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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内亚”及其“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成为中国历史学界讨论的“热词”，但学界对有关概念的考订、辨析、认识和使用并未达成共识。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日趋重要。中国学者在“内亚”概念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涉及地理、区域、民族、文化等诸多领域。但需要注意“内亚”概念在解释和使用中存在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对“内亚性”“内亚传统”等具有方法论价值的概念内涵与外延也需要更加明确的界定。在认识“内亚视角”的学术价值及其局限性的同时，应重视“中国性”概念的范式价值，并进而能在“内亚”与“中国”之间找到新的话语方式和更加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历史观。 关 键 词：内亚 内亚性 内亚视角 中国史 作者简介：祁美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陈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 项目成果：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宗教与国家关系研究”(17JJD770013)。 “内亚”或“内陆亚洲”①一词是近几年来在历史学界被热议的一个概念，而与之相关的“内亚性”“内亚传统”“内亚视角”等衍生概念也被频繁使用。但搜检相关成果与议题可知，论者对“内亚”的理解和认知各不相同，即使如罗新、钟焓、孙昊、程秀金、刘文鹏等在相关领域有专文讨论的学者②，对有关概念的考订、辨析、认识和使用也存在差异。尤其是“新清史”与“内亚视角”的交织和相互影响，使得“内亚”及其衍生概念的清理和反思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史研究必须面对的一个方法论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在介绍其概念内涵的基础上，讨论目前在中国学者研究中“内亚”概念的使用情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尤其期望通过对整体性研究颇具方法论意义的“内亚性”和“内亚视角”的梳理和界定，能进一步明晰与“内亚”概念相关的问题研究和范式价值所在。 一、中国学者的“内亚”概念及其使用 “内亚”概念自19世纪产生以来，在国外学界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国学者首次对国外“内亚”一词专文进行溯源考证的是程秀金，他认为“内亚”概念最初为德国地理学家洪堡特提出，而俄国的地质学家穆希凯托夫把内亚解释为亚洲大陆闭塞的、无通向外海河流的地区，所以内亚最初作为自然地理概念被使用；其后被拉铁摩尔、罗茂锐、塞诺、傅礼初等内亚史学者使用和发展，其内涵也逐渐演变为包括语言、文化、政治、民族、宗教等研究内容的历史地理概念。③ 国外学者在“内亚”概念下讨论涉及中国史研究的问题，主要的观点或认识是：内亚在涉及传统中国的地理范围上，最大的区域包括了中国东北地区、内外蒙古、***、西藏，青海、甘肃、陕西和山西的部分地区；最小的范围则是19世纪中国的满洲、蒙古、***和西藏。在语言和民族学范畴内，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阿尔泰语系的各民族。在政治组织上主要是指长城外的游牧政权或草原帝国。另外，在文化或文明冲突研究视野下的“内亚”概念，关注不同经济、生态的接触地带、或称之为文明的边缘这类过渡地带，即拉铁摩尔所谓的游牧力量的“贮藏地”对“内亚”历史进程和中国历史进程的意义。 国内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成果的题名上借用“内亚”或“内陆亚洲”概念的历史并不长，笔者所见国内最早冠之以“内亚”或“内陆亚洲”作为成果名称的是199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的《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④论文集。其后钟焓于2005年发表的《安禄山等杂胡的内亚文化背景——兼论粟特人的“内亚化”问题》⑤一文，则率先关注了“内亚”作为一个特殊文化圈概念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此后虽有2009年潘志平的《“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和2012年南开大学张建的博士论文《火器与清朝内陆亚洲边疆之形成》⑥二文发表，但前者所论与中国史无关，后者的概念使用则仅体现在标题上，正文中基本不涉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因此可以说，直到2014年以后，“内亚”的相关论题才开始集中呈现，尤其是近两三年，更有泛滥的趋势。 目前中国学者对“内亚”概念变化的认识和表述，比较典型的如孙昊在《内亚史视野下的辽史研究》中所表达的： 在世界古代历史中，内陆欧亚(Central Eurasia)是以欧亚草原为中心，东至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森林地带，西抵欧洲多瑙河流域，南则与世界主要定居文明区域相毗邻的独特地域。其中蒙古草原又是历史上多个游牧帝国的中心地带，无论从地域还是文化特征上看，都十分典型，又可称为“内亚”(Inner Asia)。“内亚”在学术话语中的形象一直在变化，最初是野蛮落后的象征，在传统史家记事中，征服与被征服的母题曾反复出现，而当代学界更倾向于认为“内亚”是草原文明的核心地域，越发地重视其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了。