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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关键维度 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政治工程, 国家认同建构是国家整体建构过程中的一项核心任务。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领袖们往往以传承核心价值观和强化国家认同为己任, 甚至从竞选造势开始到执政结束都在履行这一使命, 以增强民众国家认同达到新高度, 而且越是经济发达、政治文明程度较高的国家, 越是注重国家认同的培养, 不仅在战略上十分重视, 而且在战术上也步歩为营。这其中包含着一些普遍性规律。 (一) 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共同的经济利益 马克思主义认为, 物质决定意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 国家认同的物质性基础便是经济, 经济对族际关系的维系和国家认同的建构发挥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只有建立在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基础上的族际关系才是最稳固的, 只有建立在繁荣强大的经济实体基础上的国家共同体的根基才是最坚实的, 经济是可以将不同语言、文化、社会背景的人民更好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利器。因此, 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不止是单纯的经济发展, 更是被赋予了国家政治合法性和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使命。 新加坡的代表性比较典型。作为一个从“一无所有”建立起来的现代国家, 新加坡既没有社会成员共有的历史, 也没有社会成员共享的价值观, 甚至没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于是新加坡将发展经济作为建构国家认同的捷径和重要手段, 让人民对国家共同体产生依附。[10]新加坡政府首先通过降低税率吸引外资、培育发展产业链群等创造各种环境和机遇, 使人民共同参与经济建设, 创建一个强大的经济利益共同体, 做大“蛋糕”, 使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为增进国家认同的强劲推动力;其次以增强落后民族竞争力为主, 民族照顾政策为辅的政策思路来加强调控, 采取层次教育和职业培训等提升少数民族的自我发展能力, 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使各民族人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合理分配“蛋糕”。这种共同参与其中并彼此给予一种较好的生活, 使新加坡民众自然而然地对国家产生认同, 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连为一体。 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 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1]各民族对于国家共同体的认可“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共同利益的关注程度, 取决于他们共同需求的强度以及与环境的关系。只有那些被他们视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的或至少是有用的东西, 才能将他们紧密团结, 以抵御那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分离力量的影响”[12]。美国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把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迈克尔勒曾自豪地说, “在美国, 华尔街股市的动荡牵动的是每一个美国人的神经, 无论他是穷人富人、黑人白人、拉美裔人还是亚裔人”。[13] 在加拿大, 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和历史上的种种原因, 法裔加拿大人和英裔加拿大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尤其是魁北克法裔人民族意识非常强烈, 一直企图独立, 曾先后于1980年、1995年、2010年进行过3次独立公投, 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魁北克与加拿大其他地区长期以来形成了割舍不断的经济联系。主张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人党党首雅克﹒帕里佐 (Jacques Parizeau) 在1995年全民公决失败后的告别演讲中宣称:“这次全民公决有了新的内容, 其中之一是经济因素已摆到了这次公投的中心, 因为我们的星球今天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大市场。”[14]魁北克分离派不仅没有以分离可以带来经济利益的观点说服当地居民, 反而, 多数魁北克人都认识到, 如果魁北克脱离加拿大, 它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比如魁北克将失去每年从联邦获得的一百六十多亿加元的倾斜性补贴, 这占到魁北克省预算的百分之二十三。离开这笔资金, 魁北克省引以为荣的社会福利体制, 恐怕将遭遇预算困难。所以, 在经济现实之下, “魁独”的激情已然在消散。[15] 而苏联的国家解体, 除了长期积累的民族矛盾外,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国家的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经济战略方面出现了严重问题, 导致经济发展停滞, 人民生活水平日渐下降。据有关资料显示, 1985年苏联人均GNP为3.396美元, 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而且落后于亚洲、拉美一些国家, 苏联人均生活水平从革命前居欧洲第五位下降到居世界第八十八位。[16]严重的经济危机引发了苏联各民族的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 严重破坏了国家认同的物质基础, 导致苏联国家认同建构的失败。 (二) 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金里卡指出:一个承认自己拥有不同民族群体的多民族国家, 只有同时培育一种各民族群体的成员都拥护并且认同的超民族认同 (supranational identity) 时, 它才可能稳定。[17]金里卡所提及的超民族认同就是超越民族认同意义上的国家认同, 其产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基本价值理念, 或称为共同的文化价值观, 它集中体现了一国国民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对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化、政治多极化及各种民族主义思潮冲击的纷扰复杂的国际背景下, 为了加强各民族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和归属感, 提高整个国家的凝聚力, 在传播共同的文化价值观、强化国家文化认同的政策路径方面, 多民族国家充分利用教育教学、宗教教化、国家象征符号的推崇、影视宣传等线上线下多种途径, 形成系统完善、效果突出、潜移默化的全方位文化教育体系。 在社会生活中, 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文化不仅能够通过一种在群体成员中共享的世界观和历史命运感将人们在情感与信念上连结为一个整体, 塑造出共同的身份认同, 而且可以通过对政治目标和政治过程进行合理化解释, 建构起政治权威。[18]主流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其具有高度的融合力、强大的感染力和广泛的认同力, 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受到倡导的、起着主要影响的文化。[19]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统一的角度来看, 任何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自己的主流文化, 尤其对多民族国家来说, 主流文化不仅担负着传承文明的使命, 更重要的是担负着感召民众、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美国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 民族多样, 文化多元, 但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一直占据着主流文化的地位, 殖民时期极力推崇, 建国之后更是强化其主体地位, 并要求当地土著印第安人和外来移民予以认同和归化, 对不服从同化者采取极为苛刻的惩罚措施。例如, 19世纪70年代, 美国政府开始对印第安学生实行寄宿学校的强制教育, 印第安学生被强制与父母分离, 在学校内接受唯英语教育、公民意识教育、信仰教育和军事化管理等, 通过单独隔离和强制同化等方式, 使印第安人弱化自身的语言和文化认同, 最终达到根除印第安文化、全民信仰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目的。[20] 国民教育作为主流文化传播的主渠道, 多民族国家极为重视教育体制和政策在建构和传播主流文化价值观方面的重要作用。2007年1月25日, 英国教育部推出了一项旨在让全国中小学生普遍接受社会价值观的教育计划, 该计划规定:在英国的中小学校里, 凡是年龄在11到16岁的中小学生, 都要学习有关英国言论自由、多元文化、尊重法治等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英国不同社会群体对英国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的教育, 并将这项教育计划列入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国家必修课程,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对种族、信仰多元化有更深刻的认识, 学会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种族分歧问题, 使学校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力量。[21]开展公民爱国主义教育是俄罗斯联邦政府的重要国策之一, 普京在初次担任总统时便要求政府制定爱国主义教育纲要, 对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以增强民族凝聚力。2001年, 俄罗斯联邦政府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2001—200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 其中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概念、目的、任务和原则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并分别于2005年、2010年、2016年持续性的颁布了《俄罗斯联邦国家2006—2010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俄罗斯联邦国家2011—201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和《2016—2020年俄罗斯公民爱国主义教育国家纲要》, 通过对内容、形式的不断改进, 使俄罗斯形成了完善的、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 爱国主义教育成效显著。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2009—2010年开展的一项关于爱国主义的社会调查显示, 俄罗斯有80%的公民认为自己是爱国主义者, 俄罗斯人对“我是俄罗斯公民”认同感也超过半数。[22]美国则通过星条旗教育来培养学生和公民的爱国意识, 每个学生从小学入学到高中毕业都要接受爱国家、爱国旗、唱国歌等教育活动, 美国大多数学校都会要求其学生每天都要向国旗致敬, 并认真宣读《效忠誓词》, 进行效忠宣誓。[23]这种爱国主义教育易于把分散的社会认同整合为一种聚合的国家认同, 成为推动国家统一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 人类进入了大众传媒的新时代, 互联网、电影、电视等成为公众了解社会的主要渠道, 并日益成为引领和传播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重要平台和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主要因素。美国的好莱坞无疑最为典型, 其通过拍摄《拯救大兵肖恩》《超人》《阿甘正传》等影视作品的方式向国内外推销美国的自由民主和英雄主义等价值观, 因其成功的输出被冠以“文化大使”的称号。