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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通过各种类型、样式和风格的乐器及音乐,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人民的生活、习俗和文化。 中国早在青铜时代,音乐文化就已经相当昌盛。中国古代乐器有所谓“八音”,即金、石、丝、竹、土、革、匏(páo)、木。其中绝大多数材质容易朽蚀,难以保存。然而作为“八音”之首的“金”,即青铜乐器,在考古发掘中有较多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对古代音乐史的研究,也使我们得以走进古代音乐艺术的殿堂。 源流 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乐器仅发现铜铃。几件铜铃均体型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设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 商、西周的青铜乐器主要有铙(náo)、钟、镈(bó)、鼓等。当时的青铜乐器与商周礼制密不可分,在国家举行祭祀、征伐、宴飨等仪式时,都有乐舞相伴,并有严格的礼乐制度。在“无礼不乐”“无乐不礼”的礼乐制度下,乐器的形制、演奏及曲目都要合乎礼节。 春秋战国时期,青铜乐器的使用更加广泛。这一时期,各路诸侯崛起,他们无视周王室的权威,僭用超越自己爵位等级规定的乐舞,使得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文物登上了中国青铜乐器的历史巅峰。各种青铜乐器琳琅满目,异常丰富,还新增錞(chún)于、钲(zhēng)、句鑃(gōu diào)、铎(duó)等军乐器和宴飨乐器。 战国末期,青铜时代走向终结。秦汉之后,先秦宫廷钟磬乐悬基本消失殆尽,青铜乐器逐渐走向衰落。不过,西周的礼乐制度仍影响着中国社会。如山东章丘洛庄汉墓出土的大量乐器,展现出汉初音乐生活的生动图景,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音乐史的新课题。 分类 铃、铙、铎 铃(图⑦)形体通常较小,通高多在10厘米以下,在腔内系一游动的铃舌, 摇动铃体与舌撞击以发声。西周中期以后,已有大小相次数件编组的编铃。 铙(图⑨)是商晚期与西周早期的一种青铜乐器,外表似铃但较大。据文献记载,铙一是用于军旅,二是用于祭祀和宴飨时配合其他乐器击打节拍。铙表面的纹饰与铭文皆以柄所在方向为正,可知铙在使用时,口是向上的。北方系统的铙一般是小型的,应在中空短柄中接续木柄,手执敲击发声,多编列成组,称为编铙。南方系统的铙主要出土于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和福建,体型高大厚重,应当是插在座上敲击的。 铎(图⑩)与铃相似,也是有舌青铜乐器。不同之处在于,铃悬挂使用,铎则装有木把,手持摇振,使铎腔内的金属舌撞击铎体发声。 钟、镈 钟(图④)体两侧尖锐,横截面为合瓦形,用木槌敲击或木柱撞击发音部位以发音。青铜钟包括三种不同的形制:甬钟、钮钟和镈。甬钟侧悬,钮钟直悬,镈为平口,在音乐和音响性能上各有特色。青铜编钟在西周早、中期通常是一套三件或四件,到春秋早期增加到一套八件为常制。春秋晚期淅川下寺出土的王孙诰编钟,数目达到26件。 目前所见规模最大的一套编钟,是战国时期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65件分三层悬挂的编钟。钟架、钟钩、钟体上共有3755字铭文,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和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整套编钟低音浑厚,中音圆润,高音清脆,音域宽广跨五个半八度,中心音域内十二个半音齐备,一钟双音,可以旋宫转调。曾侯乙编钟的出土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钲、句鑃 钲(图⑤右)、句鑃(图⑤左)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是两种形制相近的乐器,一般把口沿较平、仅两铣侈出的称为钲;把口沿内凹、腔体更宽阔的称为句鑃。前者多用于军旅,后者主要用于祭祀宴飨。 錞于 形制上大下小,浅盘、平口、束腰,下体收敛。上有钮,应是悬挂在架子上使用,打击而发声(图⑧)。 鼓 铜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流行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铜鼓。出土数量甚多,平面曲腰、中空无底,到清末才完全停止铸造。一类是用铜仿制的木腔皮面大鼓(图⑥),重要的标本有两件,一件流落日本,为双鸟饕餮纹铜鼓;一件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崇阳铜鼓。从铜鼓凝重的造型、简朴的纹饰等形制特征来推断,崇阳铜鼓较之日本收藏的双鸟饕餮纹铜鼓更古朴。 乐器不仅讲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音乐文化和科学技术,还承载了当时社会的风土人情、信仰、道德与向往。在已经逝去的青铜时代,在宫廷的祭祀中、庄重的宗教礼仪中、盛大的军阵中、欢乐的宴飨中,我们都能听见乐音的回荡,看见种种乐器的身影。而在文化飞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观赏精美的铃铎鼓磬,聆听庄严的黄钟大吕,仍能给予我们一份宁静致远的沉稳,一些与古为新的灵感,一股砥砺前行的力量。(作者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方勤 记者范昊天整理 图片由湖北省博物馆提供 图文转自《人民日报》2020年01月28日06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