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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亚视角”的范式意义及其问题 随着全球史、“想象的共同体”、新清史等西方思潮对传统“中国观”的冲击，同时基于对过去中国史研究中的王朝史范式的反思，不少中国学者试图借助内亚史的研究以重新构建一种新的历史叙事方式，“内亚视角”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笔者认为，“内亚视角”的范式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通过从汉民族到内亚民族历史叙事主体的转换，启发学者关注少数民族对中国史的塑造作用，增进对中国历史多元性和整体性的理解，促进各民族彼此的认同。其二是通过从边疆看中国的立场转换，摆脱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地域视角，从更宏大的地域视野研究中国历史形成和发展，关注过去所认为的“边缘”地带的历史塑造力量。其三是通过以上两点，立足于当下实际，重新构建一套更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中国史叙事体系，在多元族群和地域互动下解释过去的历史。目前国内内亚史研究在此三方面都有所努力，但也面临着由“内亚”及其相关概念本身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一)“内亚视角”的研究取向 首先是立足“北族”看中国。罗新在《内亚视角的北朝史》一文中认为，北朝兼备内亚与华夏双重文化传统的因素，因此对北朝史的研究有两个路径：一是基于北朝史是中国史的立场，关注汉唐历史连续性，从华夏本位角度研究北朝史。二是基于北朝史是内亚史一部分的立场，即关注汉唐历史的断裂，内亚与华夏两个文化传统的遭遇、碰撞和调适，从内亚史视角研究北朝史，即内亚视角的北朝史，是追寻中国北族王朝历史中的内亚渊源，并通过对“北族”某一问题的研究，从某一角度或某一局部照亮内亚史，从而使得我们获得对古代历史更丰富立体的认识，就是“内亚视角”。(35)学界部分的研究实践也基本遵循了这一理路，如曹金成的《蒙古忽图剌汗即位仪式新解——内亚视野下的树木崇拜传统》一文，与罗新关于北魏君主举毡即位仪式的“内亚传统”的解释路径相似(36)，可以视为是典型的“内亚视角”的研究。这种基于内亚民族立场的“内亚视角”，与新清史强调内亚民族历史文化因素的研究路径有一定相似性，区别是他们在强调清史的一部分与内亚史是重叠的同时，最终体现的是整体中国观的研究指向。 其次是立足“边疆”看中国。在近年来兴起的“内亚”热中，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一书受到了格外的重视。(37)姚大力将其学术理路概括为“从边疆发现中国”，并对其观点在中国史研究中的价值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在拉铁摩尔视野中，中国国土由汉地和“长城边疆”两个有机部分构成，“长城边疆”或者谓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并非总是“被动地等待被中心地区‘收复’、‘统一’或‘重新统一’的地位”，而是拥有主动参与中国历史的能力，而且事实上它就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而这种能力的获得来自这一地区共有的“内亚特性”，并认为“这种强调中国的内亚特性、强调从长城边疆‘发现中国’的观察和分析视野”，就是有些学者所谓的“内亚观”。(38)另一位受到内亚史学界关注的人物是巴菲尔德，他的《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被认为是在中国边疆史研究领域内由“重新发现”拉铁摩尔到新的“边疆范式”形成的过渡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是拉铁摩尔之后新的“边疆范式”。巴菲尔德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存在着彼此相对独立而连续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但在作为两者边界的内陆亚洲地区，双方彼此接触并对对方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长时段的视野下，内陆亚洲对草原社会和中原王朝的历史变迁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9)继巴菲尔德之后在国内学界引起空前反响的是王明珂的观点，他曾师从于巴菲尔德。