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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对史料的不断发掘与整理研究 20世纪初叶，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大量新史料如殷墟甲骨、汉晋木简、敦煌石室遗书、内阁大库档案与各地的金石器物被不断发现、整理和利用。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记载之不足，一方面又带来了史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以王国维的史学研究为例，他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在“地下之新材料”大量出土的时代环境下才得以提出来的。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14)“二重证据法”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参照，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纪元。新史料的发现还有一层更大的意义，就在于开阔了学术视野，使当时的史家不断地扩充史料的范围，在各个领域发掘新的材料。正如当时史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傅斯年所说的，中国的“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的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大了，工具不添新了”。要建设新史学，就必须“因行动扩充材料，因时代扩充工具”，“史学便是史料学”(15)。 新史料的发现推动了中国学者在各个领域扩充史料，取得丰硕成果，其中诸如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李济的考古学研究、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陈寅恪的隋唐史研究等等。陈垣在新史料的发现和整理中也做出了杰出贡献，仅以上世纪初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和内库档案的四大发现而言，陈垣就参与其中两项，为敦煌学和明清史立功至伟。1922年5月，他以教育部次长的身份批准将教育部所辖历史博物馆收藏的1502麻袋档案，划归北京大学整理；后又以故宫文献部主任的身份致信他的旧识、当时的北洋政府总理许世英，成功地将清代军机处档案收归故宫文献部，成为现在国家第一档案馆的重要库藏。此后，陈垣又直接参与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上述两批档案，因陈垣在北大国学门任导师和在故宫文献部负责，皆由他指导学生和馆员作深入整理和编档，著名的《档案整理八法》就是在当时撰著的(16)。后来，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收到内库大档8千余麻袋档案，也聘请了陈垣为编辑委员。在陈垣、陈寅恪、傅斯年的主持下，这批档案的整理成果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共出版《明清资料丛刊》4编40册，未整理部分被运往台湾，至今仍在陆续整理出版。这些材料成为20世纪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在敦煌史料方面，他参与组织“敦煌经籍辑存会”，动员各方力量组织对国内所存敦煌经卷的收集整理，1931年，陈垣主持编纂的《敦煌劫余录》出版。此书著录当时国内所藏敦煌写本8679种，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序幕。陈垣在自序中揭示这批敦煌经卷重要的史料价值，指出：“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特目未刊布，外间无由窥其蕴耳。”(17)陈寅恪则在《序》中倡言国人开展敦煌学研究，认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新潮流也”。“《敦煌劫余录》诚治敦煌学者不可缺之工具也”。(18)敦煌学这门被陈寅恪称为“吾国学术伤心史”的世界显学，经过中国学者近百年的努力，至今已在中国开花结果而远远居于世界前列。这正是由于“《敦煌劫余录》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敦煌学进入了初兴时期，对敦煌学的今后发展起了导引的作用。”(19)回顾中国敦煌学的百年发展，陈垣筚路蓝缕之功自然是不能忘却的。 在20世纪新史料大发现潮流的激励下，陈垣形成了重视史料，扩充史料，以及搜集、整理、考辨史料等系统的史料学思想。他努力扩展史料的范围，除了充分利用新发现的敦煌经卷、内府档案外，更发掘利用许多他人未见或习见而未能运用之资源，如方志、碑铭、案牍、佛藏道藏、图绘、楹联等，在宗教史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突出成就。反过来，他又将宗教史领域中涉及一般政治、经济、文化等史料揭示出来，撰写《道家金石略》《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提供给各个研究领域的史学工作者去利用。为了更好地收集、整理、考辨历史文献，他集中精力开展对历史文献学各门专学的总结和建树，创立了专门探寻史料来源、辨析史料真伪优劣、判断使用正误的史源学，并在大学里开设“史源学实习”课程，培养青年考辨史料的能力。史源学至今仍作为许多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在培养学生的史学基本功上发挥着作用。陈垣培养的一批著名史学家及此后的数代学人，皆受史源学之沾溉，并深深感受到史源学对于发展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意义。 陈垣的史料学思想，特别是有关史料整理的原则和方法，也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古籍文献整理事业。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古籍整理要校勘、标点、分段，要编制篇目、索引，要编辑专题资料汇编等主张和方法(20)，这些后来都成为20世纪古籍整理的基本路径和法则。1949年以后，他参与全国古籍整理的规划，还亲自主持或指导多项古籍整理项目，如整理《册府元龟》、点校《二十四史》等等，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事业的宗师。他的史料学思想和方法，至今仍对古籍整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陈垣丰富、深邃的史料学思想，既得益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大发展，又为推动中国史学的进步作出重要贡献。他关于搜集史料要“竭泽而渔”，使用史料“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的思想，关于史料整理的观念和发凡体例的史源学考辨教程，无不为史学界奉为圭臬，其影响和建树，可以说已经超过了宣称“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史料学派学者的作为。因此，史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傅斯年将陈垣引为同道并深深折服，傅氏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时，就礼聘陈垣为特约研究员，并致信称其“二十年来承先启后，负荷世业，俾异国学者莫敢我轻，后生之世得其承受，为幸何极”(21)，表达了对陈垣开掘中国史料、发展中国史学的仰慕感佩之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