好莱坞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政府对电影产业发展的支持政策, 美国政府不仅颁布《版权法》、《盗版和假冒修正案》和《国家电影保护法案》等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 还成立了诸如美国电影协会、国家艺术捐赠基金会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等专业机构来保证电影行业的有序发展;而且美国各州还颁布了许多优惠的税收扶持政策, 如纽约州政府设立了电影业税费抵免专项资金, 自2011—2014年间, 每年分配4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支持影视行业的税收抵免项目。[24]通过扶持电影产业的发展, 使影视作品成为宣传核心价值观和爱国主义的重要利器, 引发广大民众的情感共鸣, 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国民的群体意识和共同行动。 以执政党领袖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也充分利用竞选演讲、发表公众演说等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和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灌输。尤其在国家出现危机或危难之时便是执政党领袖强调或重申国家价值观的最佳时机。2001年“9·11”事件发生之后, 布什总统立即发表演说:“恐怖分子的袭击可以震撼我们的建筑, 但他们无法动摇我们牢固的国家基础。这些行径可以粉碎钢铁, 但无法挫伤美国人民捍卫国家的决心”, [25]使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空前高涨。2019年4月15日巴黎圣母院遭遇火灾之后, 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发表电视讲话, 他说:“圣母院的火灾提醒我们, 法国的历史永远不会停止, 我们永远都会面临需要克服的挑战”, 并强调, 在这场悲剧之后国民更要保持团结, “事实证明, 我们有能力动员和团结起来并取得胜利”[26]。随后, 他发布了重建巴黎圣母院的号召, 法国各界人士纷纷响应, 使法国人民空前的团结在一起。 (三) 国家认同建构基于有机的社会整合 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各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这种差异如果无限扩大蔓延,就会导致民族界限凸显,民族意识强化,甚至族际关系的紧张。为了实现族际关系的融洽状态,就必须对这些差异进行有效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协调不同民族文化间差异的能力决定了一个国家认同建构水平的高低。国家进行社会整合的目的在于使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思想相和、文化相美、生活相近、居住空间相通的一种紧密团结、亲密无间的族际关系状态,这种状态不仅仅是指居住格局和生产生活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文化、思想以及情感等精神文化关系方面,缺乏结构性的互动关联而导致了族际关系失衡的民族政策不可能实现国家的高度认同。 亨廷顿认为“当文化的差异和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暴力、自治或分离运动”[27]。从历史经验来看,居住区域的相对隔离确实容易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加拿大魁北克的民族独立公投问题与法裔加拿大人在魁北克地区长期聚集有很大的关系。魁北克作为加拿大最大的省份, 人口占加拿大总人口的1/4, 80%的法裔加拿大人居住于此, 长期的聚集使他们与外界形成了天然的隔离屏障, 使本已具有较强民族意识的法裔加拿大人的独立意识更加强烈,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加拿大其他地区的以法语为中心的法裔文化、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宗教文化以及独特的法律制度体系等,导致法裔加拿大人逐渐从“法裔加拿大人”的国家认同转变到“魁北克人”的民族认同。 为防止这种地域隔离与民族分野相互叠加导致国家的离心力增强, 美国绝不允许出现任何试图以民族单位为基础建立的政治实体, 而且坚决反对民族聚居模式的地域化。1818年, 居住在纽约和费城的爱尔兰移民要求征用西部的一片土地作为他们的领地, 这一要求不仅遭到了联邦政府的断然拒绝, 而且国会还为此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 重申“联邦政府反对任何一个海外迁入的群体在合众国的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民族区域”的原则。[28] 为了优化民族分布格局, 通过消解社会张力并促成国家整合, 新加坡大力推行“组屋政策”, 即在组屋挑选中, 政府把各民族放在一起进行抽签选房, 并且为了避免在二手房交易中形成单一民族聚居情况, 又出台了明确的购房政策, 规定各种族或民族的入住比例。[29]如1989年住房和发展局的族群比例规定中, 马来西亚人(占总人口15.1%)在一个居住区中所允许的最大住屋比例为22%, 在一栋大楼内所允许的最高比例为25%, 华人 (占总人口76%) 为87%, 印度人和其他族群(占总人口8.9%)分別为10%、13%。[30]“组屋政策”在促进新加坡各民族交往和加强社会整合方面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和物质条件, 为多民族国家繁荣发展提供社会基础与发展动力。 作为社会黏合剂的语言政策是多民族国家用于促进社会整合、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战略手段。正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Fichte)所言:“国家首要的、最初的、并且是真正自然的边界毫无疑问是他们的内在边界。那些讲相同语言的人们天生就有无形的巨大吸引力, 他们相互聚集起来……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31]以国家的意志推行某一语言, 使其成为国家官方语言和全国通用语是很多发达国家民族语言政策的基本指导原则, 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希腊、意大利等国家为了达到国家文化意识形态的统一, 纷纷通过宪法确定了本国唯一官方语言的地位, 即便有的多民族国家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 但几乎也都有在全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通用语。