用意如书中所言：过去之典章制度史，“详于帝者上仪之盛，而忽于人民日用之常”，故“兹编着眼处在平民生活状况”，“有涉及典章政制之处，皆以从平民眼中观察者为断”。(28)再如，1933年杨树达《汉代婚丧礼俗考》一书的编撰，同样缘于作者对社会风俗问题的关注，如其自述：“往岁余治《汉书》，颇留意于当世之风俗……会余以班书受清华大学诸生，诸生中有以汉俗为问者，乃依据旧录，广事采获，成此婚丧二篇。”(29)此类著述尚多，恕不一一列举。(30) 从整体上看，上述学者并非全都有“社会史”的概念自觉，但其大量成果，确实构成了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社会史”书写形态之一。从研究对象看，这种“社会史”和梁启超倡导的“民史”极为相似，但与梁启超批判“君史”“旧史”不能见社会进化之“公理公例”、不能提振民族精神，而提倡书写“民史”“新史”相比，在这些学者的研究中，学术之外的关怀相对弱得多。和20世纪上半期其他“社会史”研究者相比，这些学者既没有统一的方法工具，也没有整齐划一的理论规范，他们所具有的共性，主要是发掘被传统史学所忽视、掩盖，甚至是歪曲的民众社会历史的真相。而这正是五四时期中国史学的重要思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