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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亚性”“内亚传统”概念的内涵及其关系 “内亚性”和“内亚传统”均是“内亚”一词的衍生概念。如果说，“内亚”更多的是在地理或区域意义上被使用，“内亚传统”多用来指代非汉文化或制度体系，而“内亚性”则是对中国各王朝中体现出的“内亚”因素的一种整体性描述。所以，“内亚性”是一个与“内亚传统”在研究对象和解释范畴上具有明显区别的概念，厘清这两个概念对于边疆民族史和中国史的研究意义，显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价值。 (一)什么是“内亚性” 目前学界所谓的“内亚性”，主要用于概括历史上北方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方面和影响程度。就笔者所见，首次在研究成果的题名中使用这一概念的是罗新，他在《内亚传统的连续性与中国历史的内亚性》一文中认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和以长城以南农业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存在着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单元，内亚历史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表现为“内亚传统”，而内亚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表现，或者说中国史中与内亚史交织的部分为“内亚性”。他同时认为，在中国历史上所有时期都存在内亚性，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域上是不均匀分布的。“固然，那些以来自内亚的族群集团为统治核心的王朝，如北朝、辽、夏、金、元和清，其历史内容理所当然地洋溢着强烈的内亚气息，而那些并非由内亚人群直接建立的王朝，如秦、汉、魏、晋、唐、宋和明等朝代，其历史的相当一部分也是与内亚深刻纠缠在一起的，中国历史所固有的这种充斥内亚因素的现象，说明中国历史存在一种不容忽视的内亚性(Inner-Asia-ness)。”(26)此外，钟焓在《简析明帝国的内亚性：以与清朝的类比为中心》一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明帝国与内陆亚洲的历史关联遭到了相对消极的评估，如果在中国史中发掘出“内亚性”的历史因素，那么就不仅要重视对北朝和辽、夏、金、元、清等北族政权的学术研究，进而还应该认识到，像汉、唐、宋、明等王朝统治时期，内亚性也一直存在，甚至有时候还相当重要，并从君主形象的多元性、合璧文献和宗教影响三个方面与清朝的“内亚性”相比附。(27)在《重释内亚史》一书中，他进一步将“内亚性”的研究对象细分为基本制度下的内亚政治因素在中国的移植变形、政治观念方面的浸染体现和大众层面的特定外来习俗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传播流变三部分，同时介绍了相关国内外著作中对此三种“内亚性”的研究。(28)相比较而言，罗新主要着眼于“内亚性”在中国历史上长时段的演变进程中的地位，而钟焓则对“内亚性”的具体表现上做了内容层面的划分。 可以说，“内亚性”概念受到中国史学界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从这两年学界关于“内亚性”“内亚因素”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于对唐、宋、明等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政权的“内亚性”探讨。重要的成果除罗新对北朝、钟焓对明朝的研究外，李鸿宾在《中华正朔与内亚边疆——兼论唐朝北部长城地带的意涵》一文中，通过分析北方因素对唐朝政治体建设和政治集团的影响，认为统治集团中的北族文化血脉在促使唐朝对外扩张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9)王一凡则关注到了宋朝的“内亚性”问题，并运用考古学方法考察了北宋与辽金交界地带墓葬中所反映的“内亚性”文化因素。(30) (二)关于“内亚传统”的认识 如上所述，罗新在最早关注“内亚性”这一概念时，就指出与它相关联的一个概念是“内亚传统”，那么何谓“内亚传统”？目前学界对此给出较为清晰的描述的学者仍然是罗新： 在内亚，尤其在内亚游牧帝国的政治中心地区的蒙古高原，政治领导权的确立与更替同样有自己独特的仪式性表达，这一仪式固然随着时代、族群和文化的不同而有所更替，但也有清晰可见的连续性和继承性贯穿其中，使内亚政治文化迥然有别于华夏传统而自成一系。(31) 他将“内亚传统”表述为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内亚”政治、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一套关于政治领导权确立与更替的独特仪式性表达。笔者认为，罗新关于“内亚传统”的界定，是着眼于其迥别于华夏传统而言的，这对于讨论中国王朝中的“内亚性”非常有意义。