其中, 法国一直将法语作为国家认同和社会融合的重要工具, 尤其20世纪70年代以后, 面对经济发展缓慢、地缘政治地位下降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 法国政府更加重视对法语地位的维护, 曾于1972年、1975年、1986年和1994年多次立法, 以维护法语在法国公共媒体领域中的地位。[32]1994年8月4日, 法国议会通过的《法语使用法》中明确规定, 由国家公务人员签署的合同必须使用法语;教学语言是法语;广播、电视要为保护和传播法语作贡献, 其节目和广告内容, 不论以何种方式发送或传播, 必须使用法语等。[33]通过制定一系列旨在保护法语的政策和法规, 保障法语在本国不可撼动的官方语言地位甚至世界范围内的“大语种”的地位。 当然, 在多民族国家由于语言政策的实施不当造成国家认同危机的事件也不少。比利时将荷兰语、法语和德语三种语言共同设为官方语言, 其中荷兰语和法语这两大语言基本把比利时分为北部荷兰语区和南部法语语区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 这无形之中弱化了其国家认同, 加之两大语区的政治人物之间缺乏互信等原因, 导致2007年和2010年的国会大选结束后, 荷兰语区和法语语区政客围绕组建联合政府引发了矛盾, 造成了比利时国家分裂的政治危机。[34] (四) 国家认同建构基于妥善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 对于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 社会成员不仅存在基于民族身份的民族认同(ethnic identity),也存在基于国家身份的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两者既有基于共同利益的总体一致性, 也有基于各个民族独特性所导向的张力。这种张力是持久存在的, 尤其在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会更加凸显, 极易造成民族认同超越国家认同, 引发社会矛盾, 甚至是民族分裂主义危机。因此社会整合的核心问题在于处理好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 通过采取相应的政策, 化解两者之间的张力, 强化国家认同。 西班牙在1978年颁布的《西班牙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建立在西班牙民族国家(nation)的不能分解的整体基础之上, 它是所有西班牙人(Spaniards)共同和不可分割的祖国”, 明确宣示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为强调民主和人权等, 西班牙中央政府对各民族地区强化本民族认同、弱化国家层面认同的行为姑息纵容, 对加泰罗尼亚地区不断上升的认为加泰罗尼亚民族就是“国家民族”的舆论和行为没有及时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出现了中央政府坚持本国不存在多个可以独立建国的“国家民族”, 而各地方自治区却认为西班牙是由多个“国家民族”构成的多民族国家的奇特现象, [35]这种国家层面认同和民族层面认同之间张力的欠妥当处理, 导致了2017年10月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单方面宣布“独立公投”, 公然违背宪法, 破坏国家团结统一。 英国政府为了缓解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紧张关系, 给予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不同的自治权利。二战后随着独立运动的推进, 苏格兰逐步取得了发行独立货币、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拥有独立司法和教育系统等权力[36], 并于1997年取得了设立议会及拥有浮动税收的权力[37], 自治权力越来越大, 几乎掌握了除外交和军事以外的所有权力, 分离势头和独立倾向愈演愈烈;对于北爱尔兰, 1998年英国政府与其签署了《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协议中英国政府同意北爱尔兰建立拥有立法权和行政权的议会, 并规定, 除英国议会保留部分权力之外, 移交给北爱尔兰教育、卫生、住房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几乎所有的政策权力。[38]英国政府的本意在于通过权力下放增进大不列颠认同, 但实际上这种民族权力的扩大、民族认同的强化导致英国民众身份认同窄化问题更加突出, 英国人纷纷以自有民族自称, 尤其随着英国脱欧和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发展, 这些区域中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不认同自己是“不列颠人”, 而认同自己是苏格兰人或者北爱尔兰人[39], 导致事实上的民族认同高于国家认同, 国家认同建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尽管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但两者并不是零和博弈关系, 而是可以通过采取有效的政策手段进行调和, 从而实现统一。哈贝马斯认为, 后民族主义的集体认同, 在国家层面不能再依赖民族性认同, 过分地强调民族同质性会对多元的现代社会产生撕裂效应, 也会危及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在国家认同层面上, 他主张放弃对民族认同的依赖, 建立起以宪法爱国主义、共同的政治文化为肌体的现代集体认同。[40]作为一个移民社会, 美国在强化国家政治认同的过程中, 允许国内各民族在效忠于美国的大前提下, 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和开办本民族的学校等, 力图使多元的民族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美利坚民族文化。美国在建构美利坚民族的过程中通过建构公民国家, 逐渐实现了公民权利与民族权利相分离, 通过对公民个体权利和自由的法理建构而营造出公民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可。[41]这种强化公民身份、弱化民族身份的政策模式目的在于淡化民族认同的同时强化国家认同, 不仅有效地保护美国各民族人民的政治权利, 而且有利于强化美国民众的公民身份意识, 增进国家政治认同。由此可见, 不同的政策会对国家认同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