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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国际经验看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政策路径 民族国家作为当今世界最基本的政治分析单位和国际关系行为体, 是由一个或多个民族基于共同的国家认同而建立的主权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 各民族国家都在通过各种手段传播主流文化、夯实认同基础, 增强民族国家的凝聚力, 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 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对上述多民族国家建构国家认同的维度进行综合观察和深入分析, 对我国建构国家认同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一) 国家认同政策体系建构需复合型建构手段 国家认同的建构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种认同交互作用的产物, 因此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都会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对国家认同产生影响, 国家需要在这些方面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积极回应。在政治方面, 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在强化国家认同的同时要采取政策措施重视和保护其他少数民族的政治利益。否则排挤和忽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利益, 容易导致这些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降低, 从而引发民族矛盾和民族冲突。在经济方面, 需要采取一定政策和措施, 甚至通过实施相应的优惠政策来调控各民族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否则民族之间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拉大, 导致一些民族产生“相对剥夺感”, 并滋生对国家一体性的抗拒, 削弱国家的合法性地位, 导致国家内聚力弥散化。在社会方面, 需要搭建平台和渠道, 进行有效的社会整合, 防止因民族聚集而导致民族意识强化, 国家认同感下降。在文化方面, 国家在强化一体化的同时, 需要尊重、保护和发展其他民族文化, 简单地以强制手段推行主体民族的文化成为主流文化, 压制或同化其他民族的文化, 可能会加剧民族之间的矛盾, 降低国家认同。所以, 加强国家认同, 需要逐步地建构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 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为一体的政策, 并持续建构成为一个政策体系。 加拿大在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除了采取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体系以外, 还采用了各种政策机制, 如承认并包容差异的非均衡联邦制度、统一平等的社会政策、促进联邦共同发展的地区平衡机制、协商民主性质的行政联邦制、承认和尊重印第安人的自治制度[42]等一系列政策制度, 形成了与传统的一元化建构完全不同的建构国家认同的加拿大政策体系模式, 增进了地方文化的包容度, 凝聚起对国家的向心力, 化解宪法危机、避免民族分离, 实现了国家统一。 (二) 坚持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政策价值取向 公共政策是“当局对价值的分配”, 反映政府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理念。不同的价值取向产生不同的政策及政策效果。公共政策承载着促进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功能, 因此, 多民族国家制定政策的核心价值命题就是增强国家凝聚力, 促进国家的统一和发展, 解决国家认同问题。美国的民族政策大体经历了盎格鲁一致性、熔炉论、文化多元论等阶段, 但无论是“高压锅烹制同化”还是由“高压锅”转变为“熔炉”, 都是强调要求原住民及外来移民抛弃原有传统文化或母国文化, 相互交融、磨合, 并快速美国化, 以此增强基于共同主流文化价值观之上的凝聚力, 增进国家认同。[43] 值得注意的是, 在追求国家认同时, 采取简单的一国一族策略, 强制隔离、歧视、迫害甚至族群灭绝的政策是不可取的, 这类政策在全世界已经普遍被唾弃了。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是如何促进国家认同的同时实现各民族和平相处, 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一方面, 民族国家通过政策制度促进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和忠诚, 把国内各民族塑造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凝聚力的国家民族, 另一方面又需要国家承认和保护不同族裔的基本权利, 实现国家认同与内部民族认同的协调和统一。如果国家采取过多侵犯少数民族正当利益的政策, 就可能引起民族成员的不满从而与政府抗争, 导致国家认同危机, 甚至触发国家分裂的危险。因此一些多民族国家选择了多元文化政策。尽管多元文化政策目前存在一些争议, 但是在一些国家的运用是成功的。瑞士通过多元文化政策不仅维护了各民族的利益, 而且成功地维系了各民族对国家的认同, 保持了国家稳定。在美国, 尽管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政策对国家认同形成了挑战, 但由于各民族利益和文化都能得到切实的维护和尊重, 不会从根本上瓦解建立在“美国信念”之上的国家认同。当然, 瑞士和美国的多元文化政策也存在自身的问题, 但其总体上来说, 其在国家认同建构方面还比较成功, 究其原因, 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高度发达的经济水平, 富裕的经济状况为国家认同提供了很大的支持, 而且瑞士和美国都有着较强的主流文化, 加上国民受教育水平较高等因素的影响, 协力提升了国家的凝聚力水平, 促进了社会有机性和整体性的提升。 (三) 坚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认同路径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认为, 国家建设成功的关键在于并行发生的民族建设, 民族建设的本质在于创建基于民族传统、符号、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共同的文化习俗而产生的民族认同。[44]福山这里所指的民族认同是国族层面上的国家认同。在当今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 国家认同的成功建构不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国家主权和政策措施的适时建构和引领, 更需要自下而上的存在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经由普通人的一言一行来实践。