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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倡导刻苦治学与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 陈垣不仅在宗教史、元史、历史文献学等领域为20世纪中国史学作出开创性的贡献，而且以身体力行的优良学风，垂示风范，影响了几代学人。陈垣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除了以身作则之外，他还在著述中，或者利用各种与青年学子交流的机会，倡导刻苦治学、严谨创新的优良学风。这些谆谆教诲，也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总括陈垣所提倡的优良学风，大致可归纳为几点：一是刻苦治学，持之以恒；二是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三是不说空话，力求创新；四是谦虚谨慎，精益求精。 陈垣治学，一丝不苟，从来不走捷径、图省事。他搜集材料，主张竭泽而渔，材料不到手，不动笔写文章。有人问他读书治学有何秘诀？他肯定地说，没有秘诀，“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可以说是要有决心，有恒心，刻苦钻研，循序渐进”(45)。他立论评说，言简意赅，实事求是，就是在提倡政治思想挂帅的时期，他依然贯彻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史学研究和史学论著中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比如，他在1956年所作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一书审查意见》中，就批评了一些形式主义的做法，指出该书在历史要籍后所加“需要我们批判的来理解”“需要我们批判的来领会”的按语意义不大。他认为，“其实所介绍的历史要籍除几种工具书外，何一不应批判的理解”，如果要批判，就应有真实具体的内容，光贴“批判”的标签，“似可不必”(46)。他在1957年所作《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一文审查意见》中，更是批评了那种从教条主义出发、不切实际地否定史学传统和遗产的做法。他说：“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他在指出该文提法不妥之后，又说：“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47)这种辩证地、切合实际地对待史学传统和遗产的论述，反映出陈垣对唯物史观精髓的把握；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他对于学术界一些过“左”的行为做出如此冷静、客观的分析，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陈垣著书立说，务求自得创新。他曾明确地指出：“凡论文必须有新发现，或新解释，方于人有用。”(48)“新发现、新解释”正是陈垣学术之魅力所在，如他在宗教史论著中对诸多问题的考证辨析，文献学研究中对校勘四法和避讳学的总结，他的《中西回史日历》和《二十史朔闰表》在年代学上的贡献，《元西域人华化考》对文化史、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开拓，《通鉴胡注表微》对胡三省身世、史法和思想的论述，等等，都在各个研究领域里开一代风气，有独特创获。他谦虚谨慎，在发表论著前，总要再三修改；论著发表后，对别人所提意见，更是从善如流，虚心接受。陈垣说，文章“做得容易，打磨则更费时日”(49)。他发表文章总是慎之又慎，在发表之前常经过数次修改。比如，“《佛教考》已印至第五卷，随印随改，颇有增补”(50)。《释氏疑年录》在撰写完竣之后，他无意中发现某处藏《嘉兴藏》一部，有清初语录二百余种，塔铭可采者甚多，则又改写了书中的第十一卷和第十二卷，并将此视为“意外收获”(51)，丝毫没有因多次修改而厌烦。已经出版的著作，如发现新材料，陈垣也一定加以补充修订，如他为《元也里可温考》增订再版时写道：“是稿出版仅三月，续获资料几及倍，其中复有有力之证据数条，不敢不亟谋增订再版，以遗同志。”除了对作品的自我修改，他还常求教于他人。陈垣认为“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52)，他的文章要给三种人看：“比自己高明的、与自己平辈的、自己的学生”(53)，看完之后最好要给他提出各种意见，“只要找出个标点错，就好；有字抄错，小好；有引文错了，那是大好。”(54)1962年6月2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徐光启著作中的一个可疑的书名》，认为徐光启《徐氏庖言》的“庖言”疑为“卮言”或“危言”之误。他的学生王重民见报后，旋即来信告知，已见明刻书影上“庖言”二字无误；大概是徐氏在礼部为官时替兵部练兵，故将汇集此期奏稿的集子称之“庖言”，意为代庖之言。陈垣认为此说可通，即又在6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徐氏庖言》一文，消除自己的疑问，认可了原来的书名(55)。 学术研究是一项极其艰难的工作，是需要有奋斗精神、严谨态度和创新勇气相伴的崇高事业。学风不但反映学者的道德风尚，也是一个学者能否在学术事业中有所创获的关键。因此，陈垣所倡导的优良学风和他所取得的丰硕学术成果是有必然联系的。在这方面，他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做出了榜样。他所倡导的刻苦求实、严谨创新、谦虚谨慎的优良学风，对于匡正史学界所存在的某些浮躁、虚假风气，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一件大事。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对唯物史观理论进行了系统宣传，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从1920年起，他先后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1924年，他的《史学要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构建了基本框架。此后，经由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辛勤开拓，到20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已经有了一支强大的队伍，在中国史学界形成风气。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得到确立。学习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基本上成为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的一种自觉。从1949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中国史学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问题，在探索中国历史进程、历史特点；思考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评价历史人物；讨论史学工作的“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等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了进展，为20世纪末期中国史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陈垣是明确表示他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1949年他在《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中，说他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向。”(56)这些并非虚言，此时距离北京解放已一百余天。从后来的大量回忆文章可以看到，陈垣在北京解放前夕已从他的一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中了解了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北京解放后一百余天内，他阅读了大量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参加学马列讲座，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的思想转变，也决非一时的冲动或应境之变，是有其深刻思想渊源的。这源于陈垣心中的爱国精神和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着意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著书立说斥敌斥伪，用史学服务于抗日斗争。当时的爱国史学也形成一种潮流，一批爱国史学家积极宣传抗日或转而从事与国难边防有关的史学研究。比如，顾颉刚就创办《禹贡半月刊》和“禹贡学会”，为抗日救亡而从事边疆史地的研究。延安的进步史学家更是高举史学为抗日建国服务的旗帜。吴玉章说：“历史是革命斗争的有力工具”，“因为，这能百倍地坚强我们的奋斗的信心和给我们以获得胜利的必需条件的知识。”(57)吕振羽在他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序言中指出：“为‘抗战建国’的神圣事业服务的新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被陈垣引为同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中国前途渺茫，让陈垣痛心和失望。1949年北京解放以后，他看到军队纪律严明，干部勤劳朴实，共产党为人民利益着想，他看到国家和民族新兴的希望。因此他自觉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这是他的爱国思想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当然，陈垣的史学能够较快地转变，他周围的进步学者和学生也起到促进的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是他相识的旧友，1929年范文澜就被陈垣聘请到辅仁大学史学系任课，讲授《正史概论》。1930年范氏以“共党嫌疑”被捕，因陈垣与北京各大学的名教授联名营救而获释。1949年后，二人恢复了联系，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就是经范文澜修改后送去发表的。1951年3月，《新建设》杂志编辑部请在京著名史学家午餐座谈，席间陈垣还对范文澜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要负些责任，早不告我马列主义，使我几年来摸索。今老矣，不能再有成就，精力枉费，实在可惜。”(58) 陈垣参与了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学科的建设和当时一些历史重大问题的讨论。他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是学习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从中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主要作用。二是确立了学术为社会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三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同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搞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套用。虽然陈垣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时已届古稀之年，未能运用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他在晚年仍着意追求新思想，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使史学界深为感佩。白寿彝说：“他去世时，邵循正先生挽词说：‘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校雠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他认为，陈垣与时俱进的精神，“已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59)。总之，他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初识和接受，应是陈垣史学与20世纪中国史学共奋进的一道亮丽风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