即以罗新《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为例，作者对北魏的举毡旧制的探讨，是通过对拓跋鲜卑政治传统的考察，说明游牧政权的“内亚传统”问题，他说“只有从内亚传统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不仅草原上突厥和回鹘的可汗们经过这一仪式之后才能爬上权力的顶峰，而且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北魏的大多数皇帝们，以及后来元朝的皇帝们，都是由七个王公贵人用黑毡托上皇帝宝座的，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立汗仪式”(32)。 值得注意的是，罗新所谓的“内亚传统”，不仅仅停留在讨论某一游牧民族的制度或文化上，而是将其作为民族史的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因此，他在《黑毡上的北魏皇帝》一书中专辟“内亚传统作为一个方法”一节，讨论作为一种方法的“内亚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他以北魏清河王绍即位仪式上的君臣对话和突厥立汗仪式上新可汗预言自己在位年限为例，说明“内亚传统的连续性，意味着在与外部政治体、文化体接触并接受影响的同时，内亚各游牧人群所建立的政治体之间的相关性，可以保障内亚独特的文化与政治传统能获得连续的传播和发展，无论是在时间上(从六世纪到十世纪)还是在空间上(从鄂尔浑河谷到伏尔加河谷)”。而内亚游牧世界这种象征性文化符号的跨语言、跨地区、跨时代的传播继承与发展，正是内亚历史独立性与连续性的美妙诠释。(33)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内亚传统”的确是整体性和连续性考察内亚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内亚传统作为一种方法，可能还在于提示我们如何将内亚历史作为独立的历史单元进行研究的问题，而不是作为中原王朝史的附庸。 但是这也将引发另外一个疑义，即“内亚”内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与“内亚传统”概念导致的同质性追求之间的矛盾如何解释的问题。从罗新的讨论可知，他所谓的“内亚传统”其实就是游牧社会、游牧文化、游牧政治体传统，所以在其讨论的议题中“内亚传统”的内涵具有同一性。而学界对于“内亚”的解释和使用是繁杂的，即以最狭义的“内亚”地理范围而言，也包括蒙古、***、满洲等地，虽然它们相对于中原而言，其政治、文化均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但就其内部来说，各地区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民族主体、文化传统等条件也都各不相同，将其政治、文化特征概括为均质的“内亚传统”是否会抹杀其各自的独特性，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学界对“内亚传统”的理解与罗新近似，多倾向于“游牧特性”或草原特征，然而其内涵的“非汉传统”或“非中原传统”的指向则意味着可以将之放射到其他农耕、渔猎、绿洲等内亚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上。因此，目前对“内亚传统”概念内涵的过分简化的表达与其外延使用并不相符合，即可能导致所谓的“内亚传统”变成一个只是相对于“汉文化传统”或“华夏传统”的伪概念。其实，如果进一步深究，“华夏传统”本身就是一个为人所熟悉却含糊不清的概念。因为传统往往指的是一种抽象的文化延续，它必然需要在时代的现实中寻找它的客体表现。若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看，任何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概念、术语、命题、名词都是一种语言符号，而由于时代的变迁，后人对这种符号的运用与它要表达的语义之间并不可能完全吻合。(34)所以笼统地以“华夏传统”抑或“内亚传统”对历史进行长时段的概括容易忽视其内部的差异性所在，也缺乏足够的内涵支持。 除了对“内亚传统”这一概念认识本身需要注意外，其与“内亚性”的关系也应进一步区分。根据罗新的论述，“内亚传统”与“内亚性”实际存在相伴生的关系，如果说“内亚传统”的概念是相对于内亚政权的建立者而言的，“内亚性”则是受“重叠关系”影响的中原王朝的特征，但是由于中原王朝的建立者中除了来自中原地区以汉族为统治民族的政治体外，还包含了来自“内亚政权”的统治民族，而根据罗新、钟焓的观点，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具备“内亚性”特征，那么这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原王朝的“内亚性”，除了体现出不均匀或不均衡性外(即可理解为内亚因素的多少不同)，是否还有其他需要关注的层面？因此，笔者以为，在“内亚传统”和“内亚性”概念的使用上，必须明确的加以外延上的限定，前者主要是探讨某一类的北方民族政治文化传统，而后者用于分析北方民族在中国各王朝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影响。而在探讨元、清等多民族的大一统王朝的时候，无论是“内亚性”还是“内亚传统”，其概念的解释力有明显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