尽管在其著作中没有再强调“内陆亚洲”这一概念名词本身，但其在《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等系列著作中，继续贯穿了前者“从边疆看中国”的研究路径，并有进一步的理论完善。(40)从拉铁摩尔、巴菲尔德到王明珂，从边疆或边缘看中国的“内亚视角”在学术理论化程度上走的最远，尽管受学科背景和宏大叙事的限制，在具体史料考证上有所不足，但仍在国内学界受到了广泛肯定。 其三是立足“多元”看中国。张广达在《从内亚史视野观察十至十三世纪的唐宋变革和宋元变革》演讲中，认为从内亚史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探讨的主要是内亚草原骑马游牧的流动族群与中原农耕定居地区的编户齐民之间的异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动。与之相似，孙昊也认为从内亚视野看辽史的关键问题不是寻求契丹与内亚民族之间的社会、政治、文化相似性，不是将辽史置于内亚史的解释框架，而是探讨内亚传统在辽朝社会政治体制建构和维系中所发挥的作用，使我们看到一个有别于唐宋变革的历史情境，认识到辽朝历史的多元性特征。(41)事实上，这种基于族群互动视角下对中国史多元性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罗新所否定的以中国史本位的“内亚视角”研究，即借助某些内亚史研究以对中国史作补充性解释。笔者以为，这种借鉴“内亚”概念及其理论研究成果之后的中国史研究，似乎在叙事体系上更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也是学界普遍所寄望的一种研究指向。这种研究指向试图摆脱过去汉化视角下的王朝史叙事旧路，又不满足于以内亚民族为主体的局部性研究，而是希望在正视内亚民族影响下重新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历史叙事体系。 (二)对“内亚视角”相关问题的反思 首先，“内亚”概念的不同解释和使用影响了国内学者对于“内亚视角”的理解和认识。在罗新、钟焓等人看来“内亚”更类似于“内亚民族”概念，其“内亚视角”也主要是基于内亚民族本身的历史连续性及其如何看待历史而言。拉铁摩尔、姚大力等学者侧重于“内亚”的边疆属性，将“内亚”理解为华夏边缘的文化和族群互动地带。而张广达、孙昊等提倡的内亚视角，则侧重于对多元族群互动下的中国史认识和解释方面。显然，“内亚”作为与长城以南“农耕地区”相对的概念是被普遍接受的看法，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在亚洲中部地带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社会和经济组织以及民族，这样广泛的地区很难以一种均质的“内亚特征”加以概括。因此，学者们在使用“内亚”及其相关概念时，需要明确的界定和谨慎使用，以逐渐明晰“内亚视角”研究方式的确定性指向。 其次，“内亚视角”的一个关键难题在于如何处理“内亚”与“中国”的关系问题。提倡“内亚视角”的学者基本上都对过去“汉化视角”的王朝史观提出批评和质疑，认为“汉化视角”忽略了边疆民族对中国历史的主动参与能力和塑造作用。但正如罗新所论，“历史上的游牧内亚与农耕中国之间并不存在一种清晰的分界线，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原王朝与内亚政权之间都保持着空间、文化和人群的部分重叠关系”(42)。中原王朝的建立者中除了来自中原地区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治体外，还包含了来自“内亚政权”的统治民族，显然，由内亚政权发展而来的中国王朝与由中原自身生成的中国王朝，其王朝中的“内亚性”存在质的差别，前者的内亚性与内亚传统有关，后者则是外来因素；由“内亚传统”而生成的“内亚性”(如北族王朝的内亚性)与因“内亚因素”而产生的“内亚性”(如汉族王朝的内亚性)应是两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进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钟焓在批判美国新清史学者以清代的“内亚性”而否定其中国王朝特性时，从君主在不同族群中的多元形象、汉文和非汉文的文献“合璧”现象、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宗教政策与政教联盟关系三点，论证明朝也具有相同的特征，从而说明明清王朝的同质性，但这种比较忽略了“内亚传统”与“内亚因素”的不同性质和影响程度。何况，清代所实行的多元的政治、文化政策，如合璧文书等，固然有其“内亚传统”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基于现实的多民族统治需要的结果，是“内亚性”与“中原性”的合并而致的“中国性”结果，而不仅仅是“内亚性”表现。