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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为历史学开辟新领域和新学科 白寿彝对陈垣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辟新领域，建立新学科的贡献有过高度的概括。他说，“援庵先生在史学方面的给我们留下丰富的遗产”。“他对于中国宗教史的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对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建立了一定的基础”。“他对于外来宗教史的研究，同时也是他对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30)。陈垣为中国史学开辟新领域的底蕴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一是对西方近代史学的借鉴。他善于从传统史学中推陈出新，在20世纪中国史学的风云际会中，他与同时代的著名史学家相互激励和取益，并形成自己史学的独特风格和取向。比如，他“鉴洋而不崇洋，用洋而不迷洋”的态度就与胡适“西体中用”的路径相异；他“专以汉文史料”考史的特点，也与王国维旁采日、英述作，陈寅恪广聚异国殊文形成鲜明对照。他“以土法为本，洋法为鉴”取得巨大成功，被称为是“岸然屹立于崇洋浪潮中的新史学家”(31)。那么，陈垣是如何借鉴西方史学的，是否有所吸收或秉承呢？这个问题有必要作稍进一步的考察。 首先可以肯定地说，陈垣对于西方史学并不生疏，他虽有与之竞争的愿望，但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排斥。由于他的基督教史研究要接触一些西学文献(32)，虽然这些文献主要是汉译的天主教文献，但也涉及这些文献的流传和研究。所以，基督教史研究是他接触西学的一个窗口。陈垣在学界的朋友中，中国的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皆曾留学外国，对西方史学非常熟悉，在彼此的长期交往中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与西方学者伯希和，与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富士川有交游或通信，也由此对西方史学有一些了解。同时，也因陈垣在中西交通史研究中，有“把汉学中心从巴黎和东京夺回北京”的愿望，因此他比较关注日本和西方汉学的最新成果。他的弟子牟润孙就曾说：“先师非常注意日本或欧美的汉学家有什么著作论文发表，他自己时时看日本所编的杂志目录索引，也告诉学生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行情，甚以闭门造车为大忌。”(33)他没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但是很支持他的学生们出国留学，去了解西方史学的新观念和新方法。比如，他“当年全力支持姚从吾留学德国，即希望他学会西洋史学方法与中国史学结合”(34)。姚从吾是陈垣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赴德留学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后赴台湾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是辽宋金元史的著名专家。 未能熟练掌握西方语言，可能是陈垣了解西方新史观和史法的障碍。不过，他也有一个缓解的办法，就是从效仿西方史学的日本史学界了解西方史学的新动态，并利用他们的新成果。牟润孙指出：“陈先生极注意研究史学的方法，他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确是事实。”(35)大概因为日文中有数量不少的汉字，因此陈垣能粗通日文的阅读，并在别人的帮助下利用日文文献，牟润孙的回忆可以从陈垣的著述中得到证明。在陈垣早年从事医学研究时，为纪念德国著名的细菌学家科赫(Robert Koch)，曾将日本《医事新闻》第758号上的一篇科赫小传译为中文，题曰《古弗先生》，发表于1910在广州出版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1期上(36)。此后，又译科赫的著作目录，题为《古弗先生之业绩》，发表于同年出版的《光华医事卫生杂志》第2期(37)，由此可见陈垣能阅读利用短篇日文文献。不过，有时他也请人协助翻译。1933年在撰写《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一书时，他就专门请朋友黄子献将日文《元秘史》回译为中文，以便与该书的其他版本作比较考证(38)。更有说服力的是他在《元也里可温教考》中，有两处翻译、引用了当时日本史学家田中萃一郎和坪井九马三的研究成果，来辅证他对“也里可温”名称的解释。两位日本学者都从西方语源学的角度论述了“也里可温”从印欧语系向汉藏语系的转换，陈垣据此而作出结论：“故吾确信也里可温者为蒙古人之音译阿剌比语，实即景教碑之阿罗诃也。”(39) 在主动学习西方的新史观和新方法方面，陈垣的行动似乎也有迹可寻。