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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社会史论战与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勃兴和分化 当一些史家在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中龂龂于社会史理论之辨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史”，却在因中国国内政治局势转变而兴起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迅速崛起，并以作品数量的压倒性优势近乎统一了学界对“社会史”理论范式和书写内容的认知。 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学界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大致而言，它兴起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时人为确定中国革命道路而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思考。为认清中国社会性质，人们开始追溯中国社会发展史，进而引发了中国社会史论战。1931年，王礼锡创办《读书杂志》，随后推出4辑“社会史论战专号”，将论战推向高潮。论战主体身份背景复杂，但大都宣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如王礼锡所言，“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54)换言之，这一时期的“社会史”，基本都成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社会性质、形态史的研究。不过，唯物史观社会史自身形象也因此被“拖累”，并使之最终走向分化。 当时学界对唯物史观社会史的积极反应，可以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反响为例。该书是较早将论战延伸至社会史领域的著作之一，它不但因其开先性质，在论战中成了各家品评的“箭垛”，更因其研究内容是当时史学界十分热门的古史问题，而引起了一批“学院派”史家的关注。因而，该书作为唯物史观社会史早期著作，较具代表性。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今天的评价中，可谓毁誉参半，但民国时期不少史家，还是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价值。例如，从古史研究的角度，顾颉刚说：“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著……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中国古代社会的真相，自有此书后，我们才摸着一些边际。”(55)从社会史研究角度，齐思和说：“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56)再如华白沙所述：“记得前十年，笔者在北平时，每逢看见沈尹默先生，老是夹着这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说他是非常爱好这部书的！”(57)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1932年张荫麟对该书的称赞。他将该书与顾颉刚《古史辨》(第2册)并举为1930年我国史学界最重要的两种出版物，并说：“它的贡献不仅在若干重要的发现和有力量的假说……尤在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爬梳古史的材料，替这些结论找寻中国纪录上的佐证，同时也就建设中国古代社会演化的历程。”(58)张荫麟一向自视甚高，好品评他人，尤以批评居多。因此，他的肯定，在较大程度上能够反映该书在当时学者心中的位置。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所以获得如此好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契合了当时史学发展的趋势。一方面，当时史学主流取向依然偏重史料考据，研究领域偏于上古史。在《古史辨》大刀阔斧地摧毁中国旧有古史体系后，人们迫切期待新古史体系的建立；随后殷墟考古的重大发现，又让人们把这种期待寄托在了考古新材料上。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但以新的视角重新建构出一幅上古社会的演进图景，而且这一重建利用了当时关注度较高的甲骨金文材料。这是该书与当时“新考据派”的契合。另一方面，在社会史论战之前，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已十分明显，但始终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有影响力的著作。而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历史发展，正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特色。这是该书与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的契合。因此我们说，1930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实际是恰逢其会地将近代中国史学上两股重要潮流结合在了一起，并有意识地将历史研究从“整理”转向了“解释”。(59)这不仅是为古史研究，而且是为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例示”了“一条大道”。然而，当时论战者强烈而急迫的现实关怀，使得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并未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唯物史观社会史成为一时焦点，并不完全因为时人的学术兴趣，更主要的是时人急迫地要从中确定中国社会性质，为中国革命寻一条出路。