通过上下联动的政策组合路径, 实现认同政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顺利贯通, 实现建构力量的里应外合。 具体来说, 自上而下的认同路径主要是国家的精英集团通过国家立法、政策制定、塑造国家民族等手段, 树立国家的合法性权威, 增进国家认同。其中, 大众传媒发挥着关键作用, 大众传媒通过传播主流社会价值观, 促进广大民众吸纳主流社会文化, 从而塑造国家意识, 凝聚民族认同, 增强与全球化相抗衡的力量。美国通过好莱坞电影等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产品来宣传国家认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自下而上的建构路径则很多的隐藏于普通人日常生活之中, 例如日常生活中所固有的语言习惯, 人们通常广泛使用“我们”“你们”“他们”“我国”“外国”等进行不同的认同区分。日常交谈最终不断增强人们的国家归属感, 有时人们甚至会忽略日常交谈的影响, 但它却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作用。[45]这种自下而上的认同路径更容易使各民族之间增进深层次的认同感, 有利于促使全社会实现从价值认同到自觉践行的飞跃。 (四) 根据政策效果适时地调整政策内容 公共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而是动态发展的, 伴随着新问题和新实践的出现, 为了避免政策滞后性而导致的政策危机, 必须要适时地对政策的特定环节和内容做出应对性的调整, 使政策的实施方案和流程得以发展、完善和优化。当然在调整的过程中既保持政策定力, 又适时预调微调, 稳中有变, 变中求稳。尤其在多民族国家中, 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 国家认同政策会随着政策环境、社会需求、政策理念等因素的变迁而改变, 其制定、实施及演变过程较为复杂。若仅仅以“国家认同”为由, 强制推行各种同化政策, 一味用强制政策手段难以达到国家整合的目的, 应该结合国家具体实际, 根据政策实践效果, 不断调整政策内容, 制定符合地区和民族实际的民族政策, 切实保护他们的各项权利, 才能建立起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政府信任感, 实现国家认同, 从而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 加拿大的公民教育政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发展需求下, 呈现出与国家认同总体思路的动态呼应。为了摆脱殖民统治的影响, 重塑国家身份, 1947年加拿大政府颁布了《公民法案》, 其中赋予了加拿大移民与本土公民同等的法律地位, 从而确立加拿大认同;随着少数民族意识的觉醒, 双元文化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1977年加拿大政府在1947年《公民法案》的基础上又重新颁布了《公民法案》, 以确认获得加拿大公民资格是一项普通的权利而非特权;随着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加拿大政府分别于1998年、2000年、2002年和2009年对《公民法案》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 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以强化公民资格, 增强加拿大认同。 美国在建国初期, 为了尽快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对原住民印第安人和非英裔外来移民实行语言同化政策。20世纪以来, 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 为了缓解民族矛盾, 维护社会稳定, 于1968年颁布了《双语教育法》, 实行双语教学。之后在1974、1978、1984、1988、1994等年度对《双语教育法》多次修订, 但其基本目标是帮助英语水平有限的学生提高英语水平而不是提高其母语水平。随着少数族裔语言学生的迅速增长, 诸多议员认为双语教育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遂主张实行唯英语行动, 于2002年颁布《英语习得法》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十款法律条例中的第三款) , 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族裔学生尽快掌握英语, 融入美国主流价值观。2015年奥巴马政府在对《英语习得法》继承和修订的基础上颁布了《每个学生都成功法》, 更加强调学习英语的重要性。总之, 从建国初始, 美国一直将语言政策作为政治整合和国家认同建构的重要利器, 给予高度关注, 并针对不同时期的不同诉求进行适时的调整。 结语 国家认同作为多民族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体现, 是一个国家获得长治久安的必要条件。从国际经验上, 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文化价值观、有机的社会整合和妥善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是国家认同建构的四大关键维度。以国家认同为核心的认同政策体系, 需要采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四位一体”的复合型政策手段、始终保持在客观效果上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政策价值取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以及根据政策效果适时调整政策走向的政策路径, 从而达到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团结的总体目标。 在全球化时代, 国家认同建构问题是所有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战略性问题, 各个国家也在各自不同的政治社会语境下采取各种积极的对策, 这些政策措施既有依据不同社会条件的差异, 也有共性与普遍意义。反思这些经验的真正意义, 还在于为我国的国家建设和国家认同建构提供一种智识和制度上的借鉴或批判性参考。 当前, 处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中华民族, 其共同体意识已经从“自在”转化为“自觉”。然而, 无论从国家发展的战略愿景, 还是从当前所处的客观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现实来看, 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变局, 亟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置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局之中予以审视和谋划, 需要多维度、多方位梳理、创新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实践逻辑, 并充分反思国际上多民族国家的经验教训, 促进族际之间的有效整合, 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的有机性的团结意识, 全面提升国家凝聚力, 使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