刘贤博士根据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陈援庵先生的学术风度》一文所言，考索陈垣向奥地利神父施密特(Wilhelm Schmidt)学习文化人类学的片断；分析陈垣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卷四对于神话传说、“近世民俗学者”观点的论述；认为陈垣“主动向日本和西方学习，有迹象表明，他自觉学习了人类学、民俗学的方法”(40)。审慎而言，陈垣对于20世纪初西方新史观和治史方法是认真关注的，虽然限于他对欧洲语言文字所掌握的程度，真正能够吸收的较少；但是他通过日本史学界，了解和利用了相关的成果。 在继承传统史学精华，借鉴西方史学的过程中，陈垣在20世纪为中国史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具体而言，包括外来古教史、中国基督教史、伊斯兰教史、道教史、中外文化交通史，以及避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在宗教史与中外交通史研究方面，他的宗教史研究关注各教的兴衰与传播，但不专门研究各教的教义。其研究范围非常广泛，著述宏富，仅有关中国基督教史方面的研究，就有论著和整理校订之作四十余种。在宗教史研究中，陈垣极大地扩充了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以其缜密的历史考证所向披靡，解决了许多历史疑案，为20世纪中国史学开辟了科学的宗教史研究的道路。因此，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陈寅恪就指出：“严格言之，中国乙部之中，几无完善之宗教史，然其有之，实自近岁新会陈援庵先生之著述始。”(41)陈垣在宗教史研究中所阐发的史学思想，更是给后人以极大的启发。比如，他特别阐明了宗教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注意宗教史中的政治因素；把宗教史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来研究，指出“宗教乃文化之先锋”，从而揭示中外文化交通与宗教传播的内在联系。他的宗教史研究还能从历史的是非褒贬中惩恶扬善，发挥鉴戒作用，抗战时期所作的“宗教三书”则都有这个目的。他还注意发掘宗教史料对一般历史研究的作用，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就是专为史学开一“新园地”之作。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陈垣先生是20世纪我国宗教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这方面的许多论著，迄今仍是这门学科研究者必读的著作，具有指导意义”(42)。 在宗教史研究的同时，陈垣也开拓了我国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的阵地。他在20世纪初开始的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的四十余种著述中，绝大部分涉及了明清中西文化交通的内容。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其他属于这一研究领域的著述。因此，他于中外文化交通史的研究也实有创始之功。在他的倡导、鼓励和影响下，我国的中外交通史研究在20世纪上半叶开始崛起，与陈垣有学术往来的张星烺、方豪、冯承钧、向达等学者在此领域独领风骚，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以上几人之中，又以方豪和张星烺受陈垣的影响最大。方豪是陈垣的私淑弟子，他称自己并未在大学读书，主要依靠自己向大师求教，“陈援庵先生通信讨论达二十余年，启迪最多”(43)。张星烺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过程中，也有多信与陈垣往返讨教和商榷学术问题，此后则曾被陈垣聘为辅仁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中外文化交通史研究在20世纪后半叶得到更为长足的发展，并不断衍生出如西方汉学史这样新兴的分支学科，这些都与陈垣的导引和提倡有关。著名的海外汉学研究专家张西平就指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国内是由陈垣、张星烺、向达、方豪、朱谦之、阎宗临这些前辈学者所开辟的。”(44) 陈垣在历史文献学领域的成就突出表现在将前人的文献考辨经验，系统总结为各门具有法则和范例的，可供传授、便于研习和成长的专学，从而为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确立奠定了学理基础，这些学理阐述成为他的史学思想中熠熠闪光的结晶。他在目录、版本、校勘等专学不仅有深厚的根基，而且将这些传统专学置于科学方法的规范之中，从而赋予传统学问以新的生命活力，其中“校勘四法”的科学总结就是典型的范例。他在发展、完善传统之学以外，更为后学创辟新域，开设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新学科，丰富了历史文献学的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文献学在确立以后得以迅速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并逐步形成一门具有中国风格的优秀学科，这都是得益于陈垣导夫先路的建基和示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