类似梁漱溟在《敬以请教胡适之先生》的信中所表现的，“中国的形势已急迫万分，我们必须立刻提出一套根本而彻底的‘改变世界’的方案及其具体实行的步骤”。(60)这种急迫心态，容不得按部就班地为社会史研究准备坚实的史料基础，正如强调社会史研究首先应重视史料鉴别的顾颉刚，虽明确声称“绝不反对唯物史观”(61)，但也得不到论战者的谅解一样。这种集体的急迫心态，造成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日益走上了“公式化”道路，如当时学者指出：“中国社会史研究者们最大的毛病，在乎只知瞎引外国的方法和结论，而并不顾及本国历史上的真正的史料。”(62)有学者甚至称“近来唯物史观者的古史观是唯心的”。(63)这一问题给唯物史观社会史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使之成了“京朝派文学和史学的名家不愿出口甚至不愿入耳的问题”。(64)概言之，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产生的难以计数的作品，虽扩大了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影响，但其总体学术水准并未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基础上向前推进多少，反倒是让多数“学院派”史家产生了反感。 论战高潮过后，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开始重视夯实史料基础，逐渐转向学术立场，然而此时该研究取向也出现了分化。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转向的标志性事件，是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他在创刊号上提出：办刊目的“在集合正在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尤其是正在搜集这种史料的人……不像过去所谓‘中国社会史论战’那样的激昂，那样的趋时”。(65)此后，他一再强调：“本刊的范围，只限于纯粹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论文，更注重于史料的搜集……与现实的政治没有多大关条[系]。”(66)将唯物史观社会史从“政治宣传”转向学术研究，特别重视史料搜集，这一立场再次得到了如顾颉刚、孟森等一批“学院派”史家的认同与支持。(67) 《食货半月刊》的主要成就，是推动了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陶希圣通过创办《食货半月刊》和在高校任教，影响和培养了一批社会经济史研究新秀。他们研究志趣的萌生，或多或少与社会史论战相关，但其具体成就则呈现多元化特点。例如，鞠清远、武仙卿分别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南北朝经济史》，虽可视为社会史论战的衍生品，但两书主要是对相应时期经济制度、史实的考述，理论色彩大为减弱。(68)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对中国行会制度起源、发展等问题的分析，运用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和阶级学说；《唐宋帝国与运河》虽未明言“经济决定”说法，却极力突出经济因素对唐宋国运兴衰的影响。(69)二者都受到唯物史观影响，但都没有过多涉及当时流行的社会性质、形态等问题。杨联陞《东汉的豪族》一文，其问题意识与当时古代社会形态问题的争论有关，但同样只是分析了豪族的起源、发展及其消极影响，并未卷入社会史论战的话语；《从〈四民月令〉所见到的汉代家族的生产》和《中唐以后税制与南朝税制之关系》等文，也具有相同特点。(70)可见，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以陶希圣为代表的诸学者，特别是后起新秀的社会史研究，明显偏向了经济社会层面，且在具体选题上呈现多元化。他们或多或少都受唯物史观影响，但在研究旨趣上则弱化了对中国社会性质、形态、革命道路等问题的争辩，而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经济史材料，发掘中国社会历史的演变特点。 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何干之、翦伯赞、吕振羽等，对论战中出现的问题也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不过，他们并没有因此削弱历史研究的革命性和阶级性，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中就特别强调历史科学是“以说明人类生活斗争的实践及其发展为任务的‘现实的及实证的革命科学’”，“反映着现社会正在敌对着的诸种倾向与其意识形态”；“历史学家叙述或批评过去的历史，都是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71)抗战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和《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等。他们在具体观点上虽不尽相同，但对中国社会史的解读，基本都坚持了“五阶段论”。而1939年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更明确了中华民族经过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鸦片战争后转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革命史”叙事体系基本形成。(72) 唯物史观社会史在中国社会史论战高潮过后，出现了“社会经济史”和“革命史”路向的分化。以上即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从勃兴到分化的大致过程。唯物史观社会史虽因社会史论战的白热化与急迫性，一度走上“公式化”道路，影响了相关成果的学术水平，但从整体上看，它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却是较为深远的。 