⑦ 从孙昊的解释中可以看出，其所谓的“内亚”包涵了三层含义，一是“内亚”是指内陆欧亚地理范围中地域和文化特征最为典型的蒙古草原地区，二是内亚政治体的典型特征是游牧帝国，三是从区域文化或文明研究对象的认识看，内亚的“标签”经历了从野蛮落后的象征到草原文明的核心的过程。 检索大多数相关的研究成果可知，中国学者们在“内亚”概念下关注的主题或研究的问题主要分布在以下领域： 第一，介绍、评介国外“内亚史”的研究成果，总体上以介绍欧美“内亚史”研究学者的成果居多。如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民族史教研室选编翻译出版的《丹尼斯·赛诺内亚研究文选》⑧一书，介绍了被称为“内亚大汗”赛诺的相关论文著作。黄达远、袁剑主编的《拉铁摩尔与边疆中国》⑨一书，收录了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另外，袁剑的《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⑩一书，介绍了拉铁摩尔的个人经历和学术成果以及中国学界在20世纪对其理论的接受过程。钟焓的《重释内亚史——以研究方法论的检视为中心》(11)是近年来出版的介绍国外内亚史研究状况比较系统完备的著作，全书约33万字，分六章依次评价了伯希和、塞诺、傅礼初、乌瑞夫人、王明珂、森部丰六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治学特点，作者对他们的评析涵盖了从20世纪前期直至最近以来内亚史研究的不同流派与各自取向。此外有如邵建东、刘迎胜翻译的由德国学者帕拉斯所著的《内陆亚洲厄鲁特历史资料》(12)、傅正的《美国“内亚研究”中的地缘政治偏见》(13)等论著。这一状况表明，国外理论或研究成果的介绍，是中国学者笔下“内陆欧亚”或“内亚”概念使用的肇端和重阵。 第二，区域史，即作为区域地理概念的“内亚”是中国学者研究成果中出现较多的一个领域，但在使用时受国外学者的相关表述影响较大，并呈现出较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如杨镰谓“内陆亚洲(中国***、甘肃、内蒙古西部，以及蒙古国、俄领中亚)是地球上离海洋最远的区域”(14)。乌·额·宝力格则认为中国的“内亚”边疆，即今日之内蒙古、***、西藏。(15)黄达远称“内亚”主要指中亚五国、阿富汗、伊朗、中国***为中心的地理概念，将“内亚研究”或“欧亚研究”“中亚研究”视为同义语。(16)潘志平在《“内亚”历史文化特征与中亚多国博弈态势》一文中，“将中亚五国与其相邻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印度的西北北部地区”称之为“内亚”，且作者强调，自己在“这里只是借用了‘内亚’，而非拘泥于其内涵和外延”(17)。 第三，古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中的“内亚”概念，更多的是泛指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包括西藏、中亚地区)的历史、文化等。如《内陆亚洲历史文化研究》中收集论文30篇，涉及蒙、藏等内亚民族的政治、经济、宗教、文物、典制、民族关系等，被称为国内外蒙元史及西北民族史学界特别的“学术集刊”。王颋所著的《内陆亚洲史地求索》及《内陆亚洲史地求索续》(18)两书，用考据和文献等方法对从夏至明朝与北方民族相关的地理、乐器、物产、宗教、传说等内容进行了考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年整理出版的《蒙元史与内陆亚洲史研究》(19)，选编了韩儒林的蒙元史研究成果和西北地理札记，也涉及对匈奴、突厥、吐蕃等民族政权探讨的文章。耿世民于2015年出版的《内亚文史论集》(20)，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研究古代突厥—回鹘文献和古代西域—中亚语言、历史文化的近40篇论文。王东平在介绍刘迎胜所著《西北民族史与察哈台汗国史》等研究成果时，也冠之以“内陆亚洲史”研究的新成果。(21) 第四，作为研究范式或视角的“内亚”概念，越来越受到相关领域学者的关注。典型的如姚大力的《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22)一文，满怀热诚地介绍了拉铁摩尔的内亚视角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意义，认为是对在他之前仅以汉族和汉文化作为中心视角去考察和论述中国历史变迁的旧有知识传统的一种重要修正和补充。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23)一文，则介绍了“新清史”学派如何对欧美和日本学界“内陆亚洲”理论进行运用和发挥，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叙事体系。游牧文化传统也是“内亚”视角下重点关注的一个领域，罗新的《黑毡上的北魏皇帝》、钟焓的《“四海之内皆可汗”——论内亚汗权体制中的“有限性君权”》(24)、曹金成的《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沈睿文的《内亚游牧社会丧葬中的马》、黎镜明、李沙沙的《内亚传统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历史演进》(25)等文，均是通过“内亚视角”将北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游牧文化、制度传统进行整体性讨论的典范。 综上可知，在“内亚”一词的包裹下，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样貌，甚至不乏被追求学术“时髦”者滥用或泛化的倾向。总之，基于“内亚”概念在解释和使用中出现的这种随意性、不确定性，学界有必要反思和做进一步的澄清工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