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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共奋:陈垣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贡献与影响(3)

http://www.newdu.com 2020-01-20 《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 周少川 参加讨论

    三、以科学精神促进历史考证学的发展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建设是与当时科学精神的提倡密切相关的,因为新史学之所以“新”,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在其近代的科学观念和方法。随着19世纪西方近代科学成就对中国的影响,流传和普及科学精神成为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重要思潮。人文社会科学受到自然科学成就的鼓舞,纷纷尝试着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历史学也开始了其漫长的科学化道路。在此过程中,胡适在史学界大力提倡科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到美国留学,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方法和詹姆士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摸索出一套实验主义史学的范式。尤其他所提出的“证明”的方法,其实就是将实验室的方法运用到史学的实证上。他总结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2)这种典型的以实证为特征的方法,为新史学考证学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除了胡适之外,当时还有一些学者积极地将科学方法引入史学领域。比如汪奠基的《科学方法论》就明确地把历史学纳入科学范围,还对历史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汪氏在书中认为“历史的方法是间接的方法”,“虽然间接推理有许多不完全的条件,但是它可以导入科学的认识”(23)。
    20世纪初的科学观念对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胡适外,其实20世纪前半期活跃的史学家大多拥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比如,陈寅恪、傅斯年等留学法国时,自然科学课程是他们的主修科目之一;而陈垣、郭沫若、鲁迅等早年则都是学医的。陈垣也意识到自己的史学方法应该得益于早年习医的经历,他曾经在给家人的去信中说他虽不行医,“然极得医学之益”,“近二十年学问,皆用医学方法也。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24)陈垣和大力提倡科学理念与方法的胡适在学术上也有很长时间的交往,彼此欣赏(25)。胡适曾为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敦煌劫余录》《元典章校补释例》等书分别撰写书评,作出高度的评价。陈垣则在与胡适就《四十二章经》问题的多次长信往返讨论之后,回信胡适,称“先生的研究态度及方法是亟当师法”,“能时时赐教督促,则幸甚幸甚”(26),这当不仅仅是谦辞而已。
    陈垣是以科学精神来开展历史考证和研究的。他在各种著述中,以精确的历史考证阐幽抉微,辨证谬误,解决了许多重要的历史疑难问题。其中如对也里可温教、摩尼教、火祆教、一赐乐业教等4种古教的考证;对唐僧玄奘西行始于贞观三年的考证及纠正梁启超的错误结论;对基督教、回回教入华史实的考证;对顺治皇帝出家史实的考证;对释迦摩尼佛牙在中国流传的考证;对大量高僧生卒年的考证,等等,不胜枚举。陈垣历史考证的精神,还表现在考证过程中如庖丁解牛般的精熟和科学实验般的严密,那些让人叹为神奇的考证过程和结果,为昔日枯燥乏味的历史考据增加了迷人的魅力,也充分证明了史学研究的科学性,因而大大提高了历史学科的地位。在诸多精彩的考证事例中,尤为令人折服的是陈垣“一字的考证”。启功曾经举了三个例子:一是陈垣考证四库馆臣于敏中的一封重要信札的写作年份,从信中记述“大雨”的“雨”字得到启发而解开谜团。二是考证顺治皇帝是否出家的问题,从《东华录》中揭示顺治灵柩被称为宝宫的“宝”字,指出宝宫即宝瓶,是骨灰坛,证明顺治是用僧家之俗用火葬的。三是利用清雍正四年后才开始避讳的孔子之名“丘”字,考证了一册伪造吴渔山的画作(27)。陈垣的“一字考证”还有不少例子,比如考证玄奘西行日期的名作,就是以玄奘所见回纥可汗乃“肆叶护”而非“统叶护”的一字之差,作为关键证据的。陈垣的“一字考证”并非出自偶然或侥幸,而是他“考证当于细微处加意”方法的贯彻施行。从细微处找到问题的关节点,就如在乱丝中找到线头一样,只有抓住头绪,才能由此及彼,层层剥离,最终找到正确的答案。
    陈垣不仅以科学考证的精密过程和准确结论为20世纪中国史学提供典型示范,还注意从方法论上加以总结。比如他在《通鉴胡注表微·考证篇》中所归纳的“考证贵能疑”,考证“当于细微处加意”,“考史注重数字”,考证“当观其语之所自出”,“考地理贵亲历其地”,“考史者遇事当从多方面考察”,“考证不徒据书本”,考证需“沿流溯源,究其首尾”等多种考证方法(28),已成为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金科玉律,供后人取法,从而对20世纪中国史学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陈垣的历史考证成果和考证学思想,是20世纪中国史学光彩夺目的宝藏。与他同时代的中外史家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的桑原骘藏称其“考据精确”,中国的陈寅恪誉其“精思博识”,胡适则认为是“精密的考证”。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都推崇他的考证方法和成就,史学史专家白寿彝说:“援庵先生的史学,以历史考据方面最有成就。”“援庵先生的考据工作,是从学习钱大昕入手,但他的成就是远远超过钱大昕和乾隆嘉庆年间的考据家的”(29)。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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