首先，就当时学界对“社会史”的认知而言，论战以其宏大的声势和具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数量，近乎统一了人们对“社会史”的认知，使唯物史观社会史成了时人观念中最主要的“社会史”类型。例如，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对“社会史运动”的论述，即以唯物史观社会史为主。(73)顾颉刚《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一文，论及“社会史”时所举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等著作，也属唯物史观社会史；其《当代中国史学》一书，则以郭沫若、陶希圣为主，进行了更为全面的论述。(74) 其次，唯物史观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上，影响了一批以考据见长的史家。如吕思勉、顾颉刚、张荫麟等，在历史研究中都运用了唯物史观。(75)另外，1935年，全汉昇入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实际也得到了傅斯年的认可。(76)曾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视为复古派代表的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从经济视角来讨论魏晋隋唐的社会形态问题，而从经济视角剖析社会形态、性质，正是民国时期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认知。(77) 再次，社会史论战影响了一大批学界新秀的学术取向。如曾受陶希圣影响的何兹全、连士升、杨联陞、全汉昇等，《现代史学》作者群中的陈啸江、戴裔煊、傅衣凌等，“史学研究会”成员梁方仲、吴晗等，以及蒙思明、李埏、黄现璠，等等。即便抛开政权鼎革影响，当史学界完成代际更迭后，中国史学面貌也会为之一变。这是唯物史观社会史影响近现代中国史学走向上至关重要的一点。 最后，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来看，唯物史观社会史可归于史学社会科学化的大背景之下。前文已述，在社会史论战之前，史学社会科学化趋势虽已十分明显，但多集中于理论诠释，较少落实于研究实践，成绩突出者则更少。唯物史观社会史在论战中虽曾出现“公式化”等弊病，一度使历史研究变成社会发展理论的附庸，但从另一方面看，论战中产生的大量作品，对中国史学社会科学化从理论诠释落实到研究实践，确实具有推动之功。而且，论战高潮过后，随着学界对“公式化”等问题的反思与纠正，在唯物史观社会史研究中，也确实逐渐调整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主客地位。 近代中国史学史中“社会史”书写的演变，和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历程大致相应。“社会进化史”以进化论为依托，意在证明中国社会的发展史，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和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理念相因应。随后出现的“民众社会史”，其研究对象虽和“新史学”所倡导的“民史”相同，但其宗旨主要是发掘被传统文化所忽视、掩盖，甚至是歪曲的民众社会历史的真相，这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史学理念的反映。五四之后，学界对“社会史”的界定日趋多元，这反映的是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中，可资中国史家借鉴的西方理论日趋多元的状况。唯物史观社会史的勃兴，虽受国内政治形势影响，但就学术而言，它符合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潮流，并对该潮流从理论诠释落实到研究实践，具有推动之功。进而言之，从“社会史”书写演变看，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主要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近代中国史学史上的“社会史”书写虽然多样，但其背后实际共享着同一前提预设，即将社会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即便是研究对象较为具体的“民众社会史”，也有借此探究中国社会整体迁流脉络的意图。所以，从整体上看，“社会史”研究的发生、发展，实际反映了中国史学从过去的政治史书写传统，向社会化和世俗化的转变。这种转变，正是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重要标志。 第二，与研究对象的社会化、世俗化转向相应的，是方法理念的社会科学化。以往我们多将这一潮流追溯到20世纪初年，甚至更早，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不过，20世纪初年史家对所谓“辅助学科”的认知，主要在史料或史事考订层面。到20年代，随着西方理论的大量引入，中国史家对社会科学理论的价值认知，才真正从史料或史事考订提升到历史解释层面。应该说，后者才是史学社会科学化的主要价值所在。 第三，就各种“社会史”所依托的社会科学理论而言，从20世纪初年“新史学”潮流中以进化论为依托的“社会进化史”，到20年代史学社会科学化潮流中，中国史家根据不同学科理论提出多种“社会史”概念，实际反映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近代中国史学界从进化论一家独大到日趋多元的演变特点。 第四，就各种“社会史”背后的书写理念而言，“新史学”潮流中的“社会进化史”，存在用中国历史去迎合西方社会科学之“公理公例”的倾向。其后的“社会史”书写，则逐渐出现了用社会科学的“公理公例”去解释中国历史发展，发掘中国历史特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反映出中国史学近代转型过程中存在的，从让中国历史为西方理论作注脚，到回归历史学本位的演变趋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