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刘裕是魏晋南北朝历史发展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北伐鲜卑族建立的南燕和羌族建立的后秦以及消灭西蜀等言行,集中体现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其时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内政外交态势为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土壤,以收复中原为目标的“平齐”、以天下一统为目标的“当取关、洛”思想及以册封为主要形式的羁縻思想是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立足现实、目标明确和务实管用是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三大特点。刘裕民族关系思想在巩固政权、开疆拓土、强化一统意识、协调民族关系等方面发挥了应有的指导作用,但他在灭南燕和后秦过程中的一些残暴做法应当予以彻底否定。 关键词：刘裕; 民族关系思想; “平齐”; “当取关、洛”; 册封; 终极目标; 作者简介：崔明德,男,烟台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民族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中国文化史及中国民族理论与政策; 杨秋红,男,烟台工贸技师学院讲师,主要研究中国民族史。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南北朝民族关系思想研究”(18AMZ005); 刘裕是东晋至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南朝刘宋开国皇帝。目前,学术界已对刘裕的家世、政治军事集团的构成、用人政策、文化素养,以及刘裕与刘毅之争、刘裕与天师道的关系、刘裕对佛教的利用和对节俭的倡导及两次北伐等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对刘裕的民族关系思想,迄今尚无专文予以系统探讨。本文拟对此作一个初步梳理。 一、刘裕民族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实践 1.以收复中原为目标的“平齐”思想。 “平齐”思想是刘裕第一次北伐的核心思想,目标是消灭南燕政权,收复中原地区。刘裕何时产生了“平齐”念头?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南燕的不断挑衅加快了刘裕“平齐”思想的形成并立即付诸行动。 南燕是由鲜卑族慕容德所建立的政权,其主体民族“鲜卑负众,僭盗三齐,狼噬冀、青, 虔刘沂、岱,介恃遐阻,仍为边毒”[1]。慕容德死后,其兄子慕容超继位后,“前后数为边患”[2]。东晋义熙五年(409年),慕容超在朝会群臣时,感叹“太乐不备”,便商量抢掠“晋人以补伎”。当时领军将军韩倬就公开反对,慕容超却说:“我计已定,不与卿言。”不久,慕容超就派慕容兴宗、斛谷提、公孙归等人率领骑兵攻取宿豫,“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3]。同年二月,南燕又“大掠淮北,执德宗阳平太守刘千载、济南太守赵元,驱掠千余家而归”[4]。 南燕的狂妄和对东晋的侵扰,给了刘裕北伐的借口,促使他立即将“平齐”思想付诸行动。义熙五年(409年)三月,刘裕上表北伐。当时许多大臣都提出了反对意见,只有左仆射孟昶、车骑司马谢裕和参军臧熹认为北伐一定能够成功,坚决支持刘裕北伐。四月己巳,刘裕指挥舟师从建康出发,不到一年,就消灭南燕,平定齐地。 刘裕“平齐”思想及实践之所以会取得圆满成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刘裕对南燕鲜卑民族习性的准确把握。 刘裕北伐前,有人议论,鲜卑南燕如果不占据关隘大岘,必然坚壁清野,固守广固城,这样就会断绝晋军的粮草,刘裕不但不能消灭南燕,反而难以顺利撤退。刘裕根据鲜卑人的习性,断定南燕绝不会清野固守。果然不出刘裕所料,刘裕率军过了大岘之后,看到苗稼布于野,南燕并没有坚壁清野。刘裕正是依靠这一准确把握,解除了粮草不济的后顾之忧,稳定了军心。 第二,刘裕了解鲜卑民族的作战方法,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 刘裕十分清楚,南燕将其放过大岘是为了发挥鲜卑人的骑兵优势。在慕容超看来,刘裕所部“远来疲劳,势不能久,但当引令过岘,我以铁骑践之,不忧不破”[2]。刘裕采取了以战车相连为主攻、轻骑兵游击为辅助的应对措施,“众军步进,有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车悉张幔,御者执槊,又以轻骑为游军”,取得了良好效果,“斩其大将段晖等十余人,其余斩获千计”[3]。当时,慕容超指挥南燕铁骑万余,但敌不过刘裕的“车四千乘”,“燕众大败”。刘裕“抚纳降附,采拔贤俊,华、夷大悦。于是因齐地粮储,悉停江、淮漕运”[3],为彻底消灭南燕做好准备。 第三,刘裕妥善处理好与羌族人建立的后秦的关系。 早在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年),刘裕就派遣使者向后秦求和,“且求南乡等诸郡”[5],后秦主姚兴很痛快地答应了,将南乡、顺阳、新野、无阴等十二郡割让给东晋,从此双方保持了较为和平的友好关系。但到义熙三年(407年),慕容超因其母亲滞留在后秦的缘故,派韩范出使后秦,“称藩奉表”[6],公开向后秦称臣。这对东晋是一种牵制。果然,南燕被围困的时候,便遣使向后秦求救。南燕君臣做了这样分析:“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与我分据中原,势如唇齿,安得不来相救!”[3]这种分析确实有几分道理,后秦首领姚兴果然派出使者警告刘裕说:“慕容氏相与邻好,今晋攻之急,秦已遣铁骑十万屯洛阳;晋军不还,当长驱而进。”[3]而刘裕正确分析了羌族后秦、匈奴大夏和鲜卑南燕之间的关系,认为后秦正忙于应对匈奴大夏赫连勃勃,无暇帮助南燕。当时刘穆之对后秦和南燕的联合非常担忧,认为刘裕对待后秦使者这件事不够慎重。而刘裕却准确地判断了后秦的企图,充分体现了刘裕对北方诸民族关系的准确把握。 第四,东晋与南燕积怨已深,为刘裕北伐“平齐”提供了借口。 早在元兴二年(403年),南燕大臣高雅之、韩范就建议其主慕容德袭取江北之地,因为当时东晋桓玄时期还比较强盛未敢动手,之后南燕数次寇略东晋。至义熙五年(409年),东晋政局已经比较稳定,刘裕已成为东晋的实权人物正想借北伐以树立权威,南燕这时骚扰东晋无疑是撞在了枪口上。 第五,南燕上下离心,危机四伏,为刘裕顺利“平齐”提供了有利条件。 南燕主慕容超喜欢猜疑、滥杀无辜,激起了朝野上下的不满,引起了统治者内讧。史书记载,慕容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7]。慕容超又喜欢“变更旧制,朝野多不悦;又欲复肉刑,增置烹轘之法,众议不合而止”[8]。权臣公孙五楼想独揽大权向南燕主慕容超进献谗言,致使侍中慕容统被杀,左仆射封嵩被车裂,北地王慕容钟投奔后秦,征南都督徐兖扬、南兖四州诸军事慕容法、徐州刺史段宏、西中郎将封融投奔北魏。正是由于南燕的腐败和丧失民心,为刘裕顺利“平齐”提供了有利条件。刘裕北伐时,齐地民众给予了大力支持,“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以千数”[2]。在“平齐”思想指导下,刘裕打败并消灭了鲜卑族建立的南燕,夺取了齐地,为收复中原迈出了重要一步。 (责任编辑：admin) |