所以，元清与宋明的差异性在于，前者在入主中原而建立大一统的多民族政权时，内亚传统趋于不断衰减的过程，内亚和中原的二元性界限逐渐模糊，“中国性”特征开始凸显的历史特征；后者则是在内亚因素不断影响下，使中原性在不断融入内亚性成分的过程中彰显“中国性”的本质。 其三，反思“内亚视角”下的“新清史”应重视“中国性”概念的方法论意义。很多新清史的学者把长城以内的中原地区等同于中国，而将“内亚性”与“中国性”相对立，他们“强调明清两朝的差异性和断层性，满洲人建立的清朝或清帝国被其定位成内亚性十分突出，甚至有时压倒了‘中国性’的典型征服型统治政权，明朝则被化约成一个相对纯粹的汉人政权，常常被用来反衬以彰显‘内亚性’著称的清帝国的存在”(43)，认为清朝是中国和内陆亚洲两个不同政治秩序的混合体，所以刘文鹏在讨论“内亚视角”与新清史的关系时，清晰地指出：利用内亚视野对汉化史观下的清史叙事进行新的全面修订，是“新清史”学者要表达的一种史学志向，他们偏向强调清朝与内亚政权的延续性，其结果就是使“‘内陆亚洲’由一个地理概念和文化上近似的统一体，在不知不觉问被解释为一个‘政治统一体’，并可以与‘中国’这个国家概念、政治概念相抗衡。所以，‘新清史’以内陆亚洲为基础构建其‘去汉化’、‘去中国化’的理论，不免有偷换概念之嫌，也违背了‘区域研究’的本义”(44)。 因此，如何讨论和叙述“中国”以及“中国性”的问题，也是中国学者在反思新清史的相关论点时必须要面对的。对此，杨念群《诠释“正统性”才是理解清朝历史的关键》一文认为，应当从王朝传承的“正统性”问题上进行探讨“中国”，所谓的“内亚性格”边疆治理措施不过是技术手段和“大一统”格局的前提，而“汉化”也无法概括清代对前代王朝“正统性”的接续过程。(45)熊鸣琴则认为“中国性”即是古代政权在王朝谱系中的“正统性”。姚大力进一步指出，中国性本身具有多元特征，揭示其内部的内亚性并不会离析其本身的内聚性，而有助于澄清把“中国性”等同于“汉族特性”的流行见解。只有在承认中国内部差异和多样性元素存在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更高程度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整合，(46)即对于多民族政权中来自内亚和中原传统的诸因素共同作用表现出来的特点，可以用“中国性”概括之。 其四，充分阐释“中国性”概念的意义和价值或可成为新历史观的努力方向。20世纪以来，学界为探索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形成的规律，多着眼于种族或文化差异，先后提出汉化、胡化、华化、涵化等概念和研究视角，今天“内亚视角”的提出和受到重视，无疑是学术不断推进的结果，亦是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在史学领域的反映，但因其关注点在于区域的特征、差异和影响，解决的仍然是局部问题。笔者认为“中国性”概念，兼具地理、历史、政治和文明内涵，是当下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逻辑的恰当表达，但对“中国性”概念的强调并不是要所取代或否定“内亚性”，而是对其难以解释的晚期中华帝国多元性统治的特点进行补充或纠正。袁本罡在《追寻、重构与批判：对“中国性”之本质的三种不同理解》一文中，介绍了近现代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性”概念的不同认识，“海内外学者对‘中国性’的阐述，尽管观点不同，却又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当中国从帝国体制中走出迈向民族国家时，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靠什么来获得内在的一致性，从而使他们能接受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事实上对这个问题的回应也折射出人们对‘中国性’这一概念的态度”。作者从中华文明源流的争辩、“文化中国说”、后现代理论的解构这三种针对“中国性”的不同论述，说明了人们对现代中国与其传统的关系的不同认识。(47)作者所强调的关于“中国性”的论述应“都是以历史以及文化的积淀作为根基”的指向，正是本文所谓“中国性”的研究目标，即通过“中国性”的概念探讨中国多民族政权下内亚与中原因素共同对历史的塑造表现。正如钟焓所言：“从更高的要求来说，我们亟须一种能够将内亚史与中国史合二为一的历史观，而不能仅仅止步于从中国史中发现‘内亚性’。”(48)这种新的历史观，既能摆脱过去以王朝史为叙事主体的旧路，又能避免陷入单一研究视角的极端路径。总之，如何在既有核心的叙事主体又兼具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上展开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仍然